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差一步，姜文崩溃在1993

1995年，王朔在《大众电影》上聊他执导的《我是你爸爸》。记者问王老师：“中国导演里，你最欣赏的是谁？”

王朔提都没提冯小刚，他说：“当然我认为陈凯歌和张艺谋是最棒的。但如果我来做导演，我想成为姜文那样的，我觉得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必须独特。我没想到他会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成那样。”

最早想拍《我是你爸爸》的是张，老谋子还想找姜文演爸爸。可惜最终这事儿黄了。

那是1992年姜文去美国之前的事。

1992年3月，姜文作为世界青年杰出人才，应邀去美国做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到美国后，他没去迪斯尼和拉斯维加斯，而是跟那些他倾慕已久的导演、演员们挨个儿碰了面。从马丁·斯科塞斯到奥利佛·斯通，从伊斯特伍德到小道格拉斯，达斯汀·霍夫曼还带着他给他妈买了几身衣裳。

最对姜文感兴趣的是斯通，他问姜文：“我打算拍一个《毛泽东传》，你有兴趣来演毛泽东吗？”姜文说：“我太了解他了，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我。”

两人约好日后再续，可惜这事儿也黄了。

黄也无所谓，想必当时姜文的心思早不在演电影上。拍完《本命年》，他就对刘晓庆说：“我想去美国学导演。”刘晓庆说：“导演不是学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你要当导演趁早，有激情的时候容易出来作品。”

谢飞、田壮壮和张艺谋都撺掇他，姜文开始四处找好小说，先后看上过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和苏童的《红粉》，都没捞到版权。

就在这时，住他家马路对面的王朔漫不经心地丢给他一篇《动物凶猛》，让他回家没事儿读读。王朔当时是把《动物凶猛》当作压箱底的活，不愿轻易许人。

他是看准了姜文的大院背景。

那天夜里，在北三环东路西坝河的一栋楼里，姜文一口气看完了《动物凶猛》，激动得差点没睡觉。画面、声音乃至气味，都纷纷涌进了他的脑海。

王朔给姜文小说时，就有导演不知道怎么拍成电影。还有人说：“姜文拍不了这东西。”

多年后，姜文做客一档节目，阿忆也说：“你怎么想着拍《动物凶猛》的，不好拍啊。”姜文说：“那不是一首诗嘛。”阿忆说：“可里面有不少骂人的话。”姜文：“骂人也可以是诗啊，一个‘cao！’，千言万语都在里面。”

起初姜文想让王朔写个本子，王朔不干。当时他写剧本已经写恶心了，对他的创作欲有了极大伤害：“尤其害怕给有追求的导演写剧本，惨痛经历不堪回首。”王朔告诉姜文，这东西最好你自己写，从你自己心里长出来。

从美国访问回北京后，1992年5月，在西坝河那间6平米的小屋里，姜文一边听《乡村骑士》一边将思绪拨回到70年代，彻底与世隔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剧本。一个半月后，把6万字的《动物凶猛》写成了7万字的初稿，第二稿又写到了9万字。

王朔拿过剧本一看：“可叹我混了这么久，有时候确实欺世盗名。”

这就有了中国影史上那段著名的独白：

“那时候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1973年，10岁的姜文到了北京。6岁之前，他在唐山。解放前他姥爷在湖南开煤矿，国民党要撤退时，他姥爷被突击入党，结果留在大陆，被扣了四顶大帽子。直到姜文出生，他姥爷才被特赦放出来。

由于受不了帽子的压力，他姥爷的六哥跳井死了。一家人表面上高兴，其实心里都是委屈。姜文小时候觉得处处不如人家，老被人欺负。直到去了贵阳，天才亮了一点。

在唐山时，姜文常被带去看电影，什么《红灯记》《兵临城下》，纪录片《珍宝岛的故事》。到了贵阳，有一次他看到部队放映员对着墙倒片子，发现原来电影原理挺简单的，回家就猫在蚊帐里，拿剪纸小人和手电筒编打仗的故事。那时电影就是生活，整天跟人拽的都是电影里的台词儿。

到北京后，姜文住内务府街11号，在72中读书。那学校出过导演夏刚、摄影家孙诚和话剧演员濮存昕。在那儿，姜文遇到了英若诚的儿子英达。两人很快成了哥们儿，常去对方家里串门儿，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样，在屋顶上抽烟、弹吉他、唱苏联歌。姜文唯一没干的就是上街拍婆子，他年龄比玩伴儿们小，只能先看着。

