关于李雪健个人资料简介我想说我，蓝眼珠白胡子，演了40年老外，其实是山东人，曾和刘德华搭戏

徐亚洲/口述

Phyllis/撰文

我叫徐亚洲（@演员徐亚洲），今年73岁了，是一名老年特型演员，大家都形容我是“外国人专业户”。很多朋友可能不记得我的名字，但一见我的脸就觉得面熟。

我一共参演过150多部影视剧，《康熙王朝》里的戈尔尼、《倚天屠龙记》里的波斯使者、《新还珠格格》里的郎世宁，都是我曾经扮演的角色。

我演老外算是本色出演，一般不用怎么化妆。

人的外貌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我父亲是中俄混血，母亲是纯正的俄罗斯人，所以我身上有四分之三的外国血统。不过奇怪的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其他几个孩子的中国血统也很明显，唯独作为老三的我蓝眼睛、白皮肤、高鼻梁，完全像是一个俄罗斯人。

我小时候的照片，一头小小卷毛，看上去就和中国娃不一样。

说起我们家的经历，离不历史上“中东铁路”的建造。当年，我爷爷在中东铁路局工作，这条铁路线从中国东北出发，绵延至西伯利亚，不仅串联了欧亚两片大陆，也将我爷爷这位山东昌邑汉子和一位俄罗斯女人连接在了一起。她，就是我的奶奶。

我爷爷奶奶究竟是怎么认识的，老人们很少跟后辈提及，我只记得奶奶是个特别慈善，又很爱美的俄罗斯老太太，总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几个孙辈穿好看的衣服。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青岛八大关别墅群，家里有两台相机，奶奶每到周末就会拿着相机带我们去逛公园，拍好看的照片。每次走在路上，当地人总是对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她丝毫不在意，还把带去的食物分给有需要的人。

我小时候（右一）和爷爷奶奶的合影。

奶奶一共生了两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大，他16岁就出来开车赚钱，养家糊口。那时候的年轻人能开车就挺厉害，他每个月挣75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养活了我们一家五个孩子。

我母亲是1924年生人，来自沙皇时期的贵族家庭。14岁那年，母亲跟着我姥姥来到青岛，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我父亲，两个人自由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在中国过了一辈子。

小时候在家里，长辈们会用俄语和我们交流，不过后来不怎么用得上，等我长大就差不多忘光了，只剩下一口地道的“蛤蜊味”青岛话。

左一是我，右边是姐姐和哥哥，我们穿的衣服和其他小孩也不是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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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们家从八大关搬到了海洋大学附近。那时候我很调皮，在学校里又因为长相特别，没少被同学欺负，心里不服气，我就和他们干架，时间长了变得不那么爱上学。

因此，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刚出来时，我特别激动，想着总算不用上学了，还能脱离家庭的约束，别提有多开心。只是那时，我和同行的其他10个人谁都不会想到，从经历上山下乡到成为插队知青，我这一走就是十二年，青春全部卷入了这场浪潮。

那是1964年的9月30日，我们坐着汽车前往下乡插队的烟台市海阳县书院村。当年我还不到16岁，是一车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路上，我们这群天真烂漫的城市青年欢声笑语，将农村想象成一幅田园牧歌的画卷，任凭那辆解放牌卡车带着我们盘旋过一个又一个山坳。

起初男孩们还会拨开车上临时搭建的帆布棚子，好奇地向外张望，最终，所有人都伴着车轮的颠簸沉沉睡去。从小到大，我们谁也没经历过这么远的跋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们拖着满身疲惫，在贫下中农震耳欲聋的欢迎锣鼓声中进了村，却被眼前的景象和人惊得说不出话。

下车之后，面前是黄土翻滚的沟沟壑壑和破旧不堪的土坯房，一群青壮男子穿得破破烂烂，妇女儿童看上去也面容枯槁……村民们并没有因为我长着一副外国人的脸就拥上来围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三里地外的一个村就有从俄罗斯嫁过来的媳妇，所以大家对我也见怪不怪。

