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以后再次上新闻的时候,不要谈论以前的烧伤。

人应该向前看,我希望以后新闻中的我,是考上了大学的周岩,是创业成功的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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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周岩

周岩,合肥“毁容案”少女。2011年9月,因为情感问题,16岁的周岩被同学陶汝坤当头浇下打火机油后点燃,烧伤面积超过30%,一只耳朵烧没了。

2012年5月10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陶汝坤十二年零一个月有期徒刑。陶汝坤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花季少女被官二代同学毁容”,是当年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6年2月28日,周岩在广化寺。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3月22日下午4时许,合肥“少女毁容案”民事赔偿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陶家赔偿周岩180余万元。

去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陶家赔偿172万元,双方均提起上诉。

这起官司历时5年。“希望我以后再上新闻的时候,不是谈以前烧伤的事情。人应该向前看,我希望以后新闻中的我,是考上了大学的周岩,是创业成功的周岩。”她和记者说。

“宣判后,我晕倒了”

剥洋葱:宣判时是什么情况?

周岩: 当天下午4点40分宣判,法官把判决书读了一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原告这边是我和律师,被告席上一个人都没有,陶家人和他们的律师都没去。

新京报:历时5年,等到宣判结果,你当时什么心情?

周岩:我的诉求是赔偿400多万,最后只判了180万,和上次比就多了不到10万,我挺失望的。

出来后,我想着以后的治疗费用,情绪波动比较大,就晕倒了。被120拖去急救。当时爸妈也手忙脚乱的,判决书都搞丢了。

▲周岩现状。

新京报:你不能接受180万的赔偿?

周岩:法院那边的诉讼费等等就有将近10万,我到手只有170万左右。如果对于没有出事的我,170万真的是天文数字。

我之前和你们说过了,我一只耳朵的手术费都得几十万,全身上下手术做下来,170万是肯定不够的。

判决书里说我2014年就出院了,实际上并不是。虽然这是终审判决,律师也说,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了,但我们还是想申诉。

新京报:距离宣判已经几天了,陶家跟你们联系了吗?

周岩:没有。我们甚至对10天内拿到赔偿都不抱希望。只希望法院的强制执行能快一些。

“我不想再接受捐款了,我希望自食其力”

新京报:现在仍有很多人想向你捐款。

周岩:我想通过你们向社会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但是我不想再接受捐款了,我希望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我未来还想创业,开网店。我先用赔偿款治疗,未来的治疗费,不够的我自己挣。

新京报:你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恢复?

周岩:就不说手不够灵活这些了。我举个例子,我这次回合肥进了两次医院。第一次是晕倒。第二次被一根鱼刺卡了喉咙,很深,打了麻药才取出来。

卡喉咙是因为,我的嘴巴曾经被烧伤,神经不是很敏感,鱼刺在嘴巴前面时没感觉到。

新京报:没有获得赔偿之前,你靠什么治疗?

周岩:2012年,我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一家北京的整形医院承诺为我免费治疗,我接受了几次手术。

2014年7月后,医院就把后续的手术停了。从烧伤到现在,我的疤痕贴和药膏不能停,一天都要几百块,这些就主要是靠捐款和爸爸的工资了。

我从去年开始做微商,能够补贴一些治疗费,不过利润不高。上次你们报道之后,生意好一些了,可是又碰上宣判,我没有时间去打理,都耽搁了。

▲周岩手机的屏保是她出事前的照片。新京报记者郭铁流 摄

新京报:有治疗计划吗?

周岩:这个还要咨询医生。我快两年没有做手术了,之前咨询专家,我的疤痕经常溃脓,不治疗可能会得皮肤癌。

手也要做手术,不然骨头定型了,就再也治不好了。我们听说有个医生医术很好,也想去咨询一下。

“希望我以后再上新闻时,不是谈烧伤的事情”

新京报: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周岩:我其实特别想读大学,以前的同学都上大学了,我其实挺羡慕的。我上次回学校咨询,学校说我的学籍早就取消了。

有关心我的人建议我出国读书。我也想,可是我现在没有钱。不过我想自己挣钱。

新京报:这是你第二次提到想自己挣钱。

周岩:希望我以后再上新闻的时候,不是谈以前烧伤的事情。

人应该向前看,我希望以后新闻中的我,是考上了大学的周岩,是创业成功的周岩。

▲在母亲的帮助下洗头后,周岩梳理头发。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新京报:你想真正融入社会?

周岩:我之前说,我像一个闯入了人类世界的怪物,路上别人用厌恶的眼神看我,我去找工作碰壁。

可是最后,我还是会进入社会啊,我不会躲在房间里一辈子。我只能主动适应社会。

新京报:你现在怎么看自己的外表?

周岩:谁不爱美呢?比如我接了头发,出门也会化淡妆。我虽然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但是仍然会让自己看上去漂亮些。比如发照片,我会选一些漂亮的角度。

独家对话陶汝坤“狱友”

2012年5月10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陶汝坤有期徒刑十二年一个月。随后,陶汝坤进入安徽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下称“少管所”)服刑。

近日,新京报记者对话了一位陶汝坤服刑期间的室友,听他讲述他眼里的陶汝坤。

新京报:你认识他是在什么时候?

黄守仁(化名):2012年6月3日,他来到了少管所。我们是室友,同一个寝室会有一、二十个人。按规矩,新来的每个人,我们都会问他是因为什么案子。在少管所里,我们几乎不能获得外界的新闻。

案情是通过讨论知道的。我们的罪名其实差不多,他是因为故意伤害未遂,我也是因为和人打架。我们年龄差不多大,他比我大几个月。

新京报:他在少管所的状态怎样?

黄守仁:在同龄人中,陶汝坤块头很大,身体很胖,所以他会经常欺负个子小的人。他没有朋友,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跟我们沟通比较困难。有的人甚至躲着他,不和他说话,怕他会突然打人。

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非常极端地朝别人发火。在少管所,他算是一个小霸王的角色。

新京报:陶汝坤每天做些什么?

黄守仁:他也是每天按要求起床、休息。少管所里,有非常累的工作,也有很轻松的工作。像我们每天都要劳动以及训练,但他在乐器队,不用做这些活。

新京报:他平时和你们聊天吗?

黄守仁:那时候,他一般不主动和我们拉家常。我们主动和他聊,他才说一些。

新京报:他是如何提起周岩的?

黄守仁:他几乎不提周岩的事情,我挺好奇这个新闻的。一年后,我就被释放了,回家的当天,我就上网查了周岩和他的新闻,那个时候,事件的热度还没有过去。去年开始,我每天都看新闻,前几天刷到了周岩的报道。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实习生 王昱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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