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门事件，干货看这篇!猥亵女童案背后，“新城”创始人王振华的财富往事

2019年6月29日，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因涉嫌猥亵儿童案陷入舆论风波。今年6月17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王振华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苏南地区地产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兴旺，以及老家武进特殊的区划空间设置，成就了王振华的财富传奇。然而他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与财富增长并不匹配。王振华离奇的个人沉浮，偶然中有其必然，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一起案件诉讼可以涵盖的内容。

文｜刘怡

一个富有黑色幽默感的事实是：即使新城控股的全年地产合同销售量在2018年已经跻身全国前十位，也很少有员工能肯定地说出“新城”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哪怕是在王振华的家乡以及事业起步之地——常州武进。

从常州火车站驱车南行8公里，京杭运河与常州大学城之间，半径不到3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新城控股开发的超过20处住宅楼盘和商业地产。

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本地中产阶级，可以选择以每平方米1万元到2.5万元不等的价格买下一套冠以“新城”前缀的居家住宅，在新城旗下的商业综合体“吾悦广场”就餐和购物，并在新城控股特许经营的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招待访客。

某些时候，街头甚至会出现署名为“新城派出所”的布告或通知——这个“新城”当然不能和王振华开创的那个地产王国混为一谈。但当一个人骤然置身于“新城系”品牌色彩如此强烈的空间时，他几乎无法区分“新城”究竟是一个中性地理概念，还是那家地产巨头的名号。

“我估计王振华自己现在已经不爱提‘新城’这个名字的来历了。年轻一点的本地人也讲不清到底是先有新城地产，还是先有‘新城’这个地名。”年过六旬的徐明笑着表示。退休之前，他在武进区湖塘镇人民政府工作了20多年。“新城，其实是‘武进新城区’的简称，这是原武进县政府在1993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1993年夏天，常州市人民政府领导的武进县将县政府驻地迁到本县下属的湖塘镇，随即提出要在这里建设新城区。徐明回忆：“当时已经确定武进将在1995年撤县建市（由常州代管的县级市），对武进县政府来说，以湖塘镇为中心规划新的市区布局是当务之急。我印象里，王振华的房地产公司，最早戴的是镇办集体企业的‘帽子’；起‘新城’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对应县政府提出的新城区规划项目。应该讲，‘新城’这个企业，从它起名字开始，就搭上了政府土地开发的‘顺风车’。”

新城控股上海总部（摄于2019年7月11日）（图｜视觉中国）

1993年7月2日，王振华口中“最初只有五个人、三间房”的武进新城开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在湖塘镇注册成立；10天后，武进县政府正式搬迁至位于湖塘镇镇中心的新址。以湖塘镇为起点，王振华的“新城”由武进到常州、由常州到上海，在20多年时间里发展为总资产超过4700亿元人民币、以三家上市公司（A股上市公司新城控股和港股上市公司新城发展、新城悦）为核心的财富王国，在中国119个大中城市开发或完成了超过500个地产项目。他本人也顺势积累起可观的公众荣誉与社会地位，一度被视为21世纪初苏南企业家中的领军人物。

但这一切在2019年夏天戛然而止。当年7月3日，上海警方对外证实：王振华因涉嫌于6月29日在万航渡路一家酒店猥亵一名9岁女童，已被采取强制措施。7月10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依法对王振华及同案犯周燕芬批准逮捕。2020年6月17日，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振华有期徒刑5年，周燕芬有期徒刑4年。

距离王振华案一审判决结果公布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在“新城系”地产项目密布的武进，人们依旧乐于向每一个外来寻访者讲述关于这位“大人物”的种种真伪莫辨的故事。他留下的地产王国由“85后”长子王晓松接手一年后，已经度过了最初的危机期，股价重回稳定区间。

然而只有在进入武进区湖塘镇这个新城地产仰以命名的空间之后，王振华过往经历的特殊性才能充分展露——从出生之地到曾经就读过的学校，从最初担任领导职务的纺织厂到担纲承建的第一处住宅楼，王振华33岁以前的人生，基本上是在湖塘镇半径不到3公里的空间内度过的。猥亵女童案中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周燕芬，同样是出生在这一区域内，并在此地与王振华相识和建立关联。

