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泰国人专题之陈可辛的北上漂流：又叛逆，又合群

人物 PEOPLE

陈可辛

陈可辛的长发是在27岁那年临时起意。那像是一个心理补偿，象征着反击或是反叛。在那之前他喜欢Beatles和Paul Simon，向往浪子和不羁，而年轻时的他却终日一副小老头的沉稳模样，是别人眼中的nice guy。

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从“很坏”变成“很乖”，他觉得“再不疯就老了”。长发逐渐变得灰白，一直保留到今天。

采访、撰文 / 卫诗婕

文字监制 / 何瑫

摄影 / 于聪 Yu Cong

视觉 / 张楠

运营编辑 / 谷粒多

❶

要合群

陈可辛摆摆手，拒绝妆发。发型师提议是否上一些发胶，他也摇头说不用。他讨厌化妆，曾经也反对女儿化妆，但当他发现12岁的女儿的同学们都在化妆，他妥协了。“没办法了。你跟你的世界要合群。”

为了寻找共同话题，他陪女儿看那些“很不好看的”节目，看看着，发现“其实也没那么不好看”。“因为当你进入她的世界，你就理解为什么她喜欢看，其实这个跟我们拍戏，要跟观众沟通是一样的。你先要进入到他们的世界。”

要合群。这一直是陈可辛的生存信条。出生于一个泰国华侨家庭，因父母工作变动，童年的陈可辛频繁转学，辗转于香港、泰国、内地，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这使他年纪轻轻就沉稳周到，“像个小老头”。

父亲陈铜民曾是邵氏影业的编剧，也是一位拥有电影梦的业内人士。成为著名导演后，陈可辛曾邀请父亲与他合作，拍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但父亲拒绝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了。”陈铜民说。陈可辛感到感伤，他也不愿被时代抛下。

最近五年，陈可辛先后尝试了短视频和网剧。这在一些因《双城故事》、《甜蜜蜜》等文艺电影而熟悉他的人看来，是意料之外。对他来说却是情理之中，年轻人都在使用网络。“当然你不是说永远要讨好观众，但是你要跟他沟通，要了解这个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营销团队主要是90后，陈可辛重视他们的声音。新片《李娜》即将开机，剧本筹备了四年，当中数度几乎放弃，因为无法找到“能和当下年轻人共情的点”。“李娜身上有一种反叛。后来又看到年轻的，更年轻的观众好像对这种比较反叛，比较我行我素的东西又不是那么顺的方向去走。”陈可辛常常感到疑惑。

他会问身边人，《延禧宫略》好看吗？为什么好看？“除了游戏（他不会打），时下的热点，他都会去了解。”80后导演许宏宇说。两年前，许宏宇看完电影《喜欢你》的剧本，对陈可辛表示“很感兴趣”，他没有想过陈可辛会答应监制。“对他来讲，就是一部很玛丽苏的电影。他又不理解玛丽苏，但是我觉得挺好，那他觉得我相信了，我觉得可以做了，那他就去做了。他的接受能力很大。”

10月的一天，陈可辛在石景山游乐场接受《智族GQ》的封面拍摄。他坐在旋转木马的马车内，望向前方的岩井俊二和周迅。三人合作，由陈可辛担任监制的新电影《你好，之华》即将上映。

岩井俊二：黑色西装上衣 Louis Vuitton白色衬衫 Emporio Armani

这是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登陆中国的首部作品。一年前，当岩井在电话里向陈可辛表达想要进军中国的想法时，得到的是热情的鼓励，“你来啊，我帮你做监制。”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可辛便发起了“泛亚洲电影”计划，鼓励港、日、韩、泰等泛亚地区电影人合作。岩井就是参与计划的导演之一。

《你好，之华》讲述了一段由书信引发的往事纠葛。按照剧本情节，女主角之华需要以丢失手机为由，与自己曾经的暗恋对象通信。这在内地编剧看来太不接地气。“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丢了手机一定是立马再买一个，不现实。”陈可辛说。

但岩井俊二对此坚持。陈可辛帮着编剧团队与他沟通，“尽量保全导演的想法”。一个导演的坚持，他懂。

1998年在好莱坞，从零开始的陈可辛加入了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情书》就与大老板们产生了分歧——陈可辛为剧本设定了一个开放式结局，而好莱坞的大佬们则要求故事的最后必须要有closure（结局）。“他们拿去试映，结果可想而知。你那个试映是针对1亿美元以上的票房的观众做，我没想要1亿美元票房啊。”

