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隆妮，干货看这篇!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为何选择在法国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法国王室对达·芬奇的喜爱由来已久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1期，原文标题《寻踪晚年达·芬奇，史实与神话》

从1516年抵达法国，到他1519年去世，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在法国度过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三年时光。在文艺复兴的各种神话化叙事之外，真实的达·芬奇为什么选择在法国终老？最后三年都干了什么？又对法国产生了何种影响？我试着走进他的生命最后一程——卢瓦尔河谷。

记者/张星云 摄影/黄宇

昂布瓦兹城堡是弗朗索瓦一世的主要行宫，达·芬奇就葬于这里的圣于贝小教堂

克洛斯·吕斯城堡传说

达·芬奇之前从未离开过意大利。

1516年，64岁的他决定动身启程。他自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旅行，因此让几位助手将几乎全部家具、衣物、手稿，以及仍在润色的画作都打了包，由几头骡子驮上路。途中，他们只在米兰稍作了停留，弟子萨莱（Salai）决定留下，其他人跟着达·芬奇继续前进，最终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法国。

作为达·芬奇一生中最后一位艺术赞助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仰慕这位大师，他称他“父亲”，授予他“国王首席画家、工程师和建筑师”称号，赐给他1000埃居金币的年薪，并将总占地将近一公顷的克洛斯·吕斯城堡（Chateau du Clos Lucé）供他居住，却从不要求他作画，还鼓励他完成自己所爱的一切研究。

年轻的国王热爱艺术，求知若渴，他每日从昂布瓦兹城堡（Chateau d'Amboise）穿过几百米长的地下通道来到克洛斯·吕斯城堡，向大师请教他所感兴趣的一切知识，雕塑、绘画、建筑、数学、地理、历史、音乐，乃至哲学。两人惺惺相惜，常常促膝长谈，以至于一年中他们真正分开的日子没有几天。

这些都是我在这趟旅程出发前从各类达·芬奇传记里读到的内容。

而当我从巴黎坐上火车，前往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赶在达·芬奇去世500周年纪念日前后来到昂布瓦兹市的克洛斯·吕斯城堡时，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地道。“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说。”城堡主管卡特琳娜·西蒙·玛丽昂（Catherine Simon Marion）告诉我，这些年不少科学家和学者实地勘探检测过，也没有发现任何地道的线索。

5月初的昂布瓦兹到处都是游客，此时正值学生假期，又赶上5月1日劳动节和5月9日“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日两个公共假日，因此克洛斯·吕斯城堡塞满了人。这座城堡自15世纪建成后长期为法国王室和贵族所用，1855年圣·布里家族（Saint Bris）将它买了下来，化作私有财产，直至1954年，家族成员决定将其作为达·芬奇故居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达·芬奇在法国卢瓦尔河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3年

尽管如今叫城堡，但实际它在建造之初被称为庄园，是两栋互成直角的三层小楼。现在的建筑立面仍是15世纪的原貌，但可供参观的内部房间多是2001年修复的。第三层是卧室，第二层是厨房、客厅和工作室，工作室里摆着达·芬奇名画的复制品，而一层和城堡外的公园里各有一套美国IBM根据达·芬奇图纸制作的自行坦克、螺旋桨飞行器等机械模型，以及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制作的3D模拟软件。似乎任何科技公司与达·芬奇沾上了边，就获得了至高认可。此外第一层还有一处通向地下的洞口，一尊弗朗索瓦一世的人形立板躲在洞口后面，显然是为了满足游客们的想象。

“达·芬奇在法国最后三年的历史研究著作确实非常少。”艺术史学者、法国国家图书馆文化总顾问格纳罗·托斯卡纳（Gennaro Toscano）对我说，法国艺术史学界首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达·芬奇的绘画留在了法国，又是经过怎样的流传最后进入卢浮宫馆藏。有关达·芬奇最后三年的史料记载本来就少。“甚至连达·芬奇到法国的时间现在还存在争论，有的说是1516年秋天，有的说是1517年春，因为他不可能冬天翻过下大雪的阿尔卑斯山。”