海阳县书院村，照片上的老房子是我当年住过的知青宿舍。

进村第一晚，村民们甚至没来得及给我们腾出住的地方，让我们十几个知青挤在一处原本用来存放棺材的屋子凑合一晚。这可把我们几个小孩吓得够呛，三五个抱在一起。房顶上的缝隙肉眼可见，屋里不断冒进来嗖嗖的冷风，我们一宿没睡，同行的女同学吓得一直哭，农民看实在没招，回家扒拉了半天，带着半袋花生米回来给我们，说“哄哄吧，别让她们哭了”。

艰苦的物质环境让我们心里有点情绪，不过内心还是很火热的，觉得我们应该到农村去劳动，跟贫下中农一起滚一身泥巴。书院村虽然穷困，好在土地肥沃，我们很快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什么农活都学一点，挑粪、种地、烧砖、喂牲畜……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农活我都干了个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送粪，将牛棚中一层层的牛粪起出来，装车运到地里。冬天的山坳坳里，牛粪冻得跟铁板似的，我们用镐刨，用锨铲，掺着粪渣的冰花不时溅到身上、脸上，但谁也不在乎。

农活又苦又累，但我们胜在年轻，一上炕就能睡，第二天又精神抖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劳动中，我们慢慢褪去了城市小青年的五谷不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都变得勤劳起来。并且，年轻人天性使然，年轻气盛、干活不服输，时常还要比一比赛一赛。

重回海阳县书院村，我和老乡合了张影。

只不过，农活再苦再累还能忍受，但填不饱肚子的苦实在难熬，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上少年顽皮天性的驱使，苦中作乐的我们便打起了家禽的“歪主意”。

当时我和几个人的房子住在河边，总能看到有当地人养的鹅和鸭在附近喝水。要知道，那时候的我们天天窝头咸菜，肚里没食，口中无味，这几只大肥鹅可把我们馋坏了。但谁都知道，鹅在村里可是一霸，用老乡的话：“咱这儿狗都可以惹，但鹅不可以”。

鹅不敢抓，我们就盯上了鸭。一天农活后的傍晚，趁着鸭群游来喝水，我们几个男同学三下五除二、轻而易举地擒了一只鸭。顾不上庆祝，一溜烟小跑提着鸭找了处没人的洼地，生火、烧水、褪毛，神不知鬼不觉，美美地吃了一顿。后来回想起来，心里真是内疚极了。

还有次村子里死了一头驴，听说死驴肉价格便宜，我和另一个知青凑钱了1块5毛钱，买了5斤驴肉做下酒菜。那时候能有肉吃是很幸福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去山上找花生，自己挖出来炒了以后下酒喝。

我从青岛走的时候，一口酒都不会喝，但乡下的日子确实无聊，年轻人总想找点事情打发时间，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喝酒。当地人以种红薯为生，一年一个人能分1000多斤。那时候我们冬天吃红薯，夏天吃红薯干，还把富余的红薯用来酿酒，我们常喝的就是这种红薯酿的白干。

当年和我一起下河抓鸭子的少年，如今我们都成了白发老人。

当地农民特别淳朴，一直待我很好，甚至没有因为我容貌和别人不同而盘问我的身世。有位大婶知道我们这些知青不容易，经常会在家里做了好吃的招呼我们去吃。后来，我们知青都分散住进了当地村民家里，我碰巧被安排进了那位大婶家，生活上很受照顾。

时间在这座小村里缓缓而过，时间到了1977年，距离我来书院村已经十个年头，有不少人陆续返城，留下的人则大多感到精疲力尽，生活无望。那时候讲成分，虽然我家的成分是工人，但因为我母亲是俄罗斯人，被认为有海外关系，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回城。面对这样的生活现实，我困惑、迷茫，不知如何处理，觉得日子很不好过。

在这种巨大的孤独与荒凉中，我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常常迷茫地问自己，“真的要一辈子当农民么？”无助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要不死了算了。人在意志低沉的时候就会想家，我特别想妈妈，我妈从小对我特别好，我走以后她还偷偷地每月给我寄5块钱。每每想到她，我就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很想回家看看。

有天凌晨趁天没亮，我在黑暗中踏上了去青岛的路。从书院村回青岛路途不算特别远，两地相隔100公里左右，坐汽车买票就是七八毛钱。但作为挣工分的知青，哪有那么多闲钱，于是我选择了更冒险的方式——扒火车。

