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完(作者不详)，干货看这篇!田野｜一所大理乡村幼儿园的新教育实践：人、乡土社会与自然的重逢

孟闪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有的家长陷入了两难的复杂心理：是顺势而为的选择依据规范和规律，循序渐进让孩子获得成长，还是寻求“灰色地带”或是亲自上阵，继续选择高强度补习和快速“提分”，以期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谋一个“好”未来？这种纠结心态其实是基础教育的内涵逐渐背离育人的初衷、被出人头地的普遍诉求所“异化”的反映。本该以素质培养为主旨的基础教育事业的重心逐渐转向至让孩子在一套精微的选拔体系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在升学和就业时比别人更有资格的轨道上。

近年来，这种教育传统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教育工作者乃至官方反思、批判或放弃，重建立足核心素养、尊重儿童天性、回归传统范式的真正的素质教育体系的社会呼吁开始压过僵化的教育“内卷”喧嚣与浮躁。一些人已较早地成为常规教育的反叛者，在媒体聚焦之外的隐秘角落，付诸种种努力，以期为孩子在甚嚣尘上的教培潮流和应试教育的一片浮躁中辟出方寸心灵的净土。其中，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凭借其优越人文和自然环境，在种种阴差阳错的交互下成为国内教育创新探索较为肥沃的试验田之一。

官庄自然村。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1、“风花雪月”之地的方寸净土

很长一段时间里，苍山之麓，洱海之滨的大理，与世无争的偏居西南一隅，总是作为主流社会的“他者”形象被外界所认知。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蝴蝶泉边的五朵金花，鸡足山顶的天柱佛光，喜洲古镇的“六合同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及六方硬山顶楼房组合而成的白族庭院格局的俗称）等浪漫元素共同建构了大众对于大理的异域想象，这里是金庸、琼瑶、安妮宝贝笔下避世的桃源[1]。

前现代生活氛围的曼妙印象很大程度上被现代化的大理所继承，文学层面“避世”和“隐居”的标签也赋予给了现实中坐落于此的城市和乡村，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这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在某种程度让大理成为了中国大都市的“后花园”。

进入21世纪，一批不满足城市喧嚣生活的文化精英和中产“逃离”至大理，享受得天独厚的“诗与远方”的想象和“复得返自然”的自洽。后来，互联网时代厌倦大城市枯燥生活的IT从业者和作家、设计师、摄影师等自由职业者做了第一波反叛者，他们将办公室搬到这片看似远离世俗纷扰的“风花雪月”之地，努力在舒适生活与合理工作之间找到平衡点，以期减轻资本对于他们生命的宰制，获得心灵的片刻安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类背离主流生活方式人群的孩子到了学龄，成功出逃的他们既不满足大理本地落后的幼儿教育，又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回到都市在传统教育中跟着潮流标准“卷”。于是，基于对教育的反思，他们效仿一线城市践行先进教育理念的学校，在大理建立起来了诸如云朵、猫猫果儿、苍山学堂、那美学校、蔬菜教育社区等一批探索新教育模式的学校。这些孩子由此得以就近入学，继承父辈的“反叛”品质，成为传统教育的叛逆者。

在大理的新式学校中，教师的功能从传道、授业、解惑让位于引导、陪伴和鼓励，教育的核心内容的主要是常识、感受和体验。固定的课堂形式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不追求“整齐划一”的自由探索和尊重展示个性的大胆创新实践内容在激发学生想象力的教学过程中被充分放大。学校大多数课程的安排都颇为灵活，都是在“体验中学”、“做中学”、“玩中学”，不需要课外时间培训“加餐”，更不需要挑灯夜战，力求使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得到发展……

经过数年的积淀，大理周边不仅如雨后春笋般聚集大量来自各大城市的践行“在家上学”模式的各类学习社区及以“自然教育”理念指导的各类新式幼儿园、国际学校等，还成为一线城市各类研学、游学活动的首选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以“自然教育”理念为主导的教育创新实践开始向大理周边农村地区扩展，许多云南本地人开始探索在收入较低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地区开展教育创新实践的可能性。

