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邓的名人，干货看这篇!邓小平为何78年不回老家？逝世7年后，弟弟邓垦：为革命不回家

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生经历颇为传奇，其中一点更是让无数国人为之泪目。

那便是自他离家投身革命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邓小平虽是四川广安人，建国以后，也多次由于公务原因来到四川省，可是一次也没有顺道回广安看一看，直至1997年逝世，邓小平也没有回到他那阔别78年的故乡。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为治水，被传为美谈，后人传颂至今；邓小平自1920年赴法留学，直至1997年逝世，期间足足78年，为何一次老家也没回？一时间议论纷纷，尤其是在面对记者采访时，邓小平直言：“我怕”！他究竟怕的是什么？

1904年，邓小平出生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这个村便是为了纪念邓小平祖先邓时敏修建的。

邓时敏本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举人，后来官至大理寺正卿。嘉庆时期，朝廷为了表彰他的政绩，赐予他的故乡修建一座牌坊，由此该村得名牌坊村。

因此，邓小平祖上在村里颇受尊敬，也能接受到很好的教育，如其父邓绍昌，很早就投身大革命，成为当地革命军的新兵营长。

由于邓绍昌不肯与腐坏之辈同流合污，很快就被拿掉了职务。

为了避祸，他一人前往重庆隐居，家中留下一女二子，由邓绍昌的夫人淡氏带大。姐姐名叫邓先烈，而长子邓小平那时候还叫邓先圣，二弟邓垦名叫邓先修，还有一个三弟邓先治。

邓垦回忆，家中几个孩子，深受母亲淡氏的影响，在他的印象中，母亲淡氏是个十分要强的女人。

淡氏出身于广安当地的名门望族，嫁给邓绍昌的时候，邓绍昌家中也是颇有余财，名下良田四十多亩。可是父亲邓绍昌避居重庆以后，就开始家道没落了。淡氏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生活颇为不易，娘家人也越发瞧不上她了。

邓垦回忆：小时候母亲曾经带自己回外婆家省亲，临走的时候，母亲提出带一点肉回去给家里的孩子吃，却遭到父母的呵斥。从此淡氏和娘家少有往来，不管家中多么困难，再也没向娘家开过口。

生活再艰难，母亲也要让孩子读书，1909年，5岁邓小平在村中私塾念书，这家私塾很有名，也有多年历史了，正是邓氏先祖邓时敏那个时期创办的，教出了不少有出息的邓氏后辈人才。

村里人都称这个私塾“小翰林院”，邓小平的启蒙教育正是在这里接受的。

私塾先生是个很传统的文人，他觉得邓小平那时候的名字“邓先圣”对圣人孔夫子大不敬。老先生以为，孔子乃是万世师表，先秦圣人，孟子都只能屈居“亚圣”，你个小娃娃何德何能敢叫“先圣”？既然你起这个名字，也是仰慕古圣贤，那就叫“希贤”吧！

于是邓小平后来就改名字为“邓希贤”。

十岁那年，隔壁刘姓邻居，是个颇有文化的地主，也是父亲邓绍昌的朋友。过年了，淡氏请他帮忙给家人写春联，刘姓地主欣然应允，半盏茶工夫，就把写好的春联交给淡氏了。

结果邓小平一看，对联内容却是在暗暗嘲讽邓家，邓小平气得将对联扯下，自己写了新的贴上。

1918年，邓小平考入广安中学，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演讲深入人心，各地都出现了不少工读团体，这些团体主张工读结合，帮助许多青年去往法国勤工俭学。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托人给邓小平捎口信，叫他来报考设立在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一贯聪慧的邓小平，顺利入学，成为全校年龄最小的学员。

1920年，毕业典礼上，一共有83名学生获得了赴法留学的资格，可是邓小平的家庭经济那时候已经越发拮据了。

不过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不忍心这么优秀的孩子因为盘缠问题放弃留法的机会，私人资助了邓小平300块银元，并且在出发那天，亲自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为学生们送别。

沿着长江水道抵达上海，邓小平一行人坐上了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在法国马赛上了岸。

邓小平留学时期留影

1964年，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时，便谈起自己当时执着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

“我们那一批学生，都是抱着“工业救国”的思想，我们都晓得欧洲法国工业很强，就想着出洋学本事，回来四川搞工业来救国。”

按照最初的设想，邓小平他们应该在那儿一边学习，一边打工谋生，这样半工半读完成学业。

结果一战以后的法国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就连法国本地人工作都难以寻觅，邓小平这样的外籍学生，谋生就更难了。

到了1921年，邓小平身上已经分文不剩，还倒欠了学校学费。

后来这笔欠款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为偿还，因此邓小平的留学计划，基本也搁浅了。