即使是在新城地产的项目建设范围已经扩大到常州市区、乃至整个华东范围之后，湖塘这个“内圈”依然构成王振华的经营根据地和战略“大本营”。它所承载的，已经远不止是一位富商的乡土情谊。

在这个空间的“内圈”里，孕育出了王振华的商业理念和行事方式。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乡镇企业模糊的“公”“私”界限，化公为私的产权转移，政府机关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旋转门”……所有这一切都在“内圈”中波澜不惊地发生。同样急速膨胀的，还有曾经被“内圈”中的人脉网络包裹与遮蔽的个人欲望。

已经定居“外圈”之地上海、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王振华，依旧和“内圈”时代结识的同乡女子周燕芬保持着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后者从私人交际圈中寻找女童的行为，最终导致两名幼女及其家庭遭遇巨大伤害，周、王两人也受到随之而来的法律制裁。但这不会是最后一个关于隐秘“内圈”的故事：“内圈”不眠，恰如财富永不眠。

湖塘桥“能人”

“这条河是在毛主席去世前一年，公社里组织各大队的壮劳力一起凿出来的，我记得王三大（王振华之父）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参加了劳动。”在毗邻湾里社区的湖塘河畔，王振华少年时代的邻居老吕指着平静的水面侃侃而谈，“我们湖塘桥的地势是东边高、西边低，北面河上的桥又矮。夏天运河一发水，刚好淹进湾里这一片，家家户户都泡在水里。到挖出新河道、不再年年淹水时，已经是1976年了，王振华都在上初中了。”

1962年出生在湖塘桥湾里大队王野鸡村的王振华，青少年时代始终是和村边泛滥的运河水以及困窘的家境联系在一起的。但随着父亲王三大做起个体生意，全家人的境况发生了戏剧性改变。老吕回忆：“王三大和他老婆王杏娣，应该说都是农村的能人。70年代湖塘公社鼓励各个大队自己办工厂，有的生产农具，有的制造木器，销路不算好。王三大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儿，家里又有五个儿子，开销很大。1978年以后，他开始帮沙塘岸的一家渔具工厂卖鱼钩和鱼网到外地，几年后成了湖塘桥为数不多的‘万元户’。那时村里人都叫他‘王三万’。”

五个儿子中年龄最小的王振华，在1977年考进了离家不过300米的新湖中学，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时光。据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该校副校长的丁老师回忆：“新湖这个学校，最早是湾里大队为了普及义务教育临时兴办的，生源大部分是本地村民的孩子。1977年之后，因为高考恢复，加开了四个两年制的高中班。王振华是1977级1班的，他后来的老婆陈静是附近邱墅大队的人，和他同级不同班。不过两人谈恋爱、结婚是几年后的事。”

在丁老师印象里，少年时代的王振华沉默寡言、学习勤奋，但并无太多显山露水之处：“那个时候新湖中学考上大学和大、中专的毕业生每年都有三十几个，按比例来说不算低。王振华要是肯努努力，希望很大。但我记得他1979年一毕业就顶替母亲去红旗棉纺织厂上班了，估计家里人是希望小佬（‘孩子’的本地方言）早点出来工作。不过隔了一年，听说厂里把他送到武进电大（广播电视大学）去念书了，还是拿到了大专文凭。”

1979年高考落榜，一年后却能以棉纺织厂普通青工的身份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这是王振华早年经历的第一个好运。电大早期的校舍是武进县政府向各单位借调得来，学生平时实行走读制，氛围更像是一座“超龄”中学。大学同学杨兵记得两件与王振华有关的事——电大当时的主要校舍，就设在武进县第一棉纺织厂（原红旗棉纺织厂）新建造的办公楼顶层，王振华正是在这家工厂接替了母亲王杏娣的岗位，日后又成为中层领导。而当时负责电大日常管理的一位陈姓校领导，正是王振华的高中同学陈静的父亲，几年后成了“老王”的岳父。