《情书》的结尾最终违背了他的意愿，依然是closure——资本说了算，这是好莱坞的残酷规则。但陈可辛不会拍桌子走人，“那改变不了什么”。在能够争取的范围内尽量平衡，做到“也不丢脸”，这是陈可辛的生存法则。

“今天中国也一模一样，在（资本运作）这方面学得比谁都快，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坐在回酒店的车上，陈可辛感慨，内地的电影工业越来越像好莱坞。不同的是，现在，他坐在了谈判桌的另一头。

❷

学生存

好莱坞的制片们个个都把导演捧得老高，“张口闭口artist”，用陈可辛从没听过的那些词。但他很快明白，自己在这里没有任何话语权。除了a类导演能够拥有最终剪辑权，其余的导演谈不上创作，更像是工具。

“在那里不是拍得好就能有话语权，而是赚多钱能有话语权。”每当产生分歧时，陈可辛甚至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对象去沟通或是说服。谈判桌的另一边，真正的对象是庞大的商业集团，是华尔街，是背后千千万万的股民。

好莱坞的首秀之后，陈可辛铩羽而归。回到香港的他想通一个道理：要想真正拥有话语权，就要自己投钱，在过程中学习规则。二十年间，陈可辛投资过数十部电影，一部《武侠》票房失利便令他损失惨重，陈可辛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我不敢告诉我父亲亏了多少。”

拿到《中国合伙人》剧本的时候，韩三平对陈可辛说， 如果怕赔钱的话，就别投资了，当个导演就好，韩三平当时拿不准这部电影能否有市场，但陈可辛坚持要投资。“我要成为投资方，是为了给到其他投资人信心，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那我们的心态就和投资方的心态是一样的，就能考虑到投资人才能考虑到的问题。另外，我们投了，才有话语权，才能保证各个环节的品质和话事权。”

1997年前后，香港电影所倚赖的海外市场呈断崖式萎缩，其中港片在台湾市场的份额从40%瞬间跌至不到1%。与此同时，伴随2002年院线制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开始了“野蛮式增长”，院线制推出当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收获国内票房2.5亿。“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来内地可以是这么大一个市场。”陈可辛心动了。

“他（陈可辛）进内地（香港导演中）算晚的了，王晶啊杜琪峰早就来了。”黄建新回忆，陈可辛早早流露出对内地市场的兴趣，却迟迟没有动身。90年代末，陈可辛投资了黄建新执导的电影，两人因此相熟。彼时，黄建新作为内地第五代导演，正是最早一批参与合拍片的电影人，先后与台湾、香港、欧洲展开过合作。

90年代的内地，电影工业尚未建立，行政色彩依然浓重，任何拍摄行为都需要当地政府的批准。先后参与几部合拍片的黄建新总结，最难的要属沟通：“在自由经济市场，（拍电影）这是商业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就是行政行为。这是他们最不习惯的。”

内地的权威感的确令陈可辛畏惧。上世纪90年代，陈可辛第一次因工作来内地。走进国营制片厂，见到的都是“领导”—— “那可能是一种对体制或者对权威的一些想象、恐惧，包括偏见。”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那种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

周迅：

黑色西装上衣 Vera Wang

白色衬衫 Thom Browne

陈可辛：

均为私人物品

“你知道为什么被吓到吗？”好友陈德森谈起陈可辛陪他初来内地时的一个细节。在深圳，陈可辛在一座桥上遭遇抢劫。“傍晚，他要过一个桥，跨过去（时）给两个人前后拦堵强抓起来。那么晚了，被人抓头发，打了，抢他钱，所以他非常反感，他非常反感。” 某种程度上，那种无法还手的暴力与权威感相类似。迈出尝试需要勇气。

“他进得晚，但是他的特点是什么，别人进来是拿你的投资去拍港片，他进来直接是拍的内地片，讲内地的故事。”黄建新评价。多数香港导演来内地只为谋求资金，为港产片续命，陈可辛却转身拥抱了内地题材：《中国合伙人》、《亲爱的》、《李娜》……

《中国合伙人》开机之前，编剧张冀和陈可辛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民间商业的尝试，“在这个基础上（对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主角们最初的创业为什么选在肯德基，以及废弃的工厂，陈可辛一开始无法理解。“国企改革，肯德基进入中国，都是具标志性时代背景的。”张冀一一解释。陈可辛善于倾听，“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真诚，完全放下自己去学习。”

如何让剧本更有机地与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俗称“接地气”，是大多数北上的香港导演要攻克的难题。从《中国合伙人》开始，陈可辛与内地编剧开始建立起信任。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黄建新回忆，早年拍《投名状》时，片场的粉尘令陈可辛哮喘发作，他都坚持回香港就医，“他不信内地的医生”。

