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智现任老公，干货看这篇!廖智：“穿”上义肢，我一样可爱

一天下课后，她摘下了自己的义肢，一手举着一条“腿”：“你们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2008年7月9日，廖智在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排练厅坚持舞蹈排练。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桂

编辑 | 滑璇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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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暗处一步步走向舞台，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红色高跟鞋。

细长的高跟踩在地板上，发出“哒哒”的声响。鞋上是一小块硅胶材质的、做成肤色的脚背，脚背往上是两个黑色球状的“脚踝”，“脚踝”上有两根银色的、像棍子一样的连接管，组成了廖智的“小腿”；再向上，是两段金色的、腿形的接受腔，它们就像膝盖，把廖智肉体的大腿和人工的“小腿”连在一起。

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廖智失去了自己的两条小腿。当时，这个年仅23岁的姑娘被埋在废墟下26小时，一条钢筋从她的右脚穿过，一直延伸到小腿。被人从废墟下“拽”出来后，她签署了自己的截肢手术同意书，之后，便是漫长的与义肢相伴的日子。

穿红色高跟鞋时搭配的那双义肢，是廖智最常用的，她更喜欢把它们叫做“我的腿”。

“走在路上，经常有人喜欢多看我两眼，我相信他们是因为我这双独特的腿。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觉得我非常特别和可爱。”廖智嘴角上翘，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脸上挂着一个甜甜的笑。

与众不同的“腿”

“在我的生命中，差不多有七八双‘腿’。”11月1日，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处公寓里，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义肢开起了玩笑。阳光从窗口洒进来，廖智站在窗台边，整个人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着。光芒下，她穿着那双搭配红色高跟鞋里的“腿”。

之所以对这双“腿”青睐有加，是因为大部分义肢的假脚与连接管呈相互垂直状态，这是为了保证受力均匀。但这双义肢是廖智的丈夫查尔斯为她量身定做的，查尔斯是义肢技师，这双义肢也可以在黑色球状脚踝处调试出一个倾斜的角度：正好可以把假脚放进高跟鞋里。

除了这双义肢，廖智的“腿”还有很多：一双是美院学生送的，上面有凤凰样式的雕花，“像一件艺术品”；一双的接受腔是白色的，廖智经常穿着它搭配短裤；一双的连接管被做成了“刀锋战士”一样的J型，底部微微弯曲，有弹性，廖智会穿着它出去跑步；还有一双真腿和假腿的联结处不能固定，一次跳舞时，它像暗器一样被甩进了观众席……

廖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舞蹈老师。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那之后的义肢经过定制、改良，不会再出现跳着舞就“飞出去”的情况。医生问廖智还有什么要求时，她“夹带了私货”，“我跟医生说，你帮我调一下，我想长到一米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58米的廖智对自己的身高耿耿于怀，这种感觉在不能报考舞蹈学院时达到了顶峰：舞蹈学院的招生要求是身高一米六。“之所以没‘长’到更高，是因为我还蛮享受自己小鸟依人的样子的，而且你还要给自己留一个穿高跟鞋的空间。”廖智笑了笑。

在国内，许多穿戴义肢的人会用塑料泡沫把金属连接管包裹起来，外面再加上一层肤色的硅胶，这样的义肢更像人腿。但廖智不会，她喜欢连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觉，因为这样“看起来很酷”。

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廖智都会因为自己的“腿”被小朋友围观。“他们每次都说‘那个机器人阿姨又来了’，还有的小朋友会问‘阿姨，你怎么又换腿了？’”每到这个时候，廖智的小女儿就会一把抱住妈妈的义肢，“这是我妈妈的腿，你去找你妈妈的腿。”

与许多残障人士不同，廖智不会因为自己的“腿”感到不好意思，有时甚至认为义肢为自己带来了方便。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廖智和志愿者们到震区救灾。为了节省空间，大家挤在一辆汽车里，后排坐了4个人。廖智最后一个上车，上半身刚进去，腿就没地方放了。她把义肢取下来，往肩膀上一扛，车就这么开走了。

“你一定要活着出来”

廖智真正的腿，已经失去了11年。如果不是那个她至今不知道名字的男孩，她失去的或许不仅仅是自己的腿。

2008年5月12日，廖智与婆婆、不到一岁的大女儿虫虫待在绵竹市汉旺镇的家中。地震发生后，她被埋在了自家房子的废墟里，身上压满了混凝土预制板。救援人员不敢用吊车，怕脆弱的预制板发生断裂，对廖智造成二次伤害；又怕人工打洞耗时太长，耽误救援。就在救援工作一筹莫展时，一名个子小小的男生钻到了废墟里，来到廖智跟前。

廖智确定，这个人不是救援队的，就是一个讲方言的本地人。被埋了十几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人”，这让廖智非常激动。她抓住男生的手，舍不得让他走，“他说没事的，我就是来救你出去的。”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廖智和志愿者们前往震区救灾。图/视觉中国