1983年夏天，结束三年脱产学习的王振华回到了武进第一棉纺厂生产车间，开始了他在纺织业积累“第一桶金”的过程。毗邻运河、交通便利的湖塘桥，早在民国时期就已成为苏南织布、印染工业重镇。1968年，新建成的武进第一棉纺织厂落成投产，到1982年已经拥有3.5万平方米的厂房、3万支纱锭以及464台自动织布机，规模相当可观。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为配合国家出口创汇的目标，一度兴起了大办轻纺工业的潮流。常州由于历史积淀和地理条件之利，成为当仁不让的中心。曾与王振华同在武进第一棉纺织厂工作的李龙大回忆：“当时的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年轻时就是常州的棉纺厂工人。1978年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专门到过湖塘桥，视察本地的社办织布厂。”武进第一棉纺织厂虽然只是一个中型工厂，员工规模却有近2000人之多，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以及直接对接省纺织工业厅的权限。对彼时的王振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高起点。

李龙大分析说：“我们这个厂最早是合并各大队的织布作坊建立的，后来在湾里大队那一片建造了新厂区。名义上是县办‘大集体’企业，实际上一直由湖塘公社这个‘小集体’领导，主要车间的负责人都是湖塘桥本地人。”具备大学生、本地身份和年纪轻三重优势的王振华，在这个环境下如鱼得水，仅用五年时间就成了生产车间副主任。李龙大还记得，“老王”在1985年结了婚，两年后大儿子王晓松出生时，他给不少同事送过糖。“应该说，王振华这个人在当时就是一个能人。不光是业务能力，关键他的眼光好，做决定的时机对。”

带有玄学色彩的“眼光”，并不意味着赌博式下注，某些时候，它和提前获取信息、并解读出其中包含的潜在机会联系在一起。当李龙大这样的老“厂里人”还在期盼棉纺织厂继续做大做强时，决定性的政策变化已经在酝酿中了。

据上世纪80年代担任常州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浦国荣回忆，从1984年开始，常州市委决定对辖区内的集体工业企业进行整顿，把“小而全”的旧式集体企业改造成效率更高的企业群体。换言之，类似武进第一棉纺织厂这样的中型企业将不再兼顾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销售的整个流程，不同的经营环节将被拆分成一系列新企业，以“企业群”的方式投入运转。整顿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同意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特别是把过去“党委领导一切”的做法变为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意味着在新企业中，经营负责人将会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王振华抓住了风向改变带来的机会。1988年秋天，他开始主持一家从老棉纺厂分拆出来的小型织布厂的日常生产和经营。1990年，这家设在邱墅大队的新企业正式更名为“湖塘区织布厂”，王振华出任厂长兼法人。

徐明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段：“80年代后期镇办、乡办集体企业的改制，其实是一个灰色地带。许多底子不错的中小企业在短短几年间，控制权落到了过去的乡镇干部及其关联人手中，付出的成本却几近于无。特别是那些受到经济和外贸政策影响、业绩出现波动的企业，有的所有权几乎是白送给了能搞定政府关系的经营者。王振华本人和他妻子家中都有一定财力，又是土生土长的湖塘人，他能占得先机那是自然而然的。”

“公”与“私”之间的界限，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变得极为模糊，这正是“内圈”模式的关键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在游走于湖塘桥纺织行业的几年里，王振华积累起的不仅是启动资金，还有“内圈”中的人脉以及商业阅历。

“农村包围城市”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贺曲夫在2008年的一项专题研究中发现，1995年武进撤县设市之后，实际上一直在以湖塘镇为中心，继续升级独立的放射状格局。而常州老城区的东西两翼始终被武进这个“U形环抱”限制住，除去拓展了北部新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现为新北区）外，再无伸展余地。而在2002年武进撤市改区之前，常州老城区的土地总面积只及武进的一半，形成了奇特的“空间倒挂”现象。“大常州”的基建中心移到了武进，而湖塘桥又是武进的中心。