官庄明德幼稚园正门。

2、“自然教育”的“上山下乡”

“自然教育”理念主张顺应自然天性，依托乡村环境，培养自然人，云南明德公益和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在探索欠发达地区乡村教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证明这是当下解决乡村幼儿教育困境的一种新路径。

在2000年至2010年间，明德公益开始组织小规模的大学生团队在寒暑假期深入滇西地区香格里拉、怒江、保山等州市的村寨进行支教活动，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辅导孩子写作业，教授一些简单的课程和组织体育活动等。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们发现仅仅停留在支教活动层面是远远不够的。随着这些地区“务工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各个村寨的“留守儿童”现象在这十年间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故而相较于知识的教授，为儿童提供情感方面的陪伴显得更为迫切。

此后，明德公益的乡村支教行动逐渐向着通过趣味性强又贴近生活的多样化活动培养留守儿童的好奇心、学习兴趣、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独立健全的人格方面转变。经过几年的坚持和发展，这种富有温情的陪护和以育人为宗旨的初心逐渐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演变成法国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中主张的“顺应自然天性，依托乡村环境，培养自然人”的“自然教育”模式。同时，由于农村儿童的成长环境本身就是贴近自然、融入自然的，其学前教育实践与“自然教育”理念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自然教育”的理念和模式被认为是解决当下乡村留守儿童学习、心理问题和培育综合素养的关键。

2014年前后，明德公益开始在各地通过夏令营、游学、讲座和论坛等诸种形式宣传推广乡村“自然教育”模式，并试图在各地幼儿园进行实践，但在当时普通家长“上学不就是读书和上课搞学问”的天然观念及普遍的“鸡娃”心态导致的高度关注课业学习的现实压力下收效甚微，往往是挫折大于成效。

很多幼儿园主办者在刚开始接触以“自然教育”为代表的新教育理念和模式时，通常都会高度赞同，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一部分人也确实会付诸行动，规划建设。但在没有外界帮助情况下，仅依靠办学者个人的能力，接踵而来的不是美好蓝图欣欣向荣的实现，而是在不菲的改造成本和惨淡的招生现状的双重打击下的难以为继，其中多数人便由此打了退堂鼓。在明德公益推广“自然教育”模式初期，新式幼儿园很少有坚持成功运营超过一个学期的，要么直接转型，要么名不副实，都重新回到往日以看护和授课为主业的小学化轨道上。

但并非只有碰壁，大理州永平县官庄自然村的幼儿园便是一个特例。自2014年建立起来，至今已成功按照“自然教育”的理念和模式蓬勃运营了7年之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大理教育创新成效的外溢及幼儿园创立者个人责任和巧思营造的结果。

园区一角。

3、“自然教育”在官庄：从“悬置”到扎根

同90年代以来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一些村庄的遭遇相似，“空心化”成为官庄自然村当前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尽管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但在“人多地少”的资源困境下，农业产业严重凋敝的现状制约了村民收入的提升，因此外出打工成为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选择。青年人常年成规模的离乡之后，留下的是越来越寂静的村庄以及这背后愈加普遍的留守现象。据调查，官庄自然村的留守儿童约占16岁及以下儿童数量的63％，留守老人约占50岁及以上人口的50％，由留守老人照料的留守儿童占全部留守儿童的70％。

官庄自然村幼儿园兴办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本地留守儿童人数与幼儿园学位数量严重不匹配的问题，使村庄附近的适龄儿童可以在家门口就近入学，不用再起早贪黑地跋涉至两三公里外镇上唯一的已经十分拥挤的民办幼儿园。因此，其最初的办学定位与其他地区的传统幼儿园并无不同，即以幼托、陪护和教授与小学衔接的课程知识为主要业务。