此后年仅16岁的邓小平，为了谋生只好去钢铁厂当学徒，一天赚取10法郎的微薄收入，吃饱饭都成问题。

在那儿，邓小平先后做了一年多的苦工，从钢铁厂学徒到清洁工，再到扎花工人，鞋厂学徒，几乎把法国最底层的杂工都干了一遍。

邓垦和邓小平是同胞兄弟，但是邓垦却明显比邓小平高大许多。邓小平认为，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这段经历，干了太多苦工且吃不饱。

不过，在此期间，邓小平认识了不少同在打工的华人学生，多是后来的风云人物，比如赵世炎和王若飞以及李立三。

这一年，四川广安邓小平的家中，邓垦收到了哥哥寄来的书信：邓小平在法国信仰起了马克思主义，决心投身革命。

这封信就如同一颗炸弹，打破了家中的宁静。在书信中，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重磅决定，让家人颇感惊诧。

第一个消息：邓小平告诉家人，自己已经在法国投身革命了，今后可能颠沛流离难以归家，更顾不上家了，万望亲人见谅。这个消息叫家人最不可接受，可是邓小平主意已定，而且人在法国，对他的这个决定，就连父亲邓绍昌也没法改变。

第二个消息：就是邓小平要求解除“娃娃亲”，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曾有一位姓唐的好友，早年两家人指腹为婚，给邓小平定下了一份娃娃亲，就等着邓小平长大以后，和唐家女儿成婚。

红军时期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知道，自己的志趣不在于回到四川广安老家娶妻生子，革命事业是要流血牺牲的，他已经无法再为女方负责了，就让家中断了这门亲事吧！

邓绍昌知道，邓小平要是回不来，那么婚约便迟迟不可能兑现，三年五载尚且可以等待，倘若真的十年八年难相见，真就耽误了唐家千金了！

思虑再三，邓绍昌硬着头皮找到了唐姓挚友，讲明了其中原委，然而唐家的姑娘不为所动，她执意不肯取消婚约，定要等到邓小平留学归来。

邓绍昌没有办法，于是将唐家女儿接到自己家中居住，把她当做亲女儿抚养。又过了半年多，经过多次劝说，唐家人终于答应取消了婚约，唐家女儿才嫁给了其他人。出嫁那一天，邓绍昌拿出了几百银元的积蓄，作为这个“女儿”的嫁妆，也算作一点邓家人对她的补偿。

由于邓小平从事革命活动，法国当局再难相容。

1925年，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送邓小平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成后回国参加革命。在东方大学，这里云集了不少后来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时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也在此学习，机缘巧合下和邓小平成为了同学，关系一度非常熟络。

毕业以后，邓小平进入冯玉祥军中，在西安的军校任职，同事中就有后来陕北红军著名的领袖人物刘志丹。

不过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灭，冯玉祥将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礼送出境，邓小平来到武汉找周恩来，开始进入中央工作。为了方便开展地下工作，邓小平把自己的名字从“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自从邓小平向家中寄出那一封信之后，便和家中断了音讯。

晚年时的邓小平与胞弟邓垦

1931年，邓垦到上海读书，父亲邓绍昌嘱咐他，一定要在上海多找一找，尽可能找到哥哥。

此时，距离邓小平离开家已经九年多了，家里人并不知道他的近况。邓绍昌思念长子邓小平，四处托人打听消息，后来得到了唯一一个信息来源，是当年随邓小平的远房亲戚胡伦提供的，胡伦告诉邓绍昌，邓小平有可能去了上海。

邓垦是个四川土生土长的人，初来乍到，吴侬软语根本听不懂。他自己生活尚且困难，找到邓小平又谈何容易？在上海活跃的四川广安老乡不多，邓垦几乎把他们都找遍了，也没有一个人知晓哥哥的下落。

当时上海经济文化很发达，有很多报刊杂志发行。邓垦也看报纸，他就发现，很多时候新闻的夹缝当中，有寻人启事的内容。于是邓垦花了点钱，在当时颇有名气、发行量也较大的《时事新报》上，刊载了小小一方寻人启事：

“邓希贤吾兄鉴，愚弟已来沪，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婆塞来路xxx57号一晤，弟先修启。”

寻人启事刊登出去以后，邓垦就在焦急等待中，盼望着邓小平的回音。然而邓垦不知道，此时的上海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景象，暗地里却是波谲云诡，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犬牙交错。

当时的共产党人对于寻人启事，几乎都产生阴影了，为何？

原来，我党的地下组织常常在上海秘密活动，国民党对此咬牙切齿，总是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邓小平

为了诱捕共产党员，他们想出了一个阴损的招数，许多共产党员为了革命都是抛家弃子的，多年工作难免思念亲友。这些巡捕房的还有国民党特务，就冒充共产党员的亲戚朋友，在报纸上登载寻人启事，约定会面的地点，而后守株待兔。

一开始这样的方法十分奏效，很多共产党员惨遭逮捕，后来大家对寻人启事的态度就十分慎重了。

邓小平也不例外，不能重蹈覆辙被国民党反动派暗害，邓垦的寻人启事登报的第一天，他就已经看到了。心中略过一丝惊喜，但是很快又冷静下来，对于这个无法判断真实性的消息，邓小平选择慎重观望一段时间。