男生带了铁锹、凿子之类的工具，与廖智轮流在她左腿上方打洞，外面的人员也在配合，一小时后，终于敲出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余震到来前，男生被叫了出去，余震后又钻了回来，他哭着说，“你一定不能死在里面，我们救了你这么久，你一定要活着出来。”

被埋了26小时后，廖智真的活着出来了，但她的大女儿虫虫和婆婆都没了。

5月21日，廖智转院到重庆时，导演任虹霖正在那里筹备“世界小姐”重庆赛区的比赛，带了一群工作人员到医院慰问。他听说过廖智的故事：一个失去了孩子的“80后”母亲。

站在病房门口，任虹霖看到一名个子小小的女孩坐在床上，和人说说笑笑，他不确定这是不是廖智。因为其他从震区转来的伤者都是哭丧着脸，这个女孩更像是去慰问的。

任虹霖对廖智的印象太深了，知道她曾是舞蹈老师，便琢磨着能不能以艺术的形式做一个节目，去感染那些灾难中的幸存者。“我问她，你还想不想跳舞？她很惊讶，说我想，但是我还能跳吗？我说能跳啊，只要你想，就能跳。”任虹霖说，那番对话后，《鼓舞》应运而生。

在廖智看来，有人为她创作一支舞蹈、让她可以因此多一些收入，这很现实，也是对她的帮助。这些人和那个帮她求生的男孩一样，不图回报。在那个时刻，廖智认为自己可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鼓舞》，或许人们会从她的经历中看到另外一种诠释生命的可能：没有了双腿，我依然可以创造价值。

但对于一个失去双腿的人，跪在鼓上跳舞并不容易，更何况当时廖智的双腿只经过了简单的截肢处理，残肢下还有许多突兀的骨刺。每次练舞前，她都会为双腿裹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纱布，可无论裹成什么样，训练后的纱布都会变成“两包血”。

任虹霖看不下去了，主动表示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预估，“要不就不跳了”。但廖智依然坚持，顶着重庆夏天40度的高温，在不吹空调、不让伤口感染的条件下，练了一个多月。

2008年7月14日，《鼓舞》首演当天，800人的场地座无虚席。从廖智亮相开始，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直鼓掌、叫好，直到节目结束。任虹霖站在台下跟着观众一起哭，“这不是最好的舞美，不是最好的灯光，但一定是最好的表达。”

重新走路

《鼓舞》首演的第二天，廖智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并安装了义肢。

在妈妈的想象中，女儿应该装上义肢就能走路，至少能走几步。可大多数时候，廖智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最多的一次走了三步”。

为了让妈妈安心，廖智在朋友的帮助下，趁着妈妈午休时练习走路。她的目标不大，走六步，两小时后成功了。回到病房时，她说妈，我可以自己走路了，不信我走给你看。妈妈却忽然跑出了病房，回来时，整个三楼的病人、家属都来了。

那家医院的三楼是骨科，住的都是地震后做了截肢手术的人，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走路。廖智的妈妈跑出去，敲开了所有病房的门，告诉他们：“廖智可以走路了，快来看我们廖智走路！”

站在走廊里，廖智心想：完了，六步肯定交不了差，他们大概已经做好我能跑能跳的心理准备了。她硬着头皮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最终，她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自此之后，廖智经常在医院里扶着轮椅走来走去，大家都以为她走得很好。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把大部分力量转移到了手臂上，只有扶着东西才能走。真正不靠外力的行走，只有在走廊上被围观的那一次。

出院后，无须再被围观的廖智泄气了，彻底放弃了用义肢走路，每天都坐在轮椅上。有一次，她一个人在家，忽然想上厕所，实在没办法了才自己下床。她跪在地上往前爬，在客厅沙发背后摸到了许久不用的义肢。

廖智参加《舞出我人生》总决赛录制。图/视觉中国

穿上两条“腿”，她跌跌撞撞地往洗手间走，却踩在了没擦净水渍的地板上。左腿刚迈进去，人一下就摔倒了，摔晕了。她不知过了多久才在厕所里醒来，头发散到了坐便器里。

廖智扶着洗手台慢慢站起来，正要往外走时忽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那是一张狼狈的脸，头发湿淋淋的，衣服湿透了，左边的额头上鼓起一个大包，眼睑肿得像个包子。

她开始思考义肢的好处：穿义肢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自由；可以穿很多好看的衣服，更美；而且轮椅坐久了，腰会变粗，整个人会变胖，穿义肢可以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那晚之后，廖智锁上门，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练习走路，一手扶着穿衣镜，一手扶着门把手。将近一个月后，门把手松了，穿衣镜的底座快要断了。

有一天，家里厨房的水烧开了，发出刺耳的声音，但一直没人管。廖智从房间里走出来，到厨房拎起水壶走到另一个房间，把开水倒进了热水瓶。做完这一系列的动作，她抬起头，看到了爸爸通红的眼睛，妈妈则从房间里跑出来，“快点快点，再把水壶拿起来，再倒一次热水看看。”