在幼儿园兴办之初，正值云南明德公益在各地幼儿园大力推广“自然教育”理念并积极践行乡村“自然教育”实践的时期，其探索“自然教育”的背景——“空心化”乡村的大环境与官庄自然村的实际是较为一致的，这一事实得到了新幼儿园创办者马师傅的关注。

更关键的是乡村“自然教育”主要倡导者之一、官庄幼儿园的“总设计师”聂正德老师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他像一位归乡的缙绅，退休以后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嵌入云岭大地，致力于用新教育理念改进广大乡村之中散落在高山峡谷、森林田园之间的孱弱的基础教育。已年过古稀的聂老师一边学习“自然教育”不同流派的理论，一边不辞辛劳地到各地成功的教育创新机构观摩、交流和考察。在推广乡村“自然教育”模式方面更是事必躬亲，不仅亲自用自己的学习所得指导幼儿园的改造建设，还每每在学校遭遇困境时及时施以援手：乡村学校若缺少专业师资，他自费送教师外出学习培训；若缺少绘本图书，他亲自联系公益机构为学校捐赠……

得益于大理地区众多成功的教育创新案例破除了本地人对于新式教育的成见的大环境，和一些长期关注并投入教育创新实践的公益组织的支持，再加上聂老师的亲力亲为，对儿童身心发展更有益的“自然教育”理念和模式在这所乡村幼儿园建立之初便为其注入灵魂。马师傅秉持自身对于社区的责任，身体力行地投入新幼儿园的各项建设中，解决了新幼儿园从选址、资金、设计和招生等方面的诸多难题，使一些“悬置”的新式教育理念和模式真正贴合乡村实际。

幼儿园的选址最开始是打算放在村庄内部，一方面可以利用家庭现有的房舍，同时也便于村里儿童就近上学，但村庄内拥挤的建筑分布，既不能为儿童活动提供开阔场地，又会限制幼儿园未来的规模扩张，这样建起来的幼儿园将和传统幼儿园相似，无异于再次让“自然教育”停留于纸面。

丰收稻田里的“课程”

经过细致勘查，选定了村落周边的一处地势较高的落于山脚之下、农田之间的约3000平方米的场地。此处距离官庄约2公里左右，位于连接县城和大平潭村、关上村的乡道附近，可以较为均衡地辐射到附近的其他村落，场地周围开阔的农田和茶山既方便被用作幼儿园的第二课堂，又能为园区的未来发展提供储备用地。

建设新幼儿园在当地被认为是为本地培养人才的善举，在园区建设上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助力和支持。据马师傅回忆，永平县城建材市场老板得知办学计划后，主动打电话告诉他，幼儿园建设用得着什么建筑材料就尽管开口，他们马上送过来。同时，附近的村民在园区施工过程中使也经常过来出工出力。

除必要的主体建筑建设，园区的其他功能分区都是马师傅和家人自2014年至今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因此极大地节省了建设成本，据他本人估算，完全雇工程队建完幼儿园大概要在6万元，他们全家慢慢做的话仅在材料费和部分必要的请工和包工方面花费3万元左右。

新幼儿园主楼第一层建筑在2015年上半年就建设完成，当年九月份便正式开学，此后，由于入园幼儿数量的剧增，第二层也于2017年建成。就这样，“自然教育”艰辛又幸运地在小村庄扎下了根，一方面理念上在聂老师的事必躬亲下都是“阳春白雪”，同时幼儿园的设施和实践都体现着生动又深刻的乡土本色，这种碰撞中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4、拥抱自然成就的育人“文艺复兴”

官庄幼儿园的选址和园区设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教育”所要求的自在空间特征。该幼儿园的选址位于一处距村庄有一定距离，被稻田与山野包围的高地，整体上与村庄和自然颇为和谐均衡。园区开阔的视野由炊烟袅袅的村庄、层峦叠嶂的山丘和鳞次栉比的梯田组成，后山是辟出一片生态茶园的原始森林，原生的竹林作为园区的天然“围墙”。

官庄幼儿园的竹林“围墙”

