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_河西新出版的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是杨澜1996年散文集《凭海临风》之后20年来的第二部散文集。

我在北京见到杨澜,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写了第二本散文集啊?”杨澜说:“实在太忙,这本书,我都是在旅途中,比如说等飞机的间歇,利用空余的零碎时间写成的。”

1997年的夏天,在上海,杨澜的《凭海临风》签售,我记得书店大排长龙,都排到大街上了。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因为我就在书店外,本来要找杨澜签个名的,但看到那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

我在北京才知道,19年前,除了我没有得到签名有点小失落,另一个人也有点难过。他的名字叫吴征。

吴征陪杨澜到苏州签售,有一个老太太拉着吴征的手说:“你们的孩子是不是姓杨啊?”吴征说:“我姓吴,我们的孩子当然应该姓吴。”她说:“姓杨好,杨澜比你有名。”

吴征特郁闷,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说:“对男人来说,侮辱莫大于此!”

但是很快,他就想通了。“但是后来我就习惯了,我觉得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人可能觉得世界很大,一个体形魁梧的人就会觉得世界很小,但是心可以很大。”在北京希尔顿酒店的发布会上,吴征的深情表白引来阵阵掌声。

今年,他们结婚二十年了,相濡以沫,一路走来,也不是没有吵过架,也不是没有磕磕绊绊,但二十年后当儿女长成,他们依旧恩爱。杨澜写这本书,是给吴征的,所以题目是“世界很大,幸好有你”。

扉页上,她写下了这样两行字:“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吴征,纪念结婚二十年一起看世界的日子。”

杨澜和吴征。资料图

夫妻争吵是另一种方式的沟通

南都周刊:怎么写这样一本书的?

杨澜:这本书关于二十年来我看到的那些风景和认识那些人,都是非常精彩的生命,这里面包括了我三次申奥的经历、对女性问和幸福力的看法、参与主办芭比慈善晚宴,我生活中许多重要的阶段和时刻都包含其中。

我也写到了我身边的人:我的先生、孩子、父母、婆婆等等,曾经给予我的那些幸福的、悲伤的小事。一开始是想写世界的,越写越往内心走了,就有了“幸好有你”。

南都周刊:你和你先生认识一年左右就结婚了?

杨澜:是的,我们算是闪婚,认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庆祝结婚二十年的时候,其实觉得生命中有相互的成就,共同的成长,有很多共同的记忆,婚姻是慢慢生长的。假以时日,你觉得这些事物在不经意之间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南都周刊:你觉得你先生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杨澜:他是很真的人,没有太多的人情世故,所以这点上我觉得他是相当透明、而且有热情、很温暖的一个人,这点太少了,很多时候人们都变得很世故、冷漠,觉得兴趣索然,他永远兴致勃勃。

南都周刊:在《凭海临风》的序里,吴征先生说你是个很固执的人,在《正大综艺》巅峰时刻“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执着地要回国,连现成的绿卡都不要,后来有人找你拍广告,开价百万港币,你也拒绝。我觉得在这种固执的背后,其实是对理想的坚持,你的理想是什么?到了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理想?

杨澜:每个人可能都要有自己要坚持的事情,固执好也不好,好的方面可能是我比较有韧性,《杨澜访谈录》做了15年,实际上加上杨澜工作室做了17年。当你的坚持有一定跨度的时候,自己有一种生命在向上生长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一个希望生活比较简单的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也不是能够抓住一些机会,特别是在商业领域。相对而言,我的脑筋比较简单一点,我先生有时候觉得要说服我做一件事情特别困难,可能也是有感而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性格都是双刃剑,你还是只能成为自己,不可能成为别人,你就照单全收就行了。

南都周刊:你和你先生曾经吵过架,吵得可能还很凶,是什么原因呢?

杨澜:很多,我很难想象一对夫妻相敬如宾,争吵是另一种方式的沟通,表达特别强烈的情绪,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争吵是很正常的。我们俩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争吵基本上不过夜。第二,如果不能够说服对方就让对方去做,给予彼此个人的空间。

南都周刊:你们俩旅行去了4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你印象最深刻?

杨澜:我写了特别多,印度的比如说泰姬陵,非洲肯尼亚早晨起来看象群穿过尘雾慢慢地走过你的身边,在南太平洋的沙滩上看星星。我们一块儿去了40多个国家,我觉得你走过的很多地方,你自己看到一部分风景,也通过对方的眼神看到另一种风景,这都变成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记忆,这还真是挺浪漫的事。

杨澜和女儿。资料图

我觉得我是称职的母亲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杨澜:我觉得是。母亲爱孩子有很多表达方式,我对孩子的爱是没有条件和保留的。有一些妈妈通过给孩子做一桌可口的饭菜来表达他们的爱意,我的表达更多是跟他们聊天、交流,一块儿看电影、读书、旅行,给他们讲我遇到过的一些事情和人,我争取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要错过重要的节点,但是的确我不像有些妈妈那样每天都会给孩子做饭。

南都周刊:孩子小的时候是谁带的?