信任需要过程，起初，陈可辛也曾与内地编剧争持不下。电影《亲爱的》中，张冀将黄渤和郝蕾扮演的寻子夫妻设定为一对离了婚且有阶层差异的夫妻，而陈可辛认为，一个完整家庭丢了小孩才最直接、有深度。开机前一天晚上，陈可辛还在质疑这对人物关系，但他最终选择相信张冀——陈可辛后来才理解：“离婚了之后，把整个格局拉大了很多。“陈可辛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城乡差别等一系列问题都通过这一设定引了出来。

“出来以后大家都很惊讶。一个香港导演可以把内地的故事拍的那么好。”黄建新评价，陈可辛是极少数真正赢得内地认可的香港导演。完全采用内地的编剧团队，是陈可辛近年来的转变，这在黄建新看来“不容易做到”——“他一个外来的，要让大家相信，这是很难的，很了不起。”

❸

叛逆

留长发是在27岁那年临时起意。长发作为一种反叛的象征，寄予了陈可辛某种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渴望。

“（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在忙，也一直表现好，就是很符合80年代的价值观，就是向上的，上进，递升，每年都做对的事情。但其实在心底里对我来讲是跟我的理想，跟我的榜样，我小时候看到的榜样其实是相反的。”

他的榜样是Beatles和Paul Simon，向往浪子和不羁。无奈现实中的自己却从年轻时就是一副沉稳模样，“像个小老头”。 眼见身边人从原来的“很疯”“很坏”，随着年纪增长慢慢变得“很乖”。陈可辛着急了，“再不疯就老了”。

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极为民主自由，几乎从未遏制过他的任何想法。“没什么好叛逆的。”成年以后，某种原本被遮蔽的性格侧面却慢慢浮现。

曾志伟评价他：表面很nice，有礼貌，但是实际很“硬颈（脾气倔）” 。早年在与曾志伟合作的UFO电影公司，陈可辛被曾志伟称作“皇帝仔”——“都要听他的”。片子拍到一半，不对路，停工了。完全不考虑市场，只想做艺术上的尝试，于是有了《嬷嬷烦烦》。与陈德森合作的电影《晚九朝五》因为涉及性爱、吸毒和同性恋题材，在香港影评界掀起争议，有阵子曾志伟见到他们就骂：好的不学，拍这种片子，UFO早晚毁在你们俩手里。

1993年， 自己的连续两部电影因费用问题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陈德森决心反抗——有场戏坚持要去欧洲拍，超支了，无奈当时的投资公司不批，陈德森一怒之下罢工，甚至打算辞职，急得一干人火急火燎地来劝。陈可辛打电话给他建议，“你劳务费尾款收了没有？没有？60万，你和公司说，拿30万投资这部电影。”

“行吗？”陈德森将信将疑。

“行，你相信我。”陈可辛说。

问题解决。

“他内心其实很反叛的。但是他聪明，不会硬着去对抗。”陈德森说。

偶尔还是有“硬颈”的时候。潜在的投资人说了不中听的话，“他当场黑脸走掉。”

黄建新记得，在片场，陈可辛常忍不住摔对讲机。黄建新会逗他，“你赔啊，我给你数着了，这是第三部了，1200块。”陈可辛便笑了。

不同于真正的强势，陈可辛擅长建立一种民主的气氛。“我永远不用担心他在想什么，直说就行。” 张冀说，“有时候在现场可能也会吵起来。比如他接受不了的地方，他可能赌气说不拍了。”“其实过会儿还会拍的。他就是需要一个缓冲期。”

熟悉的身边人早已摸清陈可辛的脾性，“他一拍桌，我们就不讲话了。”早年间，陈德森与陈可辛常常吵得僵持不下。在他看来，做监制时的陈可辛比做导演时更为强势，“一刹那他就是，开战了，往前冲，他喊着冲，有人说等等，等你妈的等，冲（笑）。打到一半了，大家饿了，停下来吃饭的时候，你刚才说什么，为什么要等等（笑）。”

张冀觉得，“孟晓骏（《中国合伙人》中的角色）很像他（陈可辛）”。那个有些骄傲，倔强，又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像是青年陈可辛的写照。1980年，陈可辛在美国格兰岱尔学院主修电影，为了买菲林，又不想给家里添负担，陈可辛跑去小餐馆打工。他是buts boy，没有资格收小费，女领班歧视这位来自香港的小个子青年，总是克扣小费，只给他一些钢镚。