“围墙”内有供幼儿经营的小菜园和樱桃果林，山麓的清泉被引进园区用作营造供幼儿学习嬉戏的流水生态。同时，园区诸多设施、器物、装饰都是“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用短树枝做的宣传栏，用竹子做的墙饰，用扇贝壳做的矮檐，用旧木桩和空心砖做的花盆，用废木料做的积木玩具，用村里河床鹅卵石造的小水塘……幼儿的很多课程，比如营造与设计、食育和美育所要用到的植物、果实、白胶泥、石块等材料也都来自附近的山川田野。

在这样的空间之内，通过开展感知自然，探索自然与利用自然等系列幼教活动，自在环境对幼儿教育的积极辅助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官庄地区处于热带季风气候区，一年中干湿两季气候差异较大，跟随物候的转换，自然世界也呈现出丰富瑰丽的色彩变幻。

官庄幼儿园主建筑区简图

在不同的季节中，老师定期会带着孩子去观察园区后山开展名为“大自然颜色”的课程。该课程中老师会事先将空白纸中间剪出诸如五角星、三角、圆、花瓣等各种形状，并由小朋友们挑选好若干自己喜欢的。到了野外之后，引导孩子将这些形状对准他们喜欢的自然事物，诸如树木、稻田、花草、昆虫、溪流等，通过中间的纸张中间的形状观察并发现自然的颜色，回去之后很多幼儿都会将这种“有形”的自然颜色画出来。通过很多类似这样简单的活动，幼儿初步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了较为生动形象的认知，使他们可以平和友好地看待自然并敬畏自然，为以后更深入探索自然活动奠定情感与知识基础。

官庄幼儿园园户外活动区简图

被嵌入官庄幼儿园的不仅是自然的乡村，也是文化的乡村。依托园区周围田野环绕的环境，插秧、灌溉、秋收、采茶、炒茶等村庄的四时农事活动被自然而然地加入到幼儿的活动课程，千百年来所积淀的农事活动背后的地方农耕文化在幼儿身体力行的活动课中被潜移默化地习得，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春夏之交的“茶”活动：

高山生态茶是大理本地重要的文化符号，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游记《朝鸡足山记》中便对这种看似略显粗粝，实则沁人心脾的烤茶赞不绝口。八十多年过去了，烤茶依然在本地以生动而平凡的生命力融入民间生活，绵延传承，不绝如缕。

幼儿园依托后山的一片茶山，将这样一缕茶香在每年谷雨时节，从历史中，从文化中采撷。幼儿在老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像古人一般从云腾雾绕中采茶、在山涧清泉里洗茶、用架在火塘之上的传统大铁锅杀青、捻茶，又在园区日晒数日，最后才得到用作烤茶的上佳生态茶。

园区里的传统火塘。

在茶艺课程里，老师会和幼儿协作，利用此前亲制的茶演示本地烤茶的诸多工序，并调至适合幼儿饮用的浓度，分给他们品尝。在这个从采茶、制茶到饮茶的过程中，诸多关于茶的优秀地方性文化被潜移默化地教授给幼儿。此外，校方会组织幼儿参加每年三四月份春茶上市时节在大平潭村举行的谷语春茶节，引导幼儿参与一系列的本地采茶或采茶比赛活动，观看一些茶文化展览、文艺汇演等，深化他们的地方文化感知。

园区内一些与农事活动相关或劳动工具和生活器具，如耕犁、蓑衣、锄头、竹编餐具篓、背草架、杵臼和竹编鸡笼等被布置和展示在园区的各个角落，儿童可以随时随地在老师的引导和讲解中的感受传统乡村与农事活动的文化魅力。

从自然到文化，在“做”和“玩”中，教师从权威者变成辅助者，教育从学堂和课本出走，回到一种与乡土和自然交融的原初状态，成为幼儿生活中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5、乡村新教育生存困境的乡土式化解

