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的真实身世】洪晃和她小说里的“上流社会”

洪晃的身份标签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网络八卦——红色二世家世、陈凯歌前妻、时尚女魔头，她的人设已经固定。她的出场总是伴随着无数猛料，加上“无语”的个性，让我一度认为她是不容小觑的女权主义代表。

洪晃说自己的小说处女作《张大小姐》，打开了她对于表达的重新认知。“认认真真写好一个能够自洽的小说。找影射的读者，认真你们就输了。”

记者/卡生

洪晃

中国真的有所谓上流社会吗？

写上流社会的人很多，国外的国内的，写出来的上流社会，多多少少有意淫的影子。中国真的有所谓的上流社会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原本以为自己处于“上流社会”的洪晃，出版这本书应该最理所当然，然而出版的过程并不顺利。“有作家要写上流社会这个群体，读者会认为他们是在意淫。《张大小姐》的完稿作品没有出版社敢出，总觉得我在影射什么人，我的身份并没对这本书出版有什么帮助，反而变得更加敏感，出版社怕背黑锅，对我写的东西非常警惕。”

遭遇了四五个出版社的举棋不定，洪晃想，恐怕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就此胎死腹中。每当有朋友问起这部小说的下落时，洪晃总有些支吾不定。当当的老大李国庆胆子大，和洪晃关系也好，私下里问洪晃：“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故意要影射谁？”洪晃觉得委屈，告诉了李国庆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写的确实就是一个小说，自上而下的裙带关系是如何被使用、掌控的，这些故事和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你们看看小说就好，谁要自己找上门来对号入座，那不是二嘛。”

李国庆半信半疑，或者被洪晃的这一说法打动，无论如何，他相信这本小说是一个能畅销的好苗子，最终当当影业冒了风险签下了小说的出版以及影视改编权。我问洪晃，现在影视改编会很快吗？洪晃耸耸肩说，现在还没消息。影视改编会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这不意外，小说发行都经历了不短的时间。“其实现在已经发行的小说的版本和我开始写的时候不一样，被删减了出版社觉得过分敏感的内容……说实话我没看最终的版本，写完就写完了，已出版的小说和作者已经断了联系。”

李国庆没看错，这确实是一本具畅销体质的小说，一个月里首印的5万册售空，又加印了2万册。洪晃打趣道，飞机上5个小时就能读完，别有什么负担。

不同的人看这个小说，可能关心的点都不一样.有人看到90年代富豪的发家史，有人看到时尚公关圈里的势利和浮夸，更有人看到深不见底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多半是带着一颗八卦的心来找影射的。洪晃只有一个故事要说：“有些出身显赫家庭的孩子会被分配到比普通人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意识到要回报社会，还是继续掠夺更多的资源，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在《张大小姐》刚刚出版的第一个月里，洪晃配合宣传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也许是她过去的人设的缘故，自媒体的访问兴趣大多是想在洪晃这里获得一些打了鸡血的语录，提问集中在：“你觉得中国男人衣品如何？”“评论一下刘强东那句话……”“你身边有油腻中年男人吗？”

洪晃跟我说起来这些，“我快抑郁了……”。

《张大小姐》上线一个月便以卖断首印的成绩成为热门畅销小说

讲故事的媒体人

一直以来，洪晃以敢说敢写的杂文被人们熟悉，其尖锐、直接的文风一度让外界认为她是一个言辞激烈、不好惹的女权代表，但对小说，她一直没碰过。

“2011年，刘索拉的《迷恋咒》出版，当时《张大小姐》我写了四个章节，看了刘索拉的小说，我一下觉得我就别丢人写什么小说了，还是好好写我的杂文吧。我对我自己的小说一点儿信心都没有。”话虽如此，刘索拉的编辑鼓励洪晃：“你们两个风格不一样，你可以先试试连载，如果反应不错，就接着写。”洪晃就把前几个章节给了一些做生意的朋友看，她们都还挺期待，这多少成了她写下去的动力。“我有媒体人的毛病，要是没观众期待，我估计我就写不下去。”

媒体出身的洪晃，对这本小说所持的状态是松弛的，她调侃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文学抱负，就想讲好一个有趣的故事，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干的一样。“汤姆·沃尔夫做了一辈子的媒体人，混迹在纽约上流社会，我很喜欢他的一本小说——《虚荣的篝火》，揭露了纽约上流社会的虚伪。故事讲的是一个‘白左’有钱人和情人在回城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个黑人小孩，之后是讲这个‘白左’怎么用钱去掩盖事情真相的故事。我就想试试，是否也可以写出一个中国版的《虚荣的篝火》来。”

《张大小姐》的故事也是从一场谋杀开始。张大小姐前往河北认领艺术家前男友姜平的尸体，姜平为何而死