一天，一位老太太叫来陈可辛，塞给他20美元的小费并鼓励他——这个故事被加进了《中国合伙人》的剧本，成为了电影中的情节。而孟晓骏与合伙人之间的矛盾与散伙，也像极了陈可辛现实之中的经历。

2009年，陈可辛与黄建新在北京创立了“我们制作”工作室。同年，“我们制作”与保利博纳共同创立了“人人电影”，宣布3年将拍15部电影，预期票房20亿。但仅合作一部《十月围城》后，“人人电影”便解散了。

当陈可辛和博纳总裁于冬产生分歧时，黄建新最初承担着协调者的角色，但他逐渐发现，双方“对艺术的理念追求不同”——一方以纯商业驱动，而另一方想要兼顾艺术表达。“在一起会束缚住手脚，”他劝陈可辛，“还是分开吧，各自都能释放能量。”

“我以前一直是，非常没有安全感做NO.1。我永远希望有个人能靠。”过往的一次采访中，陈可辛这样剖析当时的心理。两次与庞大机构合作的失败让他意识到，他无法再找一个有经营观念的合作伙伴来依靠，他也有不可让渡的表达欲望，不能仅仅服务于市场、公司、投资方。

“你还这么年轻，你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性。”陈可辛始终记得新泽西的餐厅里，美国老太太对他说的话。每当遭遇挫折，内心灰暗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这句话——给了他某种力量和倔劲。

❹

谁有话语权

坐在回酒店的车上，陈可辛谈起这些年的改变，他认为自己更从容了。车子开过亮马桥附近一家酒店，十多年前刚来北京时，他常在这里见投资人，有时谈得不愉快，他的“艺术家脾气”就暴露了——“有一次谈电影，陈可辛生气了，冲我吹胡子瞪眼。说我不懂电影（笑）。”嘉映影业董事长覃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现在，陈可辛是一名拥有终剪权的监制。在好莱坞曾感到遥遥无望的目标，他在内地做到了。他不再寻找大机构合作，拥有了独立工作室。

“我其实拍的是商业片，但并不是那种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片，我要有自己的表达。我不能够有一个老板，因为在我觉得我已经很照顾市场的时候，老板觉得我还没那么考虑市场，这样我们的矛盾就很大。”陈可辛说，“我（独立）的好处是，那些投资公司都相信我。”

2009年的金像奖，由陈可辛监制的《十月围城》获得最佳影片。这是陈可辛以监制身份收获的第一座奖杯。上台领奖时，陈可辛忆及往事：“入行时蔡澜先生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想做导演。他对我说，好导演有一大堆，80年代香港都没监制，为什么你不做监制呢？所以做了那么多年，监制的电影比导演的电影多很多，但大家都叫我陈导演陈导演，其实我是监制来的！”

黄建新至今记得，在《十月围城》拍摄地的酒店内，身为监制的陈可辛在闭门会议中挺身而出的样子。那是在2009年7月，拍摄启动不久，导演陈德森抑郁症发，丢下剧组回港休养。演员档期在即，闭门会议是要讨论，是否放弃陈德森，重新寻觅导演让项目进行下去。

“他（陈德森）为这个项目付出太多了。我们不能丢下他。”黄建新回忆，陈可辛当时这样说。陈德森自2003年开始筹备《十月围城》，历经投资方自杀、母亲去世，自己更患上抑郁症，只为了造出“一座城”。为此他受尽投资人的奚落——“刘德华、张国荣、黎明加起来才2000多万，你要我那么多钱，我还不如给三个大明星吧，你是不是傻。”“每一个导演都要盖那么贵的景，我是做地产的还是投电影的？你就车墩拍拍就好了。”

陈可辛没有让陈德森再遭遇这样的状况。“我们用三倍的钱来拍。”他说。“围城”最终造出来，“演员来到现场都傻了，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时代了。”当陈德森抑郁症好转，再回到片场时，陈可辛和“前来救火”的刘伟强已经在片场多线操作了起来。陈可辛对他说，“这是你一辈子的愿望，你就好好享受当导演的过程。”

“现在年轻导演来我会跟他讲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要说服我，我是一个电影人，我是听得懂的，我会赌，我能做这个赌。”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陈可辛尝试去构建一种更健康的生态：“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有话语权，然后我能够跟有话语权的人对话，能够大家思考、对话、沟通、理解，不一定我对，不一定他对，但是大家能够沟通。”

许宏宇评价自己与陈可辛的合作，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导演，“得到了充分尊重”。“他不会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他会听你的想法，努力帮你一起实现。”