尽管大理城区如火如荼的教育创新蓝海在“双减”背景下让本地人看到了去“内卷”化的成才的多种可能，但偏居一隅的乡村的观念环境很难被这颇为渺茫“外来者”的希望所触动，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现状更不能为这种触动的过快发生提供条件。本地人短时期很难改变对于教育就是学习课本知识、履行教学任务的刻板印象，官庄幼儿园的新教育模式尽管艰难地建立起来了，但被村民普遍质疑和不信任。

幼儿园的小菜园。

官庄幼儿园在资源环境不佳的乡村，建设和运营经费来源极为有限，其收入除依靠每学期颇为低廉的学费缴纳和假期接待城市家庭举行游学活动的收入，多是举办者自掏腰包，始终维持在一种低成本、低收入、低消耗的运营状态。为了最大程度地招收到学生，同时为了保障适龄儿童顺利入园，幼儿园开园后，校方拟定了较为低廉的收费标准和灵活的缴费方式：普通学生400/月，包含午餐，住校生600/月，包含早、中、晚餐及住宿，早晚接送服务150/月，家长可以选择月付或者年付，如果实在有困难，也可延期几年支付。再加上刚性的入学需求，官庄龙潭明德幼稚园的入园儿童从建成时候（2015年）的不足20名攀升到今年（2021年）年的138名，每年开学季，去官庄新幼儿上学逐渐成为附近村落学龄儿童家长的首选。

在这样一种“三低”种状态下，幼儿园留给教师工资收入的预算空间就变得十分有限，难以吸引到外地的教育人才，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幼儿本、专科师范学校毕业、家庭相对稳定、难以外出打工的女性的最优就业选择。这样看似无奈的结果在乡土感情的加持下产生了意外的效果。

目前（2021年7月），幼儿园的四位女老师来自附近村落，与园内幼儿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邻里关系，因此她们对园里一百多名学生家庭和自身的基本情况都较为了解，具有较高的共情能力。在这个留守儿童占多数的幼儿园，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他们生活中缺失的父亲或母亲的角色，一名老师在访谈中提到这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这个小女孩出生后，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由母亲在家照料她，但她这位年轻的母亲长期沉迷于手机游戏，疏于承担育儿的责任。为了自己能够不被幼童频繁的哭闹打扰，这位“失职”的母亲在小孩几个月大的时候便给她一部智能手机或iPad，让幼儿自己看视频或玩游戏，除了必要的照料之外，几乎从不跟她交流，以至于她形成了语言障碍，到了四岁——要上幼儿园的年龄还不太会说话，仅仅会讲“爸爸”、“妈妈”等零星的几个词。

然而她刚上幼儿园没几个月，父母便离婚了，母亲外出打工，换由爸爸回来照顾她。由于他爸爸时常需要外出做工，期间爷爷也会帮忙带，但她的爷爷酗酒成性，喝醉酒便打骂她。

上幼儿园后，老师从独立上厕所开始教她，尿裤子的时候帮她换，给她洗，耐心培养她独立吃饭和说话的能力。每次这个孩子生气或者难过，老师就去哄她抱她，真心对她付出情感，让她体会到缺失的母爱。后来，这个孩子变化很大，家里有什么事都会和老师分享，每天来上幼儿园的时候会先抱一抱老师，并且变得特别喜欢和依恋幼儿园，以至于又一次生病了也不愿意请假回家。

越来越多在官庄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在关爱、肯定和鼓励的环境中，性格、情感及习惯被潜移默化地改变，同情心和好奇心被激发，由敏感、脆弱、孤独变得开朗、懂事、活泼。这些变化得到了村庄家长的普遍赞许和认同，改变了他们从前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普遍冷漠和放任的态度。

同时，家长们也逐渐放下此前对幼儿园的种种成见，认识到快乐而完整的童年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开始配合学校的工作，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和座谈会，无偿参与学校的建设工作，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并经常性将自家产的水果蔬菜送到幼儿园，学校逐渐和村民融为一体，学校也会有意促进这种融合。