邓垦也非常紧张，因为报纸刊发以后，总有不明来路的人前来询问是否住着一个叫邓先修的人，邓垦发现这些人的身材样貌都与大哥邓小平相去甚远，于是全都予以否认。

寻人启事发出的半个月后，5月中旬的下午，邓垦与几位同学在住处聊天，突然闪进一个人影。这个人头戴一顶礼帽，身穿西裤配长衫，脚蹬一双皮鞋，一副教书匠的打扮。来人也不多话，开门见山：“这里，住着邓先修先生嘛？”

邓垦细细打量来人面容，一下认出了哥哥！不过未及相认，邓小平就让他们收拾东西速速离开。很快，邓小平带着邓垦到了一处隐秘之地，兄弟俩这才放心地把多年愁绪一扫而光。

这一次短暂会面没多久，邓小平就离开了上海。后来邓小平受到中央委派前往广西，与张云逸、陈豪人同志一起，组织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

进入中央苏区以后，邓小平因为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受到城市中心论者的排挤，这是他人生当中3次起落的第一次。

红军出发长征后，1935年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邓小平作为时任的中央秘书长，见证了这一改变红军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的伟大会议。

抗战爆发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搭档，指挥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的129师。

邓小平

上海相聚过去了14年，1945年延安召开七大，他们两兄弟才再次相见。不过会议一结束，邓小平就又回到太行山了。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后回了四川达九次，可是每一次广安都近在眼前了，他也没有特意回去看一看。

1978年2月1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下榻四川成都金牛宾馆。

广安的县委办公室的主任邓欲治同志，从省里得知了小平同志来四川视察工作，于是代表广安人民，给他小平同志带去家乡的土特产。

等到金牛宾馆以后，邓欲治和同事一合计，小平同志几十年没有回过家乡广安了，何不请他回家看看？当他们提出要单独见见小平同志的时候，小平同志的秘书告知他们：“首长在忙，等一等。”

当天下午，他们如愿在会客厅受到邓小平接见。邓欲治代表家乡人民向小平同志问好，随后汇报了广安县城近年来的发展现状。

最后邓欲治诚恳提出，希望小平同志可以抽空回家乡看看。没想到，邓小平听说以后，只是笑笑没有说话。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代他婉拒了广安方面的这一请求：

“他很忙。你们这么远赶来看我们，请回去向广安县委和广安一百多万父老乡亲表示我们的感谢！”

就这样，广安人民盼邓小平回乡的第一次邀请，被邓小平同志婉拒了。

1986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成都接见了四川广安的领导，特别会见了自己阔别多年的舅舅和舅妈。舅舅淡以兴其实比邓小平只大了几岁，两人辈分不同，可是年龄相仿，早年一起求学是至亲挚友。

邓小平对广安的工作很满意，夸赞广安的领导们是合格的“家乡人的父母官”。这一回，广安的领导们再次提出，希望小平同志回家乡过新年！

陪同接见他们的王震同志笑着说：“这恐怕不行，小平同志忙得很哟！”这一回，面对家乡父老的请求，邓小平没有再笑而不语，而是勉励他们治理好广安：“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我到成都，就等于是回家乡了！”

两年以后，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举办展览，邓小平也带着小孙儿去现场参观。在围拢而来的记者中，有一个叫做郑兴光的广安人，他兴奋地问小平同志：“您这么多年没有回广安了，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乡看看呀？”

邓小平听到后，只淡淡说了几个字：“我怕！”

躬身革命，生死都能置之度外，为什么邓小平对于家乡人的邀约，多次婉拒，甚至最后一次对记者脱口而出“我怕”呢？

邓榕

后来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的回忆文章中，才知晓了其中缘由，小平同志的“怕”，正是出自对广安人民深沉的爱啊！

“我们几个姐妹，很早就想回广安看看了。但是父亲总是不让，他自己不肯回去，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和我们说，都是因为担心回去一次兴师动众，惊扰了广安老百姓。”

邓榕认为，父亲正是因为，担心广安方面为了他的回乡之行颇费周章，惊扰一百多万广安老百姓，这才“怕”回家乡，迟迟不敢回家乡。

二女儿邓林也说，父亲邓小平也担心见到了家乡人，囿于人情往来，难以处理——“回家以后，大家都来找你办事，不答应坏了情面，答应了就违反纪律了！”

邓林与父亲母亲合影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就这样，邓小平自1920年前往法国后，直至终老，足足78年都未曾到老家。

2004年，小平同志逝世七周年，这一年也是他诞辰100周年，胞弟邓垦代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重新迈入邓家老宅时，邓垦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想到哥哥邓小平十几岁离家，整整78年不曾回来，情难自抑：“小平同志，是一辈子为了革命，才没有回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