按照王振华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描述，他决心投入湖塘桥的房地产开发，是因为1993年读到了一本朋友推荐的小册子《房地产：投资潮中不沉的船》。但在老吕口中，故事却是另外一个版本：“那个时候，整个湖塘都在搞村镇建房。湖塘桥要变成新武进的中心了嘛，从前的农村平房都要拆掉建楼房。王振华的叔叔就是湾里大队的大队书记，这个商机他会不知道？”徐明对“新城”名称由来的诠释，也从侧面验证了这一推测。但在启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王振华只能从最熟悉的湾里入手，从承接村镇改造房项目开始积累经验和资金。

“那个时候王振华的本钱，一年只够做一个项目。湾里一带地势低，本身不是好地，他又有熟人关系，就算这样，老王的湾里新村东区项目头一年也只建了一栋楼，两个单元72户人家。”在90年代与王振华有过资金借贷往来的刘女士回忆，“但好处是湖塘的村镇建房改造一直在持续。一个湾里大队，东区就要盖二十几栋楼，就算一平方米只卖几百块，三年下来也会有好几千万到手，又没有多少风险。”王振华本人曾把他的早期发展策略称为“农村包围城市”——立足湖塘“内圈”这一基本盘，图谋向常州市区发展。

1996年，王振华在武进新城公司基础上注册了新的企业主体“新城控股”，将开发范围扩展到了运河干流对岸的中凉新村。这一地块已经延伸至常州老城区近郊，但依然属于武进市管辖范围，距离湖塘“内圈”也只有不到4公里。据当时担任常州市房管局局长的姜国元回忆，中凉新村属于正在进行试点的“安居工程”项目的一部分，为的是解决常州市老城区危旧住房的改造问题。从1995年到2000年，整个常州市年均上马“安居工程”住房16万平方米。为了鼓励本地企业参与，市政府提出给予开发商一系列优惠政策，减免有关规费和税费。王振华的新城控股在介入该项目后，陆续开发了中凉二村、中凉花园东区等七期工程，规模开始膨胀。

王振华（图｜视觉中国）

“应该说，老王也不是每步棋都走得稳稳当当。开始搞中凉新村项目的头几年，他的资金链是蛮紧张的。”刘女士回忆，“湖塘桥的房价比常州市区低，他在市里拿到的又是均价不高的安居房项目，几条线同时操作，压力就来了。”在老吕印象里，王振华的二哥在这段时间因抑郁自尽，熟人间传闻即与新城的经营困境有关。但这一切终究被重大的政策变化所改变——1999年，常州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等四个配套文件，确立了住房商品化的总目标。从那时起到2002年，全市房地产业进入了第一个增长窗口，地产开发投资额从22.32亿元快速增加到41亿元。“新城系”的黄金时代就此到来。

“常州市区住宅楼盘的均价要比武进高不少，上升空间也大，所以老板（王振华）坚持每年要在市区弄一个项目，打响知名度。但湖塘他也不想放弃，因为稳当。”一位在世纪之交任职于“新城系”企业的常州籍中层干部告诉本刊，“有了湖塘，就保证了后方。常州是前线，要和其他房地产企业竞争，优势需要慢慢积累。”王振华本人曾把1998～2002年称为他的“常州市区攻坚”阶段：在这四年中，“新城”的年销售面积由最初的6万平方米增加到26万平方米，营收突破1.5亿元，总资产达到10亿元规模。“王三万”的儿子现在已是“王三亿”。

同样是在“攻坚”阶段的2001年，新城控股还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资本布局——在B股借壳上市。那位常州籍管理人员表示：“B股在中国境内上市，但使用外币交易，市场规模不大，不算是一种好选择。老板（王振华）做出这个决定，我猜一是为了迎合当时武进市政府的口号，希望吸引外资来参与新武进开发。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加拿大永居身份，老婆也送出去了，觉得可以在海外市场搞一搞。另外就是帮人解套，因为新城当时买的是五菱柴油机在B股的壳，2001年前后国内中小型柴油机市场不景气，五菱的大股东武进柴油机厂抽走了上市公司资金去补自己的窟窿，造成巨额亏损。老板在这个时候出手，等于替武进方面接了盘，将来肯定是有回报的。再说那个壳也不贵。”