教孩子画画是官庄幼儿园“自然教育”教学中的很重要的一块内容，绘画的主题和内容虽然会依据不同的课程安排来设置，但总体上还是会尊重孩子们自己的创造天性，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不拘他们画什么的，这反而会让我们看到很多惊艳的创作。

幼儿园儿童的绘画作品《我家的仙人掌》。

对于孩子的作品，园方不会在放学时候立马发还让他带回家，因为带回去后，如果家长不重视的话，作品很快会被弄坏或者遗失。所以幼儿作品都会展示在园里一段时间。每年他们根据绘画的主题和内容分门别类地设置专题，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装裱起来，集中在村里做画展，期望从绘画的角度来让家长来认识到尊重孩子天性和创造力的重要意义。

以今年（2021年）为例，幼儿园画展的地点是官庄村议事堂及广场，据老师回忆，当时这个活动在村里的影响可以说是轰动性的，不仅幼儿家长和本村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来看了，其他村的乡光映、大平潭包括杨街的人都来参观。园里孩子画的很多都是官庄本地能够看到街接触到的事物，还有他们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小伙伴等，而且很多画的都相当好，大家普遍都能看懂且比较喜欢。

官庄幼儿园的“自然教育”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在儿童完成两至三年幼儿园教育之后，为了让孩子在升入小学之后不致因在小学化幼教的大环境下没有掌握必要的知识而学习成绩不理想，产生不必要的自卑情绪，幼儿园特别设置了专门用于幼小衔接的更加侧重知识学习的学前班。据老师反映，从这里出去的学生的成绩尽管会在一二年级出现短暂的不理想，但升入高年级之后，多数还能名列前茅。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基层社会中的地域性社区共同体不断解体，作为大共同体的国家不断生长，国家的权力长驱直入基层社会的历史[2]。乡贤在共情、定位和责任的驱使下，在国家、地方、个人之间的互动、博弈和调适中[3]，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在乡土社会中重塑社区共同体，兴办教育是其中较为普遍的举措。

石头画《瓢虫》。

官庄幼儿园在云南明德公益的帮助下，首先从环境、设施、器物和文化等方面有效利用农村良好的自然教育资源，由外而内重塑了在当下生活、在自身体验、在自然之的培育儿童的本土性自然教育自在空间及文化场域。其次，通过富有情感的在地化自然教育方式，引导幼儿实现身份的转换：从自然人的起点出发，幼儿在普遍性的关切之下，激发了对社区共同体的热忱，形成一个凝聚了道德和礼俗的集体公意，而这样集体公意可以为社区共同体复苏提供了的基本意志。最后，通过乡村社会中准乡绅角色的人物以“自然教育”学校为桥梁将在家庭、学校和村庄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良性互动和有机平衡，将私人生活与公共活动相联系，发挥学校在村庄文化保存与建设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在日复一日的家校互动中培养村民家园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从而激发村庄的生机与活力，缓慢的重塑乡村社区共同体，有限的改善乡村的凋敝现状、助力乡村振兴。

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在教育资源愈加向城市愈加集中和“双减”政策在城乡同时推行的形势下，乡村孩童想在传统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实现弯道超车无疑是不现实的，但乡村社会自然与文化水乳交融的天然优势为好的教育、好的乡村、好的未来提供了可能。

在大理官庄的乡村教育创新实践中，被本地社会改造的“自然教育”从迷雾中走出，褪去被资本、文化和理论加持的各种光环，通过简单朴素的田野实践，探索成才的多种可能，实现人、乡土社会与自然世界的重逢，把幼儿浸润在家乡的人文环境和礼俗秩序中，赋予山水田园之灵魂，使享受童年、热爱家乡的情怀变成他们终身受益的宝藏，帮助他们在未来创造有价值的生活，享受丰富多彩的生命，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筑造牢固的心灵庇护之巢。

参考文献：

[1] 张慧.中产阶层逆城市化的移民现象：以大理为例[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40-42.

[2] 马雪峰.在寻求国家中发现社会：谷苞的化城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21（01）：78-79.

[3] 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118-119.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