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片金瓶梅专题之为什么《金瓶梅》被为视禁书

《金瓶梅》讳莫如深，不是每人都可以看到它的完整面目。时至今日，《金瓶梅》仍旧被视为色情书，不仅少儿不宜，成人也不宜，它依然不能被正常看待，“色”与“淫”依然仍是它的标签。

金瓶梅禁书　　《金瓶梅》之初就被视为成人不宜表面原由：《金瓶梅》的情色描写太多

　　《金瓶梅》自明代年问世至今，已400余年，这四百年间，争议一直未断。经历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它头顶一个庞大的“淫”字从未真正摘去。无论是否真正读过这部作品，“古今第一淫书”，早已与《金瓶梅》划上等号。

　　其辅一出世，就遭到禁毁。按照史料，明崇祯年间官员侯峒在任江西右参议提督学政曾颁布条例，下令禁止公开刻印《金瓶梅》：“如《金瓶梅》、《情闻别记》等项，迷乱心志，败坏民俗，害人不小。此后但有卖者，提调官即时严拿书坊，究问何人成稿？何人发刻？身解提学官将正身从重定罪，原板当堂烧毁；如系生员，革退枷示。

　　进入清代，统治者对文学控制趋向极致，顺治九年，要求书商们“只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别的锁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业禁，违者重究治”。《金瓶梅》自然不属于“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擅自刊刻贩卖阅读，一旦被发现，“系官撤职，军民仗一百，流三千里。卖者仗一百，看者杖一百。”

　　直至今日，《金瓶梅》全本尚不能出书发行，市面上能见到的《金瓶梅》皆为能删减后的“洁本”。

　　因书籍内容淫秽色情，这是古今中外各国当局最光亮正大的禁书理由。但是，事实上，有学者统计，《金瓶梅》全书共有80万字之多，其中描写性行为的文字只有2万左右。因为这2万字而否认其余79多万字的内容，而且把整部书定义为“淫书”，实在过于牵强。

　　有学者这样评价《金瓶梅》，“这是对一个扭曲了的社会扭曲的抵抗”，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帝王、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粗俗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敲诈的奴才。

《金瓶梅》塑造的西门庆，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其言行举止充分袒露了统治者的贪婪的权欲、利欲和性欲。西门庆靠做生意发迹，在坑、拐、抢、骗他人财富的底子上，交易越做越大，财产越积越多。之后他又利用手中的钱财去巴结讨好显贵，捞取辟职。之后则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大搞积压居奇，放印子钱，兴贩盐引，纳贿舞弊，敲诈勒索，以赚取包多的财产来满意自己吃喝玩乐的荒淫生活。

　　第三十四回中有一段关于西门庆书房的描写。这个识字不多的官商发达后，专门布置了一间书房。但书房中那些“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品帐簿……上面写着蔡老爷，蔡大爷、朱太尉、童太尉、中书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处知县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备、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并刘、薛而内相……”政界利益关系、人际关系、权利关系一目了然。

《金瓶梅》充分再现了一个官由财进，狱以贿成、物欲横流、男盗女娼的腐朽社会。显然，这完全符合一本禁书的标准，自然无法为统治者所容忍。因此，以淫秽和色情为正当公道合情的借口，查禁《金瓶梅》，不失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一方面，财富的不同和社会职位的不同等基本无法满意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要求，位高权重、财大气粗者往往更轻易实现欲望的满意。三妻四妾实际上也变成了大户人家可以掌握的“特权”，平凡黎民所拥有的不过是“贫贱伴侣百事哀”的无奈。因此，让人自觉放弃满意个人欲求的权利，即是统治阶层研究的重要课题。

《金瓶梅》赤裸猖狂的性描写，是性禁忌统治下的斗胆抵抗，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性革命的肇始者，比西方的性解放早了近300年。《金瓶梅》色情描写背后所隐含的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放纵以及女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恰好是统治阶级所要压制的对象。

　　进入现代 《金瓶梅》依然被视为成人不宜香港三级电影夸大了《金瓶梅》的情色成分。

　　近年来香港三级电影界《金瓶梅》热情从未减退，号称以《金瓶梅》为原型的三级电影，一个接连一个拍摄，以情色为卖点，吸引民众的关注。事实上三级电影对于原着的一再翻拍往往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只不过借助《金瓶梅》制造噱头，将《金瓶梅》的色情内容不停放大，加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演绎，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金瓶梅》的关注，与名叫《金瓶梅》的情色电影混为一谈。

　　愈演愈烈的三级电影使《金瓶梅》陷入了难以打破的恶性轮回，透过诉诸感官刺激的影像作品看原着，无异于带上了庞大的有“色”眼镜，自然除了“淫书”便再无其他。

　　“禁欲”曾长时间主导中国当代社会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一向是讳莫如深，耻谈男女人事。