托斯卡纳说，针对这最后三年，唯一可靠的历史描述来自于一次拜访：1517年，意大利红衣主教路易吉·德阿拉戈纳（Luigi d'Aragona）带着40多名随从在欧洲进行过一次漫长的旅行，当年10月到访克洛斯·吕斯城堡，陪同秘书安东尼奥·德·贝亚蒂斯（Antonio de Beatis）记下的日记让我们得以最后一次近距离观察达·芬奇步入暮年后的生活日常。

克洛斯·吕斯城堡主管卡特琳娜·西蒙·玛丽昂

访客们被迎进庄园府邸，在二层大厅内，达·芬奇的厨娘玛杜丽娜为客人们端上酒以作小憩。作为德高望重的大师，达·芬奇将众人引进客厅隔壁的工作室。他首先向主教和随行人员展示了三幅他一直带在身边的画作。“第一幅画着某位佛罗伦萨女士，是在已故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授意下画的写实肖像，第二幅是年轻的施洗者圣约翰，第三幅是圣母和坐在圣安妮膝上的圣子，所有这些作品都完美无瑕。”在贝亚蒂斯描述的场景中，尽管达·芬奇当时已经因中风而右半身瘫痪，却依然悉心培育着这些他深爱的作品，并把它们当作私人珍宝，向别人炫示。这段记述后来曾引发过学者间的不少争论，但如今这些争论已经平息了，那三幅画正是《蒙娜丽莎》《施洗者圣约翰》《圣母子与圣安妮》。

达·芬奇精心策划的参观内容还包括他的笔记本和专著，从人体解剖学著述，到工程领域的研究、机械装置、水的特性，他说这些都是用通俗语言写成的，准备公之于众。遗憾的是，这些书稿在他生前并没有整理完毕。

至此不免让人发问，当时的达·芬奇已经中风了，既不能雕刻，绘画也肯定十分艰辛，他能为法国宫廷做什么呢？为了理解法国国王当年邀请达·芬奇的决定，我决定去一趟弗朗索瓦一世的行宫昂布瓦兹城堡。

艺术史学者、法国国家图书馆文化总顾问格纳罗·托斯卡纳

昂布瓦兹城堡

尽管地道并不存在，但从达·芬奇卧室的窗前向外望，正好能看到昂布瓦兹城堡。当登上它之后才发现，城堡的屋顶平台巨大，除了一片文艺复兴风格的花园之外，还有广场，以及埋葬达·芬奇的圣于贝小教堂。

作为卢瓦尔河谷城堡群旅游景点之一，如今的昂布瓦兹城堡在客流量上远没有克洛斯·吕斯城堡高，更没有外形优美的香波堡或者舍农索城堡名气大，但如果回到16世纪前后，卢瓦尔河谷作为法国宫廷生活中心舞台的那段时期，昂布瓦兹城堡的地位是最高的。弗朗索瓦一世的前任路易十二就将它设为主要行宫，而弗朗索瓦一世本人从小也是在这座城堡长大。

历史记载中的弗朗索瓦一世并非一介书生。他身高1米95，肩膀宽阔，大鼻子，短胡子。尽管身材高大魁梧，却平易近人，出言谦恭，喜欢开玩笑，对于身份卑微的侍从们以礼相待，人们称他为“先生”，这些都使他与前来宫廷拜访的乡绅和小贵族们拉近了距离。

与他更亲近的是军人。他非常好战，在战斗中喜欢披着招摇的金色盔甲，骑着马冲在阵线的最前面，士兵们因此都将他视为战友。1515年初，他登基成为法国国王，年中就挥师攻打米兰公国，9月便获得了胜利。实际上法国对意大利的征战在当时已经快成了一种传统，早在1494年查理八世举兵攻打那不勒斯王国，此后他接连两位继任者，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全都继承了他的遗愿，引兵意大利，史称“意大利战争”。

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弗朗索瓦一世第一次见到达·芬奇。1515年10月，教皇利奥十世前往博洛尼亚与弗朗索瓦一世进行调解，达·芬奇很可能也去了。据西方第一位艺术史学者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记载，达·芬奇在那场见面中展示了一只自己制造的木头狮子，狮子可以自动行走，在被弗朗索瓦一世敲打后它的腹部就会自动打开，一束百合从腹部落在国王脚前。狮子是佛罗伦萨的象征，而百合花则是法国王室的象征，可以想象他是为了博得法国的好感。