“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因为《鼓舞》，廖智成了名人，代表了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中鼓舞人心的力量。2009年年底，她被灾区的一所学校邀请，去探望地震后重伤的孩子，许多孩子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

廖智发现，这些孩子总是穿长裤，特别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义肢，而且不愿坐轮椅。有时东西就掉在眼前，他们也不愿站起来捡拾，要等老师或志愿者帮忙。

廖智不想让孩子们这样生活下去，一天下课后，她摘下了自己的义肢，一手举着一条“腿”：“你们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孩子们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片，兴奋地讨论着要给义肢起名字。从那天起，他们对义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第二天，廖智带着轮椅来到学校，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接受轮椅。

以往上课时，中间会有休息时间，但那一次，廖智站着讲了一小时，孩子们也站着听了一小时。她还让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直到下课时，才请朋友推进来几把轮椅。

站累了的女孩子们，先在轮椅上落座了。男孩子们却看了看彼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廖智假装没看见，带着轮椅上的孩子们做起了游戏，开火车、接龙、旋转，孩子们越玩越开心。男孩子们这才渐渐坐上轮椅，加入了游戏的队伍。廖智说，他们忽然发现，坐轮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很正常，“而且坐在轮椅上，照样可以很快乐。”

“一个健全的人去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人家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廖智不一样。”任虹霖说，廖智是在用行动告诉那些肢体残障的人士，我们的条件是一样的，我可以做到的事，你也可以做到。

廖智有很多布娃娃，不管搬家搬到哪里，都要带上它们。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为了给孩子们做示范，廖智有时也会做一些“极端”的事。

一次，她坐在轮椅上，把讲台上的一个东西扔了出去，然后从轮椅上爬下去，慢慢爬到东西跟前，把它捡了回来。孩子们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但自那之后，再有东西掉在地上，他们会自己捡起来。

一年多过去了，孩子们渐渐正视、接受了自己的身体和现实，性格也越来越开朗。一天，廖智站在操场上，听到一个做过截肢手术的孩子冲着另一个孩子喊：别跑，再跑我一腿给你飞过来！然后真的，一条“腿”从她眼前飞了过去。一个身手矫健的女孩跑过来，从地上捡起那条“腿”，又跑到了操场另一边还给了那个飞“腿”的孩子，“把你的腿还给你，赶紧装上，咱们一起玩去。”

站起来，走出去

廖智知道，当孩子们愿意接受自己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会在街头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走上街头。

廖智接触过一个家长，因为孩子是聋哑人，家长从不带他出门。还有一位妈妈，孩子听力没有问题，只是天生没有耳廓，妈妈无法接受这个事情，甚至说过“恨不得从来没生过这个孩子”。

“这些家长有很强的病耻感，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只有我的孩子这样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廖智说。但这个群体人数不少，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中国的残障人士至少有8500多万。

当大部分残障人士不愿出门时，出门的那些就可能被当作异类。

一次，廖智坐着轮椅在机场候机，一个外国人一直盯着她看。廖智看回去时，对方就转过头，假装看报纸，但余光依然在她身上。廖智站起来，推着轮椅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来。趁他不注意，廖智忽然伸手把右腿取了下来，扛着腿看着对方。“他整个人一下子就被吓到了，脸瞬间就红了。”廖智哈哈大笑，对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即便没有恶意，许多健全人也不知道如何与残障人士相处。

廖智的朋友文壹阳记得，第一次和廖智见面时她穿了一条短裤。文壹阳之前和她在网上有过交流，了解她的故事，对她的腿很好奇。但他只敢看她的脸，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体，只能趁低头拿手机时偷偷“瞄两眼”。“我很尊敬她，不想伤害她，但我不知道是看她（的腿）比较好，还是不看比较好。”

地震前，廖智从没在生活中见过穿戴义肢的人，现在，她想鼓励更多的残障人士走出家门：“走出去，被人看到了，才会解决问题。”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大家对残障人士缺乏了解，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人：见不到，更不要说相处之道了。

2013年12月，廖智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图/视觉中国

廖智到美国换义肢时发现，那里没人把义肢和身体残障当回事，义肢上的金属都是露在外面的，穿着义肢的人还可以当模特参加时装秀。“这就跟戴眼镜一样，我相信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受到过很多注视，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人因为你戴眼镜多看两眼。”廖智说，自己从那时开始去掉了义肢的肤色外壳，穿上一条短裙，就可以出门逛街了。

2013年从美国回来后，廖智和查尔斯组织了多次残障人士聚会，大家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再一起尝试着解决问题。他们想到的方法，是在国内推广残障人和健全人的 “共融”理念，比如在网上帮助残障人士创业、举办由残障人士主导的时装秀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残障人士找到自身价值。

“发现别人的价值和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廖智说，“我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没有人是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也是在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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