这和王朔一样，年少时喜欢的都是姐姐。所以后来拍电影，姜文老是熟女审美，从宁静、陈冲到《邪不压正》里的许晴，少不了美轮美奂的屁股。

大院里的孩子皮，同样大院出身的马未都都说了，那时候打孩子，简直家常便饭。一天到晚楼道里都是孩子哭天抢地的声音。姜文自然也没少挨打，很多时候都睡觉了，他那脾气躁的妈就给他叫醒，一通乱揍。

少年姜文还听说了一件特别传奇的事：当时管理科长想把国旗挂上院内制高点，40多米高的烟囱，他自己死活不肯上去，结果是一个14岁的孩子爬了上去，并在40厘米宽的烟囱顶上走平衡木，一时风头无俩。

多年后，姜文把这个桥段拿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安到了马小军身上。

姜文从小模仿天赋过人，72中有部电话，他老趁着看电话的人不在跑去乱打。他给演《风火少年》的安振江打，一上来把电影台词给背一遍，安老师说您哪位别开玩笑，他又顺一遍，气得安振江破口大骂：“你他妈是中国人不是？”姜文还特会模仿赵丹，又给演员马精武打，人问您哪位，他学赵丹：“小马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981年，英达考上北大，姜文落榜。他正在家晃悠呢，英达说你不是爱看电影吗，不如去考电影学院试试。对表演姜文开始没当回事，小时候他在贵阳就上过舞台，演一个剧目叫《消息树》。在北京又经常跟英达去人艺看《茶馆》，前后看了二十多遍。

有一次他就说：“于是之长得不行，戏演的棒，看来演员可以不靠脸吃饭啊。”

在电影学院的考场，姜文演了一段《烈火中永生》革命烈士许云峰和特务头子的对话。老师让他回家等信儿，后来回信到了，上面写了八个字：

安心工作，安心学习。

姜文就知道没戏了。

英达还是鼓励他，找人艺老师给他辅导，第二年骑着自行车拉他进了中戏考场。当时考试要求穿球鞋，姜文穿布鞋，老师就说你还是别考了。幸亏有同学借鞋给他，不然又没戏。演完小品《火车上》，他又朗诵了一段契诃夫的《变色龙》。

本来由于形象不佳，有老师打算让他走人，中戏的张仁礼力排众议：“别看他长得不怎样，这么小就能把契诃夫的幽默感表现出来，这孩子悟性非常高。”

拿到通知书，姜文特高兴，回去拿给他妈看。老太太都没正眼瞧一下，指着旁边：“那儿有一盆衣服，你去把它洗了。”

事实证明，姜文确实与众不同，学戏的时候老爱问为什么，老师这么演，他问那我这样演行不行？改不了的是皮。编剧史航就说过，那时中戏男生闹腾，邻居很烦，要去投诉。姜文带着俩学生假装街道干部，跑邻居家走访了解情况，临走时说：

“相信组织吗？相信组织就别闹了！在这里签字，我给你们落实！”

还有个段子，也是史航讲的。说姜文和岳红搭档过一个作品，演一对要分手的情侣，来到小饭馆分东西，没钱吃饭，各自点了瓶汽水。喝完，姜文拿着俩空瓶子要去退，岳红不给，把瓶子擦了擦，装进包里。姜文一愣，立马想到一个动作：把自己的瓶子擦干净放书包里，然后才走。

史航说：“这是姜文演戏很骚很细的地方，一下子就表现出什么叫这男孩儿被女孩儿教会了要留下点东西。”

1984年，电视剧《末代皇帝》剧组找到姜文，打算让他演溥仪。

等了一段时间，一天碰见一同学，人家问他干嘛呢这一天天的，姜文说：“我在家等着演《末代皇帝》呢。”同学说：“不会呀，我听说都开拍了。”

姜文不信，跑去剧组一问，才知道剧组前后脚找了他跟陈道明，角色给陈道明了。

姜文说：“干嘛不给我演。”剧组说：“陈道明长得比你有观众缘，要不你演他弟弟？”

姜文拍屁股就走了。

然而世事无常，《末代皇帝》一拍就是四年。籍籍无名的陈道明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成天惦记着剧组的夜宵。等《末皇》播出，已经是1988年。而这一年，姜文主演的《红高粱》已经拿到了柏林金熊。