第二年3月，达·芬奇当时的艺术赞助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ano de' Medici）在佛罗伦萨去世。“那时他在意大利手足无措，年轻的拉斐尔已经在梵蒂冈站稳脚跟，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提香在威尼斯，他又从经验上知道米兰政局不稳。”昂布瓦兹城堡负责人让-路易·叙罗（Jean-Louis Sureau）向我分析道，“而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新登基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21岁，刚赢了场大仗。在那个时间节点，法国王室应该说是当时欧洲王室中最强势的，不仅军事上，在经济和财富领域也同样最强大。”于是达·芬奇来到了法国。

但他并不能如传说中描述的天天见到弗朗索瓦一世，更别提和他每天探讨哲学。实际上弗朗索瓦一世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很少有时间待在昂布瓦兹城堡，意大利战役、外交会务和对外省的巡视，使他经常远离卢瓦尔河谷。他还对打猎极为狂热，因此即便偶尔在城堡里住上几日，他也会在中午之后不理朝政，骑着马带着队伍去昂布瓦兹周边2000公顷的森林里狩猎，因此获得了“犬猎队之父”的名号。

达·芬奇来到法国后，弗朗索瓦一世给他的1000埃居金币年薪，远远高于同在宫廷的佛罗伦萨画家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的112埃居，也高于为弗朗索瓦一世画过那幅著名肖像的勃艮第画家让·克卢埃（Jean Clouet）的90埃居。但却远远不及国王首席驯马师加利亚佐·桑塞韦里诺（Galeazzo da Sanseverino）的5000埃居。

如今比较确定的是，弗朗索瓦一世委托给达·芬奇的任务是组织节日庆典。

昂布瓦兹城堡负责人让-路易·叙罗

1518年4月底至5月，昂布瓦兹城堡接连举办了两场盛大的庆典，这也是历史记载中弗朗索瓦一世为数不多集中待在城堡的日子。先是王太子的受洗仪式，后是国王表妹玛德琳·德拉图尔奥弗涅（Madeleine de La Tour d'Auvergne）与教皇利奥十世的侄子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Lorenzo II de Medici）的婚礼。两场庆典的目的很明确，不仅为了展现国力，更因为这门亲事将确认教皇与法国之间的政治联盟，以抗衡觊觎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查理五世。

在达·芬奇的设计下，接连十几天，城堡的庭园搭满了百合图案的棚子，四周挂着装饰挂毯，包括各国大使在内的数百名宾客参加持续的宴会、舞会、竞赛、比武。

遗憾的是，1518年系列庆典结束之时，很可能是达·芬奇与弗朗索瓦一世见的最后一面。

1518年5月底，弗朗索瓦一世离开卢瓦尔河，以全部精力投身第二年即将进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竞选，他再回到自己名义上的行宫时，就要等到1519年8月底，而达·芬奇早已在5月2日去世，国王甚至连8月12日的葬礼都没有赶上。

“尽管艺术赞助人不断，但实际上达·芬奇这辈子一直也没有完全的自由。”达·芬奇传记作者、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文学教授卡罗·卫芥（Carlo Vecce）这样评价道。

“弗朗索瓦一世请达·芬奇来的最基本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在法国宫廷中出现。”昂布瓦兹城堡负责人让-路易·叙罗说，“邀请一位艺术大师来宫廷工作，无论他具体做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所以才会把他安排在离行宫很近的地方居住，即便国王自己不常在行宫。”

但可以肯定的是，达·芬奇本人可能并不会允许自己无所事事。

1518年，他在笔记本的纸角上写下了一句：“我会继续干下去。”