我先走旱路进城到了莱阳，然后迂回在火车站附近，守着铁路上开往青岛方向的列车，伴着着隆隆的车轮声，我感觉自己像是铁道游击队的勇士。几次扒下来就驾轻就熟，我有时候扒货车，有时候扒客车；有时候扒在里面，有时候扒在外面；有时候扒在车皮上，有时候扒在两车皮的连接处……

发现这件事可行后，每每想家我就偷偷扒火车逃票。当时对我们知青也没有管得特别严，我就这样又撑了几年，熬到1978年底，回城的事终于有了转机。有天我收到一封调令，组织上要派遣我去青岛交通局当临时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我母亲找到青岛外事局，再辗转劳动局去协调帮忙，这才允许我回城。

我年轻时的样子，当年的好多老照片都在后来搬家中搞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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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时，我已经是当地最后一位知青，能回城心里非常感激。虽然已经30岁了，但我还年轻、体力好，想到未来能有个工作自食其力，我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并且，基层的艰苦生活极大磨练了我的性格，什么苦活累活都经历过，干什么都不在话下。

回到城里后，我被交通局分配到煤场当装卸工，每天和煤炭打交道，每个人一天少说要运三四十吨煤。而我在农村喝酒的习惯始终没改掉，后来果不其然酿了一场大祸。

有天晚上我和煤场司机喝酒喝得烂醉，在开车回家路上，司机竟然一不小心把车径直从铁路桥上开了下去，直直翻进了河里。那场车祸过后，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头上缝了一百多针，在医院里躺了四个多月，还因为伤到了食欲神经吃不进饭，一吃饭就头疼。

母亲担心我再这样下去命都没了，再次辗转找到青岛外事处求援，最后通过省厅特批，先是把我转院去济南治疗，最后又送到了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母亲一直陪我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我总算调理好了身体。

老人们总说“福祸相倚”，这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大抵应验。我在上海华山医院治病的那段时间，认识了一位从北方来看病的哈尔滨女孩，同是异乡漂泊人，我们聊得很投缘，后来这女孩就想着，把她姐姐介绍给我认识，再然后她的姐姐就成为了我的爱人，我们1981年正式结婚成为夫妻。

我和妻子、女儿的全家福。

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还不止这场相遇。治病结束后我回青岛休养，谁也没想到一次上街买菜的功夫，竟发生了改变我人生下半场轨迹的大事。有天下午，我正准备出门买菜，迎面走来一位穿军装的男士，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他一直在打量我，心里正觉得奇怪，没想到他先喊住我，冷不丁问一句：“你想拍电影吗？”

当时我们家住在青岛歌舞团附近，眼前这哥们儿就是青岛籍的原八一制片厂主任，正要去歌舞团找他爱人，当时八一制片厂在筹备拍摄一部影片，需要外国人，他看到我蓝眼睛、高鼻梁，一头黄卷发，于是主动找了过来。

在那个年代，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少，更别提有外国演员，看到我的模样他非常希望我能加入。但我心想，电影里的外国人全都没好人，那可不行。对方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犹豫，就动员我回去再想想，可以找天去他家里喝酒。 后来在老哥的一番游说下，我开始了演员的第一次尝试，这一开头就再也刹不住车。

在电影《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和副导演的合影，那时我入行不久。

刚开始的时候，我接的都是不需要台词的群演，大多是出演美国大兵之类的角色。那个时候大家特别认真，把每一部电影当作艺术来对待。即便是像我这样没有台词的小角色，也需要全程跟着剧组，到体验角色的真实生活。

1979年的《飞虎》是我第一部参与群演的电影，我扮演联合国38军中的一员，我们这群演员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在军事基地生活，在张家口待了四个月。那会儿全是这种抗美援朝的戏，我们拍戏也没有片酬，一天三毛钱补贴，拿着全国粮票，自己带饭盒去打饭。剧组也没有场工，有什么活儿所有人都一起干，所以大家在一块非常开心热闹。

拍摄战争片时我和其他演员的合影，所有人都穿着军装。

1982年的《战地之星》是我第一部担任主要角色的电影，在这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中饰演一个美军上尉。虽然导演魏龙是我的山东老乡，但最初接到邀请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忐忑。