11年前，许宏宇是一名刚毕业的剪辑师，偶然加入《投名状》剧组，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一部关于陈可辛的纪录片。他对其中一个镜头印象深刻：那是2007年，适逢香港回归十周年，整个维港进行了烟花汇演。坐在尖沙咀高楼的工作室内，陈可辛正专注地处理后期，窗外烟花绽放，夜空绚烂，整整10分钟，他始终没有抬头。

❺

野心

童年的周末，父亲常驾车带一家人去新界兜风，但不会去清水湾（邵氏影城所在地）。陈可辛回忆，“爸爸在邵氏做得不开心，一去那里就胃痛。”

父亲想拍自己的电影，坚持自己的风格而与公司几番争执。父亲曾对他说，“电影不是艺术，不像作画，画不好，废的只是一块画布和一些颜料，电影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要给人交代。”

父亲的观点对陈可辛影响至深，很早让他领悟了生存主义的哲学。他在自传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香港时，认识一个出租车司机。司机本来是律师楼的师爷，懂法律，英文也好；金融风暴时失去一切，就去当出租车司机。在尖沙咀看到满街出租车都没生意，空车等客，觉得这样不行，就去郊外，有一天接了一个从沙田到中环的行政人员，一趟车程就做到一天的生意额200多元，于是他和那个行政说，以后你有需要我就来接你，你打电话我就来。他开始专门去找长途客人，客人越来越多，接单接不过来，他就回到尖沙咀出租车站，招人合作，慢慢整合成一百多人的车队，每月有六万多收入。他说再也不会回去中环打工，这辈子到老都做出租车司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个很典型的生存主义者。他的成功引发我去拍了《金鸡》，一个逆境求存的妓女。

自筹资金执导了几部电影，但屡屡遭遇周转不灵，陈铜民由此放弃了做导演的梦想。那一年，他53岁。

陈可辛今年56岁。拿过4座金像奖奖杯，得遍华语电影圈关于导演和监制的最高奖项。他被视作“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以及票房的保障。但他不能满足于只拍卖座的电影，想要兼顾票房和深度，为此也时常纠结。

“陈可辛做的是一条最难走的路。”黄建新感叹。“其实你要个人表达，没那么多顾忌，你要管市场，你也没有那么多纠结。所以他是处在了一个经常会自我矛盾之中，自我判定、纠结又要坚持，这是一个最难的状态。”

一次，两人一起看《蝙蝠侠3》。走出影院时，陈可辛感叹，所有蝙蝠侠的系列中，这部是最深刻的。黄建新却说，“但这部一定是最不赚钱的。”

“它深度一深，一纠结，普通观众就觉得太累了，就不够通俗。你去看豆瓣，最赚钱的电影应该在6、7分之间，超过8分的有赚的，但是很少，大量最赚钱的电影都在这个评分之间。”

听了黄建新的话，陈可辛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如果你能放下你的纠结，下一部肯定多3亿票房。”黄建新常常打趣他。陈可辛则笑，“我只要赚了，我没要赚大钱，但是我的电影好，我就觉得行。”

很多年后，陈可辛参加中学的reunion，惊觉自己当年“原来没那么合群”。他一直以为自己扮演着nice guy，“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不同）”。其实根本不是那样，同学取笑他，“你说好看的电影就不要去看，因为一定不好看。”

视野的宏阔早有显现。2000年，陈可辛找到黄建新商谈电影项目，他想拍哈金的小说《等待》，一个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爱情故事。项目最终未能获批，却让黄建新在心底暗暗欣赏起对方的格局。“他出生在泰国，去美国接受教育，又来内地拍戏，香港那寸土地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野心。”

和父亲在一起，陈可辛说泰语。和妻女在一起，他说粤语。和异国的合作伙伴在一起，他说英语。来内地和团队工作时，他说标准的普通话。

“你可以看得出，他是open的，融合的。”张冀说。

当我问及记忆中关于陈可辛的标志性一幕，张冀为我描述了一个画面：《中国合伙人》的庆功宴上，陈可辛喝多了落泪，他告诉张冀，那是他最想拍的片子，“拍得真过瘾。”

那个晚上，陈可辛还用吉他弹唱了一曲，是弗兰克·辛纳屈的《my way》：

I ‘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我度过了充实的一生。）

I ‘ve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我走过了每一条道路。）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但，远不止如此。）

I did it my way.

（我走完了自己的路。）█

摄影 / 于聪Yu Cong

创意总监 / Vicson Guevara

时装总监 / Anson Chen

时装编辑 / 吴睿骐

编辑 / 李典

文字监制 / 何瑫、靳锦

采访、撰文 / 卫诗婕

妆发 / 窦凯

时装助理 / 利霞、张霜晨、Steven

统筹 / 陈蔚、单连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