达·芬奇故居里复原的工作室以及当时的画具和颜料

无疾而终的乌托邦宫殿计划

根据卡罗·卫芥写的传记，达·芬奇在离开意大利前，面对法国王室的邀请，确实考虑过好几个月。起码到1516年8月，达·芬奇还没有启程，还在罗马测量圣保罗大教堂。

但法国王室对达·芬奇的喜爱由来已久。

从查理八世，到路易十二，再到弗朗索瓦一世，连续三任国王不仅连年征战意大利，也开启了与意大利在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当时法国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气的吸引，意大利艺术家持续前往法国，意大利语也在法国宫廷中非常流行。

路易十二1498年登基，第二年率兵攻下米兰。他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前深受震撼，并曾极力想将壁画直接挖下来带回法国。后来他在法国订购过很多这幅画的临摹版本，还曾购藏达·芬奇原作《美丽的费隆妮叶夫人》和《岩间圣母》。

在仅有的一些当年留下的历史文件里，我们发现法国宫廷对达·芬奇的评价一致都是“很喜欢”或“非常喜欢”。

但真的是弗朗索瓦一世请动了达·芬奇吗？“达·芬奇是不可能随便接受陌生人邀请举家搬迁的，他要知道邀请人的为人，更要了解邀请人受教育的程度。”昂布瓦兹城堡负责人让-路易·叙罗说，根据史料记载，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位庭臣在1516年3月曾给驻罗马大使的信中写道：“我恳请您敦促达·芬奇大师来到国王身边，并向达·芬奇衷心地保证他会受到国王和他母亲最热烈的欢迎。”

“这也很可能就是为什么达·芬奇那么大年龄，仍能放心大胆地长途跋涉去法国的原因。”叙罗说，“他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位艺术资助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妻子是菲利贝尔特·德·萨瓦（Philiberte de Savoie），她是弗朗索瓦一世母亲路易斯·德·萨瓦（Louise de Savoie）的妹妹。”

国王的母亲路易斯·德·萨瓦始终以智慧的女性形象示人，她19岁就成了寡妇，一人将弗朗索瓦一世带大，未来国王的文学、艺术修养乃至流利的意大利语，都是她精心培养的成果。当弗朗索瓦一世登基后，连年征战意大利，是德·萨瓦作为摄政王统领整个宫廷。

似乎路易斯·德·萨瓦也确实比自己的儿子更会任用达·芬奇。

1516年底，达·芬奇刚抵达法国，国王母子就委托达·芬奇在索尔德河畔的罗莫朗坦村（Romorantin）为法国宫廷设计一座新的城镇和宫殿建筑群，这座离昂布瓦兹城堡60多公里的村镇正是德·萨瓦的封地。

“可以看出，罗莫朗坦就是达·芬奇生命最后三年中最重要的工作。”叙罗说。根据达·芬奇笔记显示，他1517年底曾往来于昂布瓦兹和罗莫朗坦，助手梅尔奇负责步测现有的街道，并记录丈量结果。随后达·芬奇画出了设计方案，他将自己毕生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水利工程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全都应用于这个项目，计划建造一座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城市。一座三层的田园风情宫殿，不同类型的楼梯相连，他还设想了一套运河系统，将索尔德河与卢瓦尔河和索恩河连在一起，由此成为整个宫殿建筑群的血脉。城市遍布水渠，它们用于灌溉、清洁街道、冲洗马厩、清除垃圾，也装饰景观，每个广场都有喷泉。他还充分考虑到了户外演出和水上表演，朝向河面的眺望台是分层的观景区，可以容纳法国宫廷的所有成员。

可惜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实现。相比于卢瓦尔河谷其他城堡建筑群，如今的罗莫朗坦依然是个河边的小村镇，看不出一点乌托邦城市的意味，只有它小小的博物馆里放着一个根据达·芬奇宫殿草图制作的展台。实际上当时针对索德尔河的河道整治、分流以及土方工程已经动工，甚至一条70米长的侧翼已经建好，但1519年工程停工了，不仅因为那里曾发生一场严重的鼠疫，导致大量工人死亡，更因为达·芬奇去世了。

对很多人来说，香波堡就是法国文艺复兴的标志

达·芬奇之死与神话的建立

2019年5月2日，昂布瓦兹全城戒严。在这个达·芬奇去世500周年的“正日子”，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一同来到这里参加纪念活动。让-路易·叙罗告诉我，两位总统在城堡里待了一小时，除了奏各国国歌等国事访问程序之外，他们还为达·芬奇的墓献花，并参观了当日在城堡开幕的特别展览——“1519年，达·芬奇之死与神话的建立”。

