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一平个人资料】专题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彭小莲。资料图

6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彭小莲，1953年出生于湖南，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导演、编剧。其主要作品包括《上海纪事》《美丽上海》《上海伦巴》《假装没感觉》《请你记住我》等。

1998年，她执导的影片《上海纪事》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2003年凭借执导的电影《美丽上海》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

彭小莲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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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彭小莲编剧并执导的电影《请你记住我》在全国公映，当时，她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专访｜《请你记住我》导演彭小莲：雕刻老电影的时光

文/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由彭小莲编剧并执导，冯文娟、贾一平、黄宗英、徐才根等主演的电影《请你记住我》11月30日在全国公映。

这是部足够特别的电影，92岁的黄宗英出现在大银幕上，悠悠说着，“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嫁给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赵丹和黄宗英的故事，穿插在一对年轻追梦电影人影影绰绰的老上海弄堂生活中，生活的烟火气息和艺术的至高理想交错辉映。纪录片的影像、生活化的表演、舞台感十足的戏中戏搬演，导演彭小莲的镜头将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形式串联起向老电影黄金时代致敬的光影流年。

这不是彭小莲第一次拍赵丹和黄宗英，十多年前的《上海伦巴》里，还在读大学的袁泉和夏雨共同演绎了觥筹交错、十里洋场里这一对优雅璧人的爱情故事。而这一次，赵丹和黄宗英的出现更加真实和质朴，对照着当下年轻人的爱情和选择，甚至用一个城市记忆的消逝背景作为烘托，谱写的是彭小莲对于整个胶片时代的挽歌。

彭小莲和赵丹的女儿是小学同学，从小在大明星家里玩，黄宗英一直是她口中亲切的“宗英阿姨”，幼时父亲受到迫害，赵丹一家对她依然关爱友善，令她至今感激，而对二位表演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崇敬也直接影响了彭小莲的电影艺术道路。“让92岁的黄宗英出现在银幕上”，是彭小莲拍摄这部《请你记住我》时对自己的承诺。

“宗英阿姨每次对着镜头，就像面对着我，放松地跟我讲她的故事，她年轻时候的困苦，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笑话。他们都那么穷，可是说到年轻时的往事，脸上依然散发着光彩，那种幸福似乎刻在她每一条皱纹里。”这是彭小莲曾为黄宗英写下的话。

一开始，彭小莲想拍的电影主题“告别胶片”，耽搁几年再重拾的时候，她觉得影片应该叫《浮生梦影》，最后上映被出品方改成了如今更直白的名字，《请你记住我》，直白到有些可悲。“忘记了赵丹，就是忘了中国电影。”这是电影里徐才根的台词，也是彭小莲感到悲哀的地方。在寻找年轻演员的过程中，几乎已经没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她只好自己买书送给年轻人看。

而虽然多年来一直以“独立电影人”的姿态拍摄着纪录片和小成本电影的彭小莲，这部电影用的主创依然是上影厂退休的“梦之队”。对她来说，在超级紧张的小成本限制中，上影厂老师父们对技术和艺术的苛求，保证了这部电影绝不会因为预算的紧张降低丝毫标准，无论是演员的服饰还是墙面上斑驳做旧的墙皮，统统都经得起推敲。

“年轻时的我们，都会落入迷茫，现在敢于重新捡回记忆时，就是敢于挑战自己脆弱的勇气，生命因此变得强大一点。”这是彭小莲对于这部关乎记忆与遗忘电影的表达。

【对话】

人需要在记忆里寻找自己的明天

澎湃新闻：十多年前您拍《上海伦巴》也是以赵丹夫妇的情感为蓝本，为什么这么迷恋他二人的故事？ 赵丹黄宗英夫妇对您的电影道路有什么样的影响？

彭小莲：有很多原因，首先就是拍这些名人，你是要得到许可，你在电影立项申报的时候，是要拿到名人的授权书。我不是一个非常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但是黄宗英家里是特别的。

我本人跟赵丹没有多少接触，跟宗英阿姨接触比较多，因为那时候要拍摄“上海伦巴”，我就住到北京的小旅馆，每天下午去小西天她和冯亦代住的小屋子采访她，那时候她才70岁多一点，特别希望她还能上镜好好演一个角色。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时候，才有机会拍到这个片子。宗英阿姨的勤奋，她博览群书的习惯，对我一直是一个激励；特别是她写作的努力，文字里面总是凸显她的个性，这无疑对我是有很深刻的影响。