通过出资1.084亿元收购五菱柴油机名下29.36%的法人股，王振华完成了对壳资产进行重组、并将其更名为“江苏新城”的上市步骤。2015年12月，新城控股成功实现“B转A”，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当日报收于每股29.35元，涨幅198.88%。王振华就此跻身“千亿级”地产巨头。

“外圈”与“内圈”

“我对新城这个公司，印象还是蛮好的。业务很正规，也没听说在上海有什么不规范操作。”在上海地产租赁市场深耕近20年的詹先生告诉本刊，“我跟新城有过一些业务往来，主要涉及住宅楼盘，在上海本地和环沪城市都有。应该说他们没什么特别鲜明的特征吧，毕竟进入上海市场比较晚了，属于第二梯队。”

2002年，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都在吹响“向一线城市进军”的冲锋号。广州的富力地产着手试水北京，顺驰的孙宏斌准备走出天津，守住了武进“大后方”的王振华也开始将触角伸向上海和长三角周边城市。这年11月，长江商学院第一期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班在上海东方君悦酒店举行开学典礼，王振华名列105名学员之一。三个月后，他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新城创置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始在位置相对偏远的青浦区绕城高速路近侧开发“入沪”之后的第一个楼盘。“新城系”的决策中心和管理层，自此逐步向上海转移。

“上海的住宅楼市场和环沪地区很不一样。如果看过去5年的数据的话，上海市区新开盘住宅的均价几乎没有上涨，上升空间是不及环沪城市的。”詹先生分析说，“土地供给有限，内环地区几乎没有新的地块进入市场，这种情况下第二梯队要打出名气是很难的。当然钱还是有得赚的，毕竟均价比较高，拿完地放在手里‘捂一捂’，利润总归还可以。但指望在上海市场建立显著优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没有哪家巨头做到了这一点。”

规范、单调、四平八稳：这是“新城系”进军上海后吸纳的本地员工对自己的东家的一致印象。一位已经离开该公司的销售经理告诉本刊：“老板会让他从常州带过来的老员工给新人讲他的创业史，讲什么‘骆驼精神’‘拼刺刀意识’，但不算太过分。平均每年一两个项目，卖得还可以，但也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了。”

一项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新城系”总部东迁上海的同时，王振华并未放慢在“大本营”常州、特别是武进湖塘继续扩张的速度。2001～2003年，新城地产在武进区先后拿下两个乡镇拆建项目、两处新建住宅项目以及一个别墅区，仅拿地支出就超过5.4亿元。2006年拍下长虹路大圆盘西南角18.9万平方米的地块时，价格达到了2.83亿元。对此，曾在常州市规划局武进区分局工作过的张明兴有他的看法：“90年代武进县提出建设‘南部新城’的目标，因为资金缺口问题，实际上过了10年才真正付诸落实。2003～2010年，整个湖塘桥真的是“拆”字当头，过去的村庄和小工厂统统变成了住宅楼以及商业地产。这种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地块抓紧囤到手里绝对是回报丰厚的。新城拿到的那些地，虽然并不是每一块位置都足够好，但均价低、上涨空间大，无论是建成住宅楼盘还是搞商业综合体，都是稳赚不赔的。更何况王振华有的是路子拿到银行贷款。”

2016年1月22日，新城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振华因个人原因，正在接受常州市武进区纪委调查。一位曾与“新城系”有过合作的常州本地建筑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刊：“当时原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瑞卿涉嫌严重违纪落马，牵出多名本地官员，王振华和武进一家大型建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都遭到了调查。”2005～2011年，沈瑞卿以常州市委常委的身份担任武进区委书记近6年之久，这一阶段恰恰也是新城控股在“内圈”进一步扩张的关键节点。王振华早年的合作伙伴刘女士当时参与了常州多个房地产项目的资金链搭建，她回忆说：“到2010年为止，整个常州每年要产生五六百万平方米的新建地产项目。一些过去的工厂、学校、政府办公楼，在新的规划方案下被搬迁到了市政府重点发展的新北区，原来的地皮则被拍卖。‘新城系’是非常喜欢这种旧的工厂、学校地块的，因为在老城区新增土地供给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一个旧的厂区就是六七万平方米的地皮，建造成住宅楼出售，简直跟印钞机一样。2006年王振华拿下能源设备厂和化工学校那两块地，每块6万多平方米，价格都只有2亿多元。没有可靠的关系，他很难办到。”