　　在古代中国，自宋代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来，公道正当的性欲也被彻底打上了罪恶的标签。无论是坦荡直白的铺述，仍是含蓄隐晦的暗示，都是缺乏道德的表征为世人唾弃。“万恶淫为首”成为全社会尊崇的信条。 “食、色性也”的先哲寓言，被道学家弃之不顾。今后，“性”的意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文学、戏剧、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在此景象下，横空出世的《金瓶梅》自然无法被社会容忍，被所谓的正人君子视为下流和毒草。

　　开国初年，在阶层意志和革命伦理的的绑架下，无性是政治正确的选择。任何欲望则被当作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洁净的。性还是机密和禁忌，谈论性还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在这种社会民风下，文艺作品中的性描画更是被视为“资产阶层毒草”，需要彻底清扫。

　　帮新开放30余年，国人的道德标准在中西观念的融合之下呈现了裂变和异化。性，再也不是只能深藏于内心的蝇营狗苟，也不再成为道德高下的判定指标。可是，千百年来，拘泥于儒家文化的种种说教和限制，“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教条依然让中国人始终在性的问题上放不开手脚，对我国的绝大多半人而言，仍旧是持比较守旧的性道德观念和性行为立场。无法理性对待、客观评价《金瓶梅》中关于性的描写，正是这种尚未完全排除的性禁忌的表现。

《金瓶梅》降生的明代，专制达到新的高峰，其继承者清朝，将中央集权发展到极致。明清的帝王们对思想文化范畴的掌控也更为严苛，对性的压抑和禁忌达到了顶峰。

　　明清正统的性爱观就是运用程朱理学思想去剖析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性爱现象，推行一种合乎程朱理学思想的性爱道德，性行为完全为道德和繁衍后裔服务而丧失了其他的功效。明朝规定寡妇30岁以上如不再嫁的话，就被列为贞女、烈女，当局给立牌楼，得到这项“殊荣”的女人人数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有36000人，到了清代，这一人数达到100万之多，反观程朱理学降生的宋朝仅560人。

　　从顺治到同治年间，更先后颁布了十几回法令，在天下各地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譬如《烧杀贾宝玉》里的江苏巡抚丁雨生，按照史籍所载，他所查禁的诲淫小说计有二百六十八种，连《红楼梦》都囊括在内。

　　有趣的是，如此严苛性道德下的明清社会，却布满了纵欲的色彩和扭曲的性。

　　娼妓业在明清极度发财，谢肇淛说：“今时娼妓充满全国，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妓女成为江南风情的重要部分，南京秦淮河的灯船和河房声色流溢，文人名士与名妓的浪漫关系被传为美谈。晚明文人不但好狎妓，又好娈童成风，甚至有所谓的男院，其中的男妓专门以卖淫为业。盛行房中术和药石秘术在社会上机密传播，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明代中期后的帝王明宪宗、武宗、世宗着迷于房中秘术，甚至有野史称政治能人张居正便因服用春药过多而死。

　　色情文艺在明清极度繁荣。以色情描写为主要内容的艳情小说大批呈现，如《肉蒲团》，《浪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没几许情节，险些全床上描述。文人名士喜创作春宫画，各种生活用品上皆画有房中行乐图。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唐伯虎，也以春宫画的创作者。

　　由此观之，虚伪的道德和强行的压制是无法抹杀人的欲望的，在强力的压迫下，对性的盼望和追求只会日益膨胀。

　　佛洛依德说：“凡是人类所做的事情，皆源于两种念头：人性的激动和成为伟人的欲望。”正是万万个个体追求发挥最大潜能的欲望，促使人类社会不停发展和进步。而欲望是个性的构成部分，压抑人欲，是对人性和本能的否认，也是对个性的抹杀和个体发展的制约。专制社会之所竭尽所能，压制正常的欲望，是源于对个性解放和个体独立的担心。

　　近代欧洲之所以以文艺复兴为出发点，正是因为人文主义旗手其对人欲的肯定、对个性解放的提倡，人的主体意识，社会能力大踏步地进步。

　　然而，自主意识和个性的丧失，使个人变成服膺于团体意志和统一意识形态的玩偶和工具，无法充分发挥潜能和聪明，最终只能带来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退化。

　　正视个性和欲望 能力正视《金瓶梅》，人不会因为一本书变坏。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人学，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思想与感情，人生际遇的方方面面都是文学关照和体认的对象。性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自然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和描画。《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也属于人学的领域。

　　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仍是犯法学都无法找到证据，证明色情内容与性犯法之间的必然联络。而当上个世纪六十年月末，丹麦开放色情文学市场后，社会的犯法率反而下降。

　　人平生价钱观的形成则是漫长的时间与无数的信息聚集起来的。阅读也是渐进累积的过程，每一本书都会对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影响的多寡亦与阅读者的理解才能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区区一本书很难对人的价钱观产生“好”或“坏”此类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