澎湃新闻：片中黄宗英的采访，包括最后黄宗英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嫁给赵丹……”那一番话是您给她的台词还是她自己的原话呢？

彭小莲：不是我的台词。是在拍纪录片的时候，黄宗英亲口对我说的，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么独立的女性，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这就是最真实的黄宗英。所以，我特为作为她和年轻人见面时候的台词，重新出现。

澎湃新闻：片名有什么深意吗？

彭小莲：“请你记住我”，是努力追回记忆的拍摄，因为记忆变得模糊和脆弱。可是，年纪却让人意识到记忆的价值。当年岁增加时，人们害怕自己的“健忘”，记忆的重要性在生命中渐渐地凸显出来。电影，当它刻上年轮的记忆时，定格在画面上的岁月，变得更加珍贵。人，原来是需要在记忆中寻找自己的明天，没有记忆的生命，似乎就看不见最后的归宿；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一次次的回忆、思考和询问中，也是在阐述的过程中，对记忆有了一份新的认知。年轻时的我们，都会落入迷茫，现在敢于重新捡回记忆时，就是敢于挑战自己脆弱的勇气，生命因此变得强大一点。

澎湃新闻：片中选择的几个老电影的片段，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彭小莲：赵丹从椅子上倒下了，这是他非常经典的一段表演，他不仅定格在胶片上，他定格在中国的电影史上，我觉得只要出现，我们已经会意识到老电影的价值和艺术水平，艺术的力量就表现在其中。

澎湃新闻：电影里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是石库门的拆迁，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希望设置一种实体记忆和精神记忆两者的消失，共同在电影里做一个呼应表现吗？

彭小莲：最后拆迁的场面，是在看外景的时候感受到的一种悲壮。所以，我想到把它用在片子的结尾。因为，我写了很多结尾，都找不到有力的视觉冲击力。突然想到用拆迁表达，自己就被震撼了，回家赶紧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你说的“两者消失共同在电影里做一个呼应表现”，这是影评的理解，在我拍片的时候，我总是要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视觉表达。

时空交错，让想象力飞翔一次

澎湃新闻：影片里几个不同的时空，过去和当下，现实和梦境，用蒙太奇手法串联，对于这样的形式是怎么考虑的？

彭小莲：我的小说、非虚构写作，一直是这样时空交错的，但是我的电影，几乎都是写实的，顺时针的叙述，甚至连闪回镜头都很少运用。但是，我更喜欢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因为它直接将情景和人物进入对比状态，会把故事的内涵延生。因为我一直拍低成本，这需要做很多特技，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从来就不会这样去拍摄。但是，进入数字的年代，这也是我的第一部数字电影，我就想有一次挑战，技术的问题变得简单了，就让想象力飞翔一次。

澎湃新闻：第一部非胶片的故事片，和拍胶片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

彭小莲：是的，这是我第一部数字电影。数字，因为操作的简单，很容易拍出来粗糙且缺乏个性，因为摄影机都会格式化。所以，我们就要更加小心，不要落入“简单”的陷阱里面。要非常慎重地对待，很多时候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我也参与了最后的调光阶段，看到韩国的调光师李庸基老师，是怎么一点一点给我们的影片调光,我在那里学会了很多的东西！

澎湃新闻：很多年前，你已经告诉过小川绅介导演，想用纪录片的素材加人物扮演的形式来拍巴金的故事，后来那个项目没有进行下去。是不是这个想法已经在你心里跃跃欲试很久了？

彭小莲：是的是的，我特别想拍一种Docu-Drama式的电影，因为故事片在结构和叙述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很多东西，并且把握住人物的刻画，删除多余的部分；但是，纪录片它本身价值，直接就定格了一个时代的特质，这是故事片怎么也达不到的境界。我就特别想拍这样一个片子，但是到底怎么拍，没有想好。现在就简单很多，当我有了想法的时候，我背上三脚架、带着5D的机器，我就可以把纪录片的部分先完成，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写剧本，去找钱。

不要用世俗的标准定义“理想主义者”

澎湃新闻：您以前写过一本书叫《理想主义的困惑》，似乎“理想主义“也一直是你喜欢表述的主题之一，这次电影里也有一个理想主义落魄女导演的形象，这是您本人的投射吗？

彭小莲：理想主义，大概就是定位为，对于艺术、对良心、对于真理，执着地追求！你不要用世俗的“成功”标准来审视他们。幸福是主观的，他们的幸福也许不是你选择的，或许你也不能体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幸福观。