历史上唯一对1519年5月2日的描述来自于乔尔乔·瓦萨里。他写临近死亡的达·芬奇，“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努力地想要获知天主教的教义，想更多了解人生正道和神圣的基督教；然后，在痛苦的呻吟中，他因悔悟而忏悔；尽管他已无力站立，还是在友人和仆人的搀扶下，虔诚地领受了圣餐”。瓦萨里接着讲到弗朗索瓦一世经常来亲切地看望达·芬奇，在牧师做完临终祷告正要离开时，国王走进了达·芬奇的房间，于是，达·芬奇用尽力气坐起身，向国王诉说自己的病情和症状。“随即病情突然恶化，这是死亡的前兆。国王站起身，抬起达·芬奇的头，想要扶助他，给予他最后的恩宠，希望这能减轻他的痛苦。灵性非凡的莱昂纳多意识到，能在国王的怀抱里停止呼吸将是莫大的荣耀。”

但在19世纪初发现的史料证实，达·芬奇于昂布瓦兹去世当天，弗朗索瓦一世正在两天路程以外的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参加自己儿子的出生庆典活动，瓦萨里这段“错误的历史传说”于是成为任何介绍达·芬奇文章的辨伪重点，但却没有多少人问过，西方艺术史第一人瓦萨里为什么会编造这么一段传说。

法国国家图书馆文化总顾问格纳罗·托斯卡纳也是本次昂布瓦兹城堡展览的策展人，他告诉我，这需要从瓦萨里所处的时代背景去理解。瓦萨里是在达·芬奇去世30年后的1550年开始陆续撰写艺术家传记。“那个时期天主教正面临着统治欧洲15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危机，来自宗教改革的压力愈发激烈，半个世纪后天主教在欧洲就彻底一分为二了，因此在1550年前后，天主教必然对出版物进行全面的审查。而达·芬奇又是一位非天主教徒，私生子，他终生单身，又是一名同性恋，天主教廷肯定视他为魔鬼。因此瓦萨里在传记里将达·芬奇写成了一位天主教艺术家，不管一辈子做了什么却在生命最后时刻做了忏悔，皈依了天主教，并在法国国王怀中死去，他既获得了上帝的宽恕，又获得了王室的认可，这其实都是瓦萨里在暗中保护达·芬奇的名声，以及他身后的作品。”

即便现存达·芬奇遗嘱显示他进行过忏悔，“但这在当时也只是去世前的一道常规程序，并不能代表达·芬奇就真的皈依了天主教，人人都知道他一生将科学知识高高地置于宗教之上。并且他在遗嘱中明确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葬在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里，而不是通常的天主教公共墓地，其实也说明一些问题”。托斯卡纳说，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瓦萨里的叙事长期统治着西方艺术史，甚至“文艺复兴三杰”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他创造的。而达·芬奇在弗朗索瓦一世怀里去世的形象也就由此被当成了公众记忆的史实。路易十四委托画家弗朗索瓦-纪尧姆·梅那卓（Fran?ois Guillaume Ménageot）创作了著名油画《达·芬奇死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怀中》，拿破仑更是命人以这幅画为母本制作成挂毯赠予意大利，如今这幅挂毯就挂在奎里纳莱宫，也就是意大利总统府。

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王室还专门以达·芬奇之死为题材制作了大量版画，在民间广泛传播，希望以此展现王室作为艺术赞助者的高尚身份。“因此当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发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有关达·芬奇在弗朗索瓦一世怀里去世的版画，全都是存在法国国家历史档案库中，而非艺术资料库，这就很容易理解了。”托斯卡纳说。

香波堡中心的双螺旋楼梯被视为达·芬奇建筑设计遗产

达·芬奇的法国遗产

如今从昂布瓦兹城堡到香波堡（Chateau de Chambord）只需要一小时的车程，顺着卢瓦尔河逆流而上，先抵达弗朗索瓦一世前任路易十二的旧宫布鲁瓦城堡（Chateau de Blois），道路随后离开了河岸，伸向平原，经过一片麦田，然后就开进了森林深处。