之前我演的角色大多是不需要台词的群演，而这次戏份重、台词多，我的青岛口音又很重，普通话都说不好。那时候拍片都是用胶片，一条片子没用好，就等于浪费好多钱。我既要考虑普通话发音，又担心表情不到位，心理负担特别大。

电影《战地之星》宣传资料，我（图3-中）饰演美军上尉。

魏龙导演看在眼里，把我叫到身边：“别着急，不要去演戏，你就当作聊天”，慢慢在他指点下我才进入状态，后来陆续在八一制片厂拍了近十部电影。那一年是1983年，我从没有台词的小群演转变为操着一口青岛话出镜的反派，当年22岁的刘德华刚签约TVB不久，邓超还是个4岁的娃娃。

我16岁进农村，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读书，而拍戏这段职业生涯，在历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广度上，让我重新获得了被滋养的机会。

比如我参与的电视剧《为了一句话》，它的剧本来源于刘震云的获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内容的架构有点像《红楼梦》或者《清明上河图》，从全景式的角度呈现近现代中国人的流离人生，同时又包含了种种社会生态中的大人物小事件、小人物大事件，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和触动。

我在电视剧《为了一句话》中，扮演意大利牧师詹善朴。

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原本是一位剃头师傅，他自己花钱盖了个教堂，后来把教堂改成了学堂，期间因为生活不顺遇到了新的变故，他就骑着自行车出去，边剃头边传教。

后来我们几个主创在北京吃饭，李雪健、朱媛媛和辛柏青他们都在，当时我就问刘震云：“老詹传了一辈子教，为什么只传了8个徒弟? 这不应该啊”，刘震云回答说：“这是一种信念和精神，哪怕没有教徒，也要继续传教。” 这番话听得我很受触动。

因为长相宽厚仁慈，我经常在电影中扮演外国牧师的角色。

做演员，很多时候也需要这种精神。出道40多年，我一共拍了150多部戏，国内的大牌演员基本上都合作过。在这些演员中，我和港台的演员合作比较多，刘德华、梁家辉、陈小春、王祖蓝……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大家为什么都非常聊得来？是因为都很敬业，彼此对待工作的态度很一致。

2016年，拍摄香港导演王晶作品《王牌斗王牌》时，和刘德华的合影。

有位好莱坞演员就曾给我上过一课。原本到了拍摄后期一些单人镜头的机位，其实就不需要搭档出镜了，但这位好莱坞演员却坚持从头到尾和我对戏，他说“我们拍戏是用眼睛交流，我给的眼神和替身给到的感觉不一样”。每场戏拍完，不管是大主演还是小角色，只要是他搭档过，这位演员都会和对方拥抱，表示感谢。

有趣的是，刚开始到了现场，他怎么都不相信我是中国人，一个劲说“你肯定是欧洲人，你骗我”。最后我从口袋里揣出中国身份证，他才相信。因为我不会英语，我俩就准备一人带一个翻译，我说一句，翻译说一句。

我经常会和一些外国艺人合作，这是和阿根廷模特马赛乐的合影。

拍戏四十多年，该体验的我都体验过，如今我年纪大了，因为身体原因，现在基本不怎么接电视剧，偶尔帮朋友忙拍电影和广告，还去一些传媒学校新生们讲过课，基本上已经回归了我想要的平淡生活。

平时我就待在青岛陪家人，每天出门散散步，回来以后看看电脑、看看书，有时候打打扑克什么的玩玩，生活虽然比较单调，但我很享受退休生活。偶尔会和爱人一起，去女儿那儿帮忙带带孩子。

我和外孙女的照片，小小年纪的她已经和我一起拍过商业广告。

基因这个事情真的特别神奇，我女儿今年腊月生的二胎，那孩子特别漂亮，还长得和我小时候很像，出生就是一头小卷发，被朋友们说像秀兰·邓波儿。今年春节的时候，我还和家人开玩笑，一定要活着看到两个外孙女都结婚，等那一天我来给孩子们当证婚人。

1949年，我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下乡当知青，到回家乡青岛当演员，有了家庭，直到退休，这一辈子也没什么太特别的。

现在七十多了，我就希望继续平平淡淡地走下去，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就感，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赋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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