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桢现在有了新困惑:“职场女性为什么不敢怀孕?”她在节目中提到,自己认识的一位女合伙人怀孕期间没有休一天产假,分娩当天还在办公室工作,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才被送去医院。这位女合伙人分娩七分钟后,全组就收到了她回复客户的邮件。
梅桢
李浩源与李晨
何运晨
出租车龟速前进,梅桢向车窗外张望,雨越下越大。早高峰时段上海交通拥堵不堪,她眉头微皱,脸上满是焦急,不断翻看手机查找路线。她改变了计划,脱下后跟近5厘米的高跟鞋,在地铁站里狂奔,一头扎进拥挤的人群。上午10点30分,实习第二天,她迟到了三十分钟。
带教律师王剑峰递给李浩源一份文件,让他复印八份。李浩源在复印机前徘徊了一分钟,摸索这台机器该如何使用。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念到大四,他第一次自己复印文件。进入律所实习前,他有些紧张,又很激动,特地向在律所实习的同学请教了一番。
第一次课题发布后,何运晨在电脑文档里敲下了几页字,坐在对面的李晨才写了短短三行。李晨快速翻阅着资料书,叹口气,按了按脑袋。他有些头疼,倒数第一的成绩又令他心生沮丧。第二次课题要参与辩论,他熬夜记诵稿子,正式开始时依旧慌了神。接连两次职场表现不理想,他在带教律师面前哭了起来。
四位带教律师和八位实习生第一次聚餐,年轻的面孔显得拘谨而胆怯。他们不知道怎么分配座位,也不知道说什么来活跃餐桌氛围,言语行动透露着局促不安。笔挺的西装和精致的套裙,掩饰不住他们在职场饭局上的紧张。
实习生的悲喜被镜头一一记录,这些是职场类真人秀节目《令人心动的offer》(注:以下简称《offer》)中的场景。八位法学院学生通过在律师事务所为期一个月的实习生活,亲历撰写法律分析报告、讨论案件焦点、会见委托人、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和现场取证等律师工作,竞争两个留用名额。这些在职场历险的“小白”满怀期待,自然也充满焦虑。
“用有力感去消除这种无力感”
填报高考志愿时,母亲建议何运晨选择医学类专业——医生是符合他理想的职业。“能够与人交流,在交流过程当中,如果能够获得一些价值的实现,或者直接帮助到别人就更好。”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很遗憾,他与医生职业失之交臂,转而选择法律专业。在他眼中,法律与医学具有共通性。
何运晨的第一次实习从法院开始。他想体验朝九晚五的公务员生活,但发现这份工作并非如自己所期待。在具体法律问题的沟通上,法官不如律师和当事人走得近。成为律师的志向,在他心里埋下种子。此后,他的三次实习均在律所。真正接触法律工作之后,无力感却不时在他心头升腾。
《offer》第五期,带教律师们带着八位实习生走出工整的律所,深入安徽农村。实习生们分成两组,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
安徽农村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制度要为经济困难或面对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1995年11月9日,中国首家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次年12月18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根据司法部数统计,2018年,村居法律顾问的覆盖率已经高达99.9%。
何运晨组需要处理赡养义务纠纷案,得帮助两位年迈老人解决与儿子的矛盾。由于赡养费争议,儿子许久未曾探望老人,老人的诉求却正是希望儿子回家看看自己。这一天正值中秋,何运晨组拨通儿子的电话,试图让双方聊聊心结。自实习以来,这起纠纷案让他最深切地感到无力。
“我会发现很多家庭问题,法律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介入,没有办法干预家事运转。我越认识到这点,就会觉得自己原来对于法律的一种信仰可能太漂亮了。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何运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职场体验让他开始审视原先的主张与坚持,想法上更加务实。
李浩源也体悟到同样的无力感。在法院工作的朋友曾向他提及一桩三十年前的旧案,当事人是一位老奶奶,历经起诉、上诉和申诉,仍没有得到完满的判决结果,拿着卷宗不停叹气。朋友的讲述令他深有触动,但他仍旧表现得乐观:“等将来大家有实力的时候,用有力感去消除这种无力感。”
李浩源的父亲是一位法官,父亲的朋友中也有很多律师、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他从小听大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法律问题,潜移默化中多少影响了志愿选择。参与《offer》为他带来第一次实习经验,他相信走出书斋才能检验自己的所学所知,感受法律的生命力。“听别人讲,永远是别人的想法。但是,前方是什么?巧克力是什么味道的?自己打开盒子尝尝才知道。”
安徽农村法律援助
安徽农村法律援助
“我也很怕别人说我配不上”
何运晨曾在一个晚上向二十多家律所投递简历,寻求实习机会,几乎没收到回音。他本科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保送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攻读研究生。这次不美好的“海投”令他困惑:“不知道简历被刷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学校不够好,学校排名不如其他人?实习经历不够,经验不如别人丰富?”