错过《末代皇帝》后不久，导演陈家林要拍电影《末代皇后》，于是找到了姜文。为此，姜文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翻了个稀烂。那时姜武跟他睡一个屋，根本没法儿睡觉，只要醒着，就要跟他聊溥仪。

片子问世，姜文果然崭露头角。谢晋导演问他：“我这儿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演。”姜文问谁呀。

谢晋丢给他一本《芙蓉镇》。

《芙蓉镇》的分量自不必多言，展现“文革”前后20年的历史画卷，人生跨度也不小。去谢晋家试戏时，姜文演了个结婚登记的小品，台词都是现编的。谢晋让他再来一遍，他又演出了不同的效果。后来谢晋又看他演的话剧，角色基本上就定了。女主角早定了刘晓庆，可刘晓庆当时演北影《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没有档期。谢晋就天南地北找别的女演员，姜文就天天陪着搭戏。

为了演好秦书田，姜文在长沙、衡阳访问了50多个“右派”，给秦书田写的人物传记比《芙蓉镇》小说还厚。有时候大半夜爬起来，跑去取景地给自己设计戏。

全剧组8个演员，姜文最小，点子最多。在《芙蓉镇》剧组，从服装、场景、动作乃至情节，不少都是姜文自己设计的。谢晋多大的咖位，也由着他折腾，只要演得好，就用。秦书田拿扫帚扫大街跳起华尔兹那一段，就是姜文自己精心设计的，最后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到了《红高粱》剧组，姜文还是那德行。一天到晚不睡觉，就想着怎么设计戏，迎娶九儿那一段“颠轿”就是他设计的。

夜里人家都睡了，他一个人还滔滔不绝跟那儿聊：“你说你们睡这么早干嘛？”

没拍《红高粱》之前，姜文遇到上影厂一个拍农村题材的导演，问：“哪天你给我安排一个角色？”导演听了微微一笑，意思是你姜文还能演农民？他是没想到，姜文为了演余占鳌，能在河边上游泳游一天，就为了把自己晒黑。为了拍闯九儿卧房那场戏，猛灌了自己半斤高粱烧，喝得两眼发直舌根发麻。

后来张艺谋也说：“拍《红高粱》的时候我不懂怎么把握人物，幸亏有姜文在，不然这片子绝没有呈现出来的那股自由狂放的劲儿。”

拍完《本命年》时，谢飞导演就说：“姜文肯定得自己拍戏，迟早。”田壮壮也劝他：“你快拍吧，拍了我给你演成了吧？”

只有陈凯歌对他说：“姜文啊，好的演员一百年出一个，你这么有天赋，还是专心演戏吧。”张艺谋说：“他就是要当司令官的人，当不了底下的兵。心气这么高，又那么有能力，你要让他不拍电影都不可能。”

《动物凶猛》来的正是时候。

可惜写完剧本后，一直没人给姜文投资。那时姜文已经不大瞧得上电视剧，一天看《编辑部的故事》，把饭烧糊了。正巧郑晓龙在筹备《北京人在纽约》，就把姜文请家里，让他看小说。姜文把小说拿回家，丢给他爸妈。他爸妈一晚上翻完后得出结论：

这戏你得去。

这戏最早也请了陈道明。1990年《围城》大火之后，陈道明92年带着杜宪在纽约进了剧组，杜宪负责做饭，陈道明负责开车。陈道明那叫一个野，开车不问路，而且哪儿都敢去。有一次陈道明拉着郑晓龙去机场接人，杜宪接到个电话，人家问陈道明什么时候回来，杜宪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要接的人都到了，他俩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

当时说好了，夫妻两人在戏里都有角色。合同都签了，但后来两人却辞演。角色最后就落在了姜文头上。那时候电影开始走下坡路，电视剧才是王道，没想到这一演，成了一个时代的标签。

1995年，陈道明又演了一部《上海人在东京》，然而珠玉在前，播出来没多大动静。

也是在纽约，还在给郑晓龙当副手的冯小刚见识到了姜文的厉害。当时剧组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小镇上，一天夜里，电视里播放《桂河大桥》的电影预告片。马晓晴，也就是在电影《顽主》里卖手绢跟葛优假装谈恋爱的那位姑娘，跟姜文起了一个争执。

马晓晴坚持《桂河大桥》里主演的名字叫大卫·里恩，但姜文说：“这里面没什么大卫·里恩，导演叫大卫·尼文，拿过奥斯卡，电影我看了七遍。”两人向学电影的摄影求证，摄影师站马晓晴，给姜文气个半死。