达·芬奇去世，紧接着第二个月，弗朗索瓦一世竞选罗马帝国皇帝失败，尽管全力准备了一年，并花费40万埃居金币投入竞选，但他还是输给了查理五世。心灰意冷的弗朗索瓦一世从此纵情林间，狩猎成了他的生活重心。同年9月，香波堡动工。

此前法国王室在卢瓦尔河谷居住的城堡多是由中世纪堡垒原地改造而成，但香波堡不再具有任何中世纪的特征，它外表华丽，平整舒适，因此被后人视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之一。

但从正门进来，却立马发现在其华丽的外表下，内部装潢非常简单，唯一有趣的设计来自整个城堡中心的双螺旋楼梯。两条一模一样的楼梯围绕着一根镂空的中柱向上延伸，如果两人分别同时登梯，不会在过程中相遇，却能透过中间的镂空对视，充满了达·芬奇式的智慧。自2015年以来，越来越多历史学者推测香波堡实际就是达·芬奇的罗莫朗坦宫殿计划的延续。根据达·芬奇的笔记，他生前与同样从意大利来到法国宫廷效力的多米尼克·德·科尔托纳（Dominique de Cortone）不仅相识，两人还合作组织了1518年的两次王室庆典，配合默契。1519年，达·芬奇去世后，科尔托纳被国王任命为香波堡建筑设计师。而在达·芬奇的笔记里，则出现过相似的复式旋转楼梯草图。

只不过香波堡的建造时间太漫长了，1540年竣工之时，巴黎附近枫丹白露宫（Chateau de Fontainebleau）的改造也已完成，弗朗索瓦一世便命人将卢瓦尔河谷城堡群中的王室图书和艺术品收藏全都搬进枫丹白露宫，随后宫廷贵族也陆续前往巴黎附近定居，卢瓦尔河谷城堡群就此淡出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当然，达·芬奇在法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就此结束。根据1999年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史料，弗朗索瓦一世1518年6月向其统治下的米兰公国发了一道指令，要求从年预算中拨出相当于1300埃居的款项，赏赐给定居在米兰的达·芬奇弟子萨莱，以感谢他赠予国王的几幅绘画。“说赏赐，是因为平民不能与国王买卖，但这笔钱比达·芬奇1518年的年薪还多，由此学界推断这几幅画就是意大利红衣主教路易吉·德阿拉戈纳1517年在达·芬奇工作室里看到的那几幅。”托斯卡纳说。

这一发现由此确定了如今卢浮宫所藏三幅达·芬奇画作的流藏，即《蒙娜丽莎》《施洗者圣约翰》《圣母子与圣安妮》。它们与路易十二购入的《美丽的费隆妮叶夫人》《岩间圣母》一起，先是成为法国王室收藏，在法国大革命后，正式入驻卢浮宫博物馆。

离开昂布瓦兹城堡的时候，我问了让-路易·叙罗一个问题：达·芬奇对法国文艺复兴意味着什么？叙罗说其实这个问题更像是在问，文艺复兴是什么。“在史学里，当我们定义一个历史时期，通常是看这个历史时期里是否出现了新东西。文艺复兴的起始是很模糊的，自15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各国间的交流明显增多，艺术家的技法、作家的著作，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达·芬奇来了法国，丢勒去了威尼斯，我们管这种现象叫‘文化沸腾’，它进而促进了那些国家艺术家和学者们想象力的创新。而对当时卢瓦尔河谷的法国王室来说，他们有钱，他们想要创造，因此邀请各地工匠艺术家来到这里。”

叙罗说，这种“文化沸腾”最好的例子就是如今埋葬达·芬奇的圣于贝小教堂，教堂内部布满繁复的哥特式雕饰，实际上是在路易十二治下由北方的弗拉芒技师建造的。“这就是法国文艺复兴的代表，在这座弗拉芒技师为法国王室建造的教堂里，埋葬着一位意大利大师。”

（感谢高振华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