长期关注华东地产市场的原花旗银行资深分析师施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新城在“内圈”和“外圈”迥异的发展策略。他在电话中告诉本刊：“2010年之前，整个‘新城系’超过一半的新增地产项目落在武进区，在武进又往往围绕着湖塘一个镇，这是很不寻常的现象。因为在王振华东进上海之后，‘新城系’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华东十几个城市。这种情况下，不在新市场高举高打，却在大后方武进搞起‘大跃进’，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截止到2018年底，“新城系”在常州范围内完成了38个住宅地产项目，另有多个商业地产项目完工或在建，其中半数以上在武进区范围内。按占比估算，仅湖塘镇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项目数量，就占到“新城系”创建以来开发总量的5%以上。考虑到这些项目大多诞生在公司资本规模急剧扩张的中前期，“内圈”的价值可见一斑。

而王振华对他的“内圈”关系的不加掩饰，在地产巨头中同样属于异类。施先生表示：“最近十几年，内地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时，大多会对自己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做模糊化处理。因为内地反腐的力度很大，过度宣传企业跟地方政府走得太近，股民会产生怀疑。但王振华好像就不忌惮这一点，2012年‘新城系’旗下的新城发展在香港上市时，陪同公司管理层出现的有好几位常州以及武进的地方官员。”

这种基于“内圈”的亲密关系，当然会带来相应的回报——2006年，湖塘镇小庙村一块5.1万平方米的地皮被常州新城及其合作伙伴以1.15亿元的价格拿下，建设为高层商住项目，而当地最初的规划方案却是安置回迁村民的“新农村示范点”。

“旋转门”背后

由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多位亲历者参与审稿的《新时期常州城市建设史（1978～2015）》，以肯定的语气提及了21世纪初的本地房产市场：“2006至2010年间，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常州的支柱产业。其中2010年商品房、商品住房的销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市土地出让金总额突破2009年的历史高峰再创新高，达301.99亿元。”武进中心部分的商品房销量在整个常州市的占比上升到了30.71%。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新城系”的资产规模由全国房地产行业第35位（2005年）上升到第19位（2011年），名列江苏省第一，正式进入了地产界的“第二梯队”。

与此同时，在王振华麾下的管理团队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曾经的武进区地方官员。2017年11月初，上交所对外公布称：鉴于新城控股副总裁欧阳捷在缺乏权威依据的情况下自行发布涉及公司财务状况的重大信息，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将对其予以监管关注。公开资料显示，欧阳捷在2007年加入江苏新城之前，曾任武进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新城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中，还有原武进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原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等多位曾经的党政官员。

对这种灵活切换身份的“旋转门”现象，徐明并不觉得违和。他评论说：“十几年前是‘新城’大举扩张的关键阶段，需要一大批懂得地方政策和市场环境的高管。王振华从开始做生意起就喜欢和湖塘桥、武进区的地方官员打交道，请他们当参谋。一些年纪比较轻、学历比较高的武进干部也想要‘动一动’，换一个收入丰厚的工作，于是就去了企业。当时《公务员法》关于离职间隔期的规定还没有出台，这种现象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稀奇。”然而徐明也不免觉得，王振华有时在“替干部分忧”这件事上做得过于殷勤了——“原常州市钟楼区的一位主要领导，2011年起在武进主持一个得到政府扶持的养老地产项目，当时的设想是不卖房子、只出售会员资格，但本地人不买账，反响不好。后来王振华出面买下了这个项目的控股权，依然由这位领导负责管理，实际上是变成普通商业地产在出售了。你觉得他看中的是那点卖房的利润，还是项目背后的人脉跟政府关系？”