姜文说：“来，咱俩打个赌，谁要是输了，有权利对对方做任何事情。”

当时冯小刚和艾未未也站马晓晴，一帮人开车去曼哈顿，一个小时后回来看了带子。马晓晴脸“刷”地一下就绿了。

姜文是对的。

马晓晴走到姜文面前：“你赢了。”

姜说：“按约定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

随后，他让马晓晴坐椅子上，脸对脸冲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别跟人打赌，尤其别在电影上跟我抬杠。”

这个故事出自冯小刚，后来他说自己就落下个病根：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说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

不过，《北纽》火了之后，一直作为王志文粉丝的姜文他妈还是不怎么兴奋，扭头问姜文：“什么时候能请王志文来我们家坐坐？”

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能问世，夏雨能拿威尼斯影帝，电影能成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十部年度电影榜首，这都多亏了一个人，那就是刘晓庆。

姜文拉不到投资时，是她到处牵线搭桥，从香港的文隽和云南一个老板那里找来了钱。之前姜文去香港和万梓良合拍电影《狭路英豪》，文隽看了就爱，得知姜文拍片，举双手支持。两方面定金很快打到了北京。

姜文迎来了他的1993年。

为了找合适的演员，姜文煞费苦心，广告登到《北京晚报》和《新民晚报》，全国范围内找人，需要两个长得像他的演员，一个12岁，一个17岁。很快，画家秦生就接到了不少朋友的电话：“老秦，姜文招演员呢，你儿子长得那么像姜文，赶紧让他去报名。”

当晚8点，夏雨的资料被送到姜文面前。姜文赶紧把他妈也找来，老太太一看：“没错，跟你中学时一模一样！”

谁来演米兰呢？一开始姜文考虑过蒋雯丽，但估计觉得蒋雯丽偏柔弱了。顾长卫说我给你推荐一人吧，就把宁静请到了北京。宁静也没抱太大期望，试完戏听说剧组都开拍了也没接到通知。突然一天夜里，剧组打电话让她去一趟，宁静那天丢了一对耳环，正烦着呢：“试戏我就不来了啊。”

人说：“来吧，明天拍你的戏！”

正式开机的日子是1993年8月23日，那天是王朔的生日。现场贴了两行特别显眼的大字：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姜文说了几句官方讲话，请王朔上去发表指导思想。王老师多羞涩的人啊，红着脸说：“都挺不容易的，就这么着吧！”

更不容易的事还在后面。

开机之前，姜文把剧组的小演员都圈到北京郊区良乡，搞了一个月的封闭训练。不准带零花钱，不准跟家里打电话，早上六点起来做操，学革命歌曲，看苏联影片，训得有模有样。演员准备好了，剧本也下了功夫，提前研究了不少电影镜头，但第一次拍戏，姜文还有点懵。

开机第一场拍澡堂那场戏，于北蓓进澡堂子调戏男孩儿们，拍了足足三天，夏雨洗澡洗得皮都快掉了。

很快，姜文找到了一个独家拍法。

那就是不惜成本。

马小军送他爸走那场戏，剧本上就三行字，结果他拍了半个月，调动了20辆坦克，十多架飞机，一大帮群演，拍了差不多4个小时的素材。最后用到正片里的也就3分钟。小说里米兰那张令人心驰神荡的照片，他直接用电影摄影机给宁静拍了10万格底片，一千多个镜头，最后选出了一张。

《阳灿》结尾马小军在泳池里绝望的镜头，姜文拿四台摄影机反复拍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胶片。电影里所有广播的声音，都是找广播学院的人录的，开场那首“革命风雷激荡”的曲子，硬是请了80人的交响乐团和100人的合唱队重录。飞机重新刷过，马小军爬的烟囱重新刷过。无论颜色还是声音，全都要还原他记忆里那个味儿。

这拍法，姜文日后算是一条道走到黑了：拍《鬼子来了》动了48万卷胶片，4000多个镜头；拍《太阳照常升起》花1000万从云南到甘肃，一路动用几百种飞禽走兽，花30万拼了一个旧火车；拍《让子弹飞》光花絮剪下来就是3000个小时的时长。《邪不压正》周韵做制片，窦文涛问他：“预算超了怎么办？”姜文说：“什么叫预算啊？那拍电影就是请观众吃饭，你还算饭钱？”