杨澜:我们家是三代同堂,我婆婆帮我带过一阵,我父母也帮我带过一阵子。老人也是我们最大的宝贝,家里的老人真的是宝。包括我先生都特别尊重我的工作,我基本上要出差,我很少向他表示道歉过,我说我马上要走。他说你赶紧去吧。

孩子的家长会或者一个重要的活动,你要带孩子去,没问题,你走吧。他好像对我的支持也是没有保留的,你去做你爱做的事情,我就觉得有这种支持是很幸运的。一个职业女性每次出差的时候觉得愧疚,觉得丈夫会不高兴,孩子会不高兴,你肯定也做不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家里无论是老人、丈夫还是孩子,他们都给了我最大的情感支持。

南都周刊: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叛逆期,怎么沟通的?

杨澜:我觉得我跟孩子们的关系都挺好的,他们可以跟我分享他们的一些秘密、心事。你要尊重他们的私人空间,不敲他们的门我不会进他们的房间,我也不会查看他们的手机。

还有,比如说迷恋电脑游戏这样大家都非常烦恼的问题,我们也是君子协定,我们进行谈判,谈成了我就相信他们会做到。所以其实对于孩子需要有一份尊重,不要显示自己什么都懂,我会经常跟他们诉苦,或者我会说,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办,让他们出主意,他们经常给我出很好的主意。不要拿出大人都懂的腔调,这样比较容易和孩子沟通。

南都周刊:旅行的时候,你们会把家人一起带去吗?

杨澜:最早是我们两个,后来带着老人和孩子,基本上全家的假期比较多。其实这也是弥补平时工作或者出差比较多,陪老人、孩子时间不够的一种方式。不过我也觉得,这样的记忆才是你真正拥有的记忆。

从容面对年华的老去

南都周刊:这些年觉得你没什么变化,有什么秘诀吗?

杨澜:其实也有,也会有皱纹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当我回头去看,我知道这二十年我都一步一步做了一些什么,我觉得很踏实。所以我觉得可以相对从容地面对年龄的事情,也不忌讳谈自己多大,我今年48岁,本命年,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做这么多事情,有爱的人在我的生命里。

无论男女,都是内心比较平静的时候,你的容颜相对会比较年轻一点,你的内心不会因为特别多的惶恐、纠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充实的很好的睡眠,情感有所依靠,我觉得也很重要。你感觉自己能够被爱着,被接纳着,被尊重,你在做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心理层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在左右我们的容貌。

实际上我们一家在这方面的关注远远多于我们怎么吃减肥药,或者抹什么样的霜。在我看来,内心保持一种平静,很丰富的情感,还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南都周刊:你运动吗?

杨澜:运动啊,差不多一周两到三次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运动,保持身体的活力和保持头脑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992年杨澜、倪萍、赵忠祥主持春晚。资料图

春晚还有它存在的价值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坚持做访谈节目,没有想过改变?

杨澜:2016年也会有一些改变,因为过去电视是黄金时代,访谈节目可以跨领域跳跃感非常强,今天是政治领域,下周就是商业领域,下周是体育的,现在大家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人们更多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搜索相关的信息,而不是在固定的时间去追随一个电视节目,跨领域的跳跃感。

2016年我更多地是垂直地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行业、某一个社会话题下的采访系列,更多的是做深度的访谈和背景的分析,这些可能会更充分一些,这也是新的传媒的情况下需要做出的一些调整和改变。

南都周刊:你也曾主持过春晚,记得当时的赵忠祥老师是怎么样的吗?

杨澜:第一次主持春晚应该是1992年、1993年,我主持过两届春晚。赵忠祥老师在春晚上我觉得是顶梁柱,主持的时候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你就会眼睛看着他,他一定有办法接着他,赵老师当时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也是比较早在春晚上有主持人自己参与撰稿的,不是照本宣科去读稿子,而且更多想变成口语化对话的东西,不是朗诵的范儿,都做过一些尝试。那两届是我,还有倪萍跟赵忠祥老师搭档。

南都周刊:这两年的春晚负面评价比较多,你怎么看?

杨澜:大家现在选择太多了,口味也太不一样了,虽然是有赞有弹的,但大家还关注,说明它还有它的影响力,还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不在于面面俱到,每年有几个亮点和好节目,让大家留下印象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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