教育部预计,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834万人。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就业环境却不容乐观,招聘依旧存在隐性歧视。近年,部分招聘信息会具体要求毕业院校和学历,比如毕业于985、211院校,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甚至要求硕士生和博士生本科也毕业于985、211院校。
中国曾有“五院四系”之说,是对五所政法院校及四所大学法律系的合称,它们的法律学科在中国法学教育界享有重要地位。“五院”指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注:现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四系”则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法律系(注:现均已改称法学院)。
何运晨认为,来自“五院四系”的同学或许在投简历、面试阶段有优势,但真正进入实习或工作,比拼的还是能力。“到了一个平台之后,其实大家更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干得漂亮。我遇到的人也鲜少说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天然的优越感。每一次工作干得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梅桢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因父母在国外经商,她高三便前往澳大利亚,19岁从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毕业,后来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回国读书。她感受到名校“招牌”在寻求实习、工作机会时的优势,但认为它是一把双刃剑。
“别人看到你是北大毕业的,肯定对你的期待会特别高,对你犯错的容忍度可能更低,如果犯了一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这个时候外界也会对你有一些质疑,然后自己就会把这些质疑声放大。我也很怕别人说我配不上。”梅桢说。
“她歇了,不一定就能再回来了”
《offer》第一期,梅桢便坦承自己已婚。她的朋友圈背景是和丈夫“b哥”的婚纱照,一袭白色婚纱,温婉动人。她长着一张“娃娃脸”,采访当天身着白色短袖衫和牛仔裤,紧张时大眼睛就眨巴起来。
生活中是太太,学习中是博士,工作中是律所实习生,三重身份该如何平衡?面试时,带教老师徐灵菱向梅桢提出这个问题。她的回答里,工作被放在首位。
“我有其他的朋友,她们的老公就觉得应该更注重家庭,先把老公照顾好了,你才能考虑工作。我的丈夫没有给我提出要求,挺支持我去工作,包括我读博,做什么他都挺支持我的。”梅桢的脸上掩藏不住幸福。
但梅桢有了新困惑:“职场女性为什么不敢怀孕?”她在节目中提到,自己认识的一位女合伙人怀孕期间没有休一天产假,分娩当天还在办公室工作,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才被送去医院。这位女合伙人分娩七分钟后,全组就收到了她回复客户的邮件。
梅桢担心怀孕会影响事业发展,而这是职场女性普遍抱有的焦虑。
2013年,papi酱(注:本名姜逸磊,在《offer》中担任加油团成员)考回中央戏剧学院攻读硕士,时年26岁。她曾计划继续攻读博士并在考博期间怀孕,因为顾虑怀孕影响读博士和写论文,又担心毕业后自己年近三十岁在职场上缺乏竞争优势,最后放弃了读博念头。她在节目中坦言,很羡慕梅桢能在26岁左右博士毕业。
Papi酱有一位朋友怀孕八个月,仍坚持工作,丝毫不敢停歇。Papi酱直接问朋友的老板为什么不让她休息。“她歇了,不一定就能再回来了。”老板淡淡地回应。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指出:“平均而言,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比男性高15%,而投入工作的时间比男性少9%。在步入婚姻后,女性相较男性而言,工作时间并未改变,但是投入家庭的时间却在不断增加。73.8%的职场人认为其所在公司高管中,大部分为男性;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这一客观因素仍然是女性区别于男性在晋升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最难以解决的因素。”
即便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已经达到35%,但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仍显示令人失望的事实:2019年,彻底消除性别差距所需的时间缩短为99.5年。如今,在卫生、教育、职场和政治等领域,男性和女性难以在有生之年实现性别平等。
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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