毫不意外的是，这个养老地产项目依然位于王振华的“内圈”，依然处在湖塘镇那个半径3公里的圆圈内。

插图｜老牛

2010年之后，老吕见到曾经的旧相识王振华的机会越来越少。新城控股总部东迁上海之后，王振华只会在返回常州参与重大项目签约以及出席家乡的慈善活动时才会偶尔回到湾里社区，就是春节期间也绝少返乡省亲。老吕说：“应该说他这个人跟家乡的感情还可以，湖塘王氏修宗谱时，老王（王振华）捐了好几十万。他母亲信佛，这么多年来光给武进的宝林寺捐香火、塑观音像就花了100多万，可从来也没给湾里修过一条路、造过一个小学。”

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也得到了与王家有过深交的刘女士的旁证。据她回忆：“老王这个人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新城的业务做起来之后，他的几个哥哥虽然也在集团挂了名、手里有股份，但经营方面的事情还是老王一个人说了算。武进许多家族企业中曾经出现过的争产现象，在新城就没有发生过。”妻子陈静在王振华创业初期曾经提供过帮助，不过到了1997年，她去加拿大定居，两年后在那里生下一个女儿，一直到2005年才回国定居上海。

对王振华的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刘女士的描述带着一丝“过来人”特有的宽容：“老王身边是一直不缺小姑娘的。本来九几年他自己也想过要移民，但业务做大之后就改主意了。老婆在加拿大带小孩、换国籍，他一个人在国内，身边弄了几个小姑娘，都是信得过的人介绍的，‘共’（本地方言指相处）几年再换掉。常州的不少合作伙伴都知道。”即使在妻子从加拿大回国之后，王振华依然和湖塘同乡女子周燕芬一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关系。作为“内圈”中人，周燕芬及其家庭成员也进入了“新城”的产业链，做起了建材生意。

在邻近湖塘镇花园街的府北新村，周燕芬曾经的街坊们勾勒出了这名神秘中年女子的大致形象：“府北新村这一片是湖塘桥何留村的拆迁安置房。周家是何留本地人，有三个女儿，周燕芬是老大，很早就离了婚，跟她父亲以及二妹来往比较多。周家的三妹没有参与他们的生意，比较本分。”妻子陈静在加拿大定居期间，王振华与周燕芬相识，多年来过从甚密。2009年，周燕芬之父与二妹注册了一家建材公司，两年后销售额即突破8600万元，而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正是府北新村周燕芬名下的房产。2012年，周燕芬本人又发起了一家注册资本500万元的土方石工程公司，地址就在几百米外的花园街。

在花园街正西方350米处，矗立着常州市武进区政府规模可观的办公大楼，“府北新村”之名正得自于此。27年前那个夏天，武进县政府搬迁到这里，一切关于致富梦想和“新城”神话的故事就此开启。那时节，王振华正在北面2公里外的湾里社区居住，周氏姐妹的老家何留村则在西面1.5公里外等待改造。他们是如此依赖这个“内圈”——实际上，直到今天，王振华高寿的母亲和周燕芬的父亲还居住在花园街两侧新城地产开发的两处豪宅内。但他们的儿女暂时不会回来了：2019年6月28日，周燕芬以“游玩迪士尼乐园”为借口，将在常州物色到的两名女童带往上海。综合受害人陈述、上海普陀某医院的门诊记录，以及法医研究院的鉴定，上海普陀区法院一审认定，王振华对其中一名女童存在猥亵伤害事实后果。2020年6月16日，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案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依法不公开审理。6月17日，普陀区人民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对被告人王振华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5期，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的部分人名为化名。文中涉及常州房地产市场和土地项目的面积、金额数据，均参考：《常州市国土资源志（1995～2007）》〕

作者档案

刘怡

周刊特约主笔，原《战争史研究》副主编，不擅长聊天、没有社交网络账号的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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