潘导演里面没有我自己的影子，当时这个角色就是想表达一种“理想主义”和现在商业化的两个人物，确定的是一个男导演。大家觉得这样和炭哥是一种重叠，所以就改成了一个女导演。后来觉得，确实女导演比较边缘，拍商业片的不多，现在很多女导演都在拍纪录片。所以就这样处理了，特别是找到了肖雄这样的女演员，她给这个人物加分很多，她就是我看见现实里的潘导演，骄傲、有教养，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的年轻，根本不像她的年纪，依然那么漂亮；但是她不会随便接片子。八十年代，她多有名啊，她的“蹉跎岁月”的电视剧放映的时候，真的是万人空巷，可是现在她的“暗淡”，让人肃然起敬。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不屑“成功”！

澎湃新闻：这个片子里讲不同时代的电影和拍电影的人，今天我们都在高歌猛进600亿的时候，好像两个电影时代有很强的割裂感，您怎么看这种割裂感和您这一代电影人的处境？

彭小莲：我也说不清楚，所以我虽然不是上影的编制里的导演，但是我的拍摄班子还都是上影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年轻的，我也不了解。我们是一代人，共同成长、共同犯错误、共同成熟起来的电影人。就是两个字“专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割裂的状态，因为我看美国电影，不论是好莱坞还是独立电影，都没有这样。

澎湃新闻：对于您个人的经历我也很感兴趣，作为导演系78班的一员，同学们的境遇大相径庭，没有成为“第五代”其中的一员，是当时您就知道自己和他们的路不同，还是之后的境遇造就不同的选择？

彭小莲：我对“第五代”群体没有看法，因为我没有真正地进入过这个群体，我只是和他们是同班同学，我拍摄的题材也从来和他们不一样。我没有意识到我“没有成为其中一员”，就像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我是其中一员。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本质上，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我不善于掩饰，情商比较低。我就是非常喜欢拍电影，喜欢触摸着胶片，不论拍摄的时候，还是趴在剪接台上，看着来来回回转动的胶片，那种创作的快乐，真的让我很满足。不拍戏的时候，就是找钱、写本子、看书。我只要捧到一本好书，晚上睡觉都会有一种幸福感。我也从来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导演，我的路到底怎么走，因为简单，我对自己没有设计。如果说我选择了什么不同的道路，那也是我对自己没有设计的缘故，因为投资的困难，我走不出上海，但是拍着拍着，我就发现上海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达，于是就投入进去了。于是，我就再也不想走出上海了。

对于得奖，我是感兴趣的；所以随便什么大小电影节，只要邀请，一律参加。参赛了，就想得奖。这样我可以赢得观众，我在那里寻找自己与观众的共鸣，那是很愉快的体验。没有其他的愿望，红地毯是从来不走的，第一次曾经被安排了，走在上面，我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意义，感觉既无趣又疲惫，后来就尽量逃避；奖杯，现在全部送人了。因为家里堆满了书，奖杯原来就没有展现过，在朋友的办公室就“显摆”一下吧，谁要谁就拿去。

澎湃新闻：这样一部电影可能要获得关注和比较好的排片都会比较困难，您怎样看到票房和创作者的关系呢？

彭小莲：你太为难我了。我怎么说都是错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导演，我不是做市场的。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有限的资金投资里，把影片拍到极致。票房，当然是每一个导演都会关注和期待的，但这毕竟不是对影片质量评判的唯一标准。我2001年拍摄的《假装没有感觉》，收回了投资的票房，是靠在日本发行的原因，这个电影在日本连续放映了90天。

11月25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老片重映里有我的《假装没感觉》，票子竟然卖完了，原因里面的一个高中生，是胡歌扮演的，粉丝是冲着胡歌来的。其实胡歌戏份非常少，连摄制组的人都不知道他扮演的是哪个角色。但是看完影片，观众全部被影片本身所吸引，整个片子，18年后重看，居然还是那么让人感动，摄影、表演、电影语言，每一个人物的处理，都非常到位。连我自己都像没有看过一样。还有已经失去的那个年代的上海，如此质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有一个观众说：“导演，你18年前就是是枝裕和啦！”我们都哈哈大笑！映后交流很愉快，我说要送给观众“上海系列“的碟片，有人说要带十张《请你记住我》的票根来，现场想个游戏，大家都很欢乐。所以要说的预期，就是这样快乐的过程。即使18年以后，观众依然那么热爱我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