但在拍《阳光》的时候，姜文是几度弹尽粮绝。没多久定金花光了，碰上一家公司撤资。剧组穷得只能一顿吃一个菜。很快，他们就到处赊账，以前去过景点也不让剧组进了。刘晓庆每隔一段时间就接到电话要钱，只回俩字儿：“打钱！”

王朔把积蓄砸了进去，制片主任连他爸的国债券都掏了出来。

这期间，王朔饰演“小混蛋”拍了一场戏，因为紧张烟瘾复发，大冬天拍夏天的戏冻得满脸鼻涕。在老莫那场戏，一帮军官把他往天上丢了一夜，后来大家累了，掉下来都没人接，要不是有人伸了一腿，王朔就残了。

第二天走出老莫，王老师的明星梦就碎了。年底饭局上，姜文精神萎靡，一个人问你还要拍到什么时候，有人开玩笑说：“片子已经改名儿了，叫《大约在冬季》。”

姜文差点急了。

再次见到姜文时，他对王朔说：“前两天刚喝醉，现在还难受。”

当时不少人等着看他的笑话。

你不是牛逼吗？这次栽了吧？

1993年，那是姜文个人电影史上最暗淡的日子。那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震惊世界，老谋子最好的片子《活着》也憋着一股劲儿，《青蛇》把徐克的电影美学推向了顶峰，周星驰献出了他无厘头的集大成者《唐伯虎点秋香》，李安在《推手》之后靠《喜宴》奠定了自己的位置，连刘镇伟也拉着拍《东邪西毒》的一帮人拍出来了个人生涯最高峰之《东成西就》。

而姜文，他在初冬寒冷的片场给冯小刚缝扣子，白天吃方便面，晚上睡两三个小时，体力严重透支。尽管如此，烧钱的速度仍将拍戏的速度远远甩在身后。

要不是后来刘晓庆想尽办法有拉来一笔投资，片子很可能活不过那个寒冬。

1994年1月，在无数次起死回生后，《阳光灿烂的日子》终于杀青。

姜文的1993年，就此落下帷幕。

坊间传闻，《霸王别姬》开拍之初，陈凯歌想找姜文演段小楼，姜文看了本子之后说：“我怎么就不能演程蝶衣呢？”

陈凯歌转身就找了张丰毅。

但在现实中，姜文就是程蝶衣。对电影他也是那六个字：不疯魔，不成活。

拍《鬼子来了》时，制片主任有个特点。平时大家讲话：“一二三四五…”，他不那样讲，他非要讲“一二三，三四五，五六七…”姜文问他结果，他跟姜文说过程，姜文问他过程，他要说结果。最后姜文直接把他编进电影，于是就有了那段“我出了村，过了河，我过了河，上了岸，我上了岸…”

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夏雨本来有段戏，他去人家里偷东西，拿起一样，特满足地说一句“嗦嘎”。拍的时候夏雨一直演不好。姜文就搂着他说：“你看这表这电视，它们什么都不是。”夏雨问，那是什么？姜文说：“你上中学有喜欢的女同学吧？你搂着我，好比你搂着她。你手还别闲着，顺着她脖子，顺着她的衬衣，你就往下顺。顺到你想顺的地方，这儿就是表，再往旁边，是那电视……明白了吗？”

夏雨听得脸红，演起来就出彩了。

可见姜文脑子里，电影和生活就没分开过。

从10岁到1993年，姜文在北京生活了20年。那20年里，他都还算挺顺的，也没碰过什么绝境。最大的挫折也无非是考电影学院失败和让他妈半夜拎起来打一顿。

陈道明先演了溥仪，他后演，结果他比人家还火。等陈道明火的时候，他已经去了柏林。干演员这事儿，在那个年代里，他是最顺的。偏偏在最顺的时候，姜文跑去拍了电影，一路负债，了了自己的心结。

1993年对姜文来说，好像是漫长的黑夜，但其实更像为新春而准备的寒冬。

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命运，说到底，其实是一个人在时间中的命运。很多人这辈子都要经历这样的时刻，熬过去的，活着，没顶住那一口气，自然就死了。

姜文牛，不仅牛在他顶了过去，关键是他明明能过春天，非把自己投向了漫长的黑夜。

说白了，人活着，不也就这点儿念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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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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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感谢大家花了这么长时间读完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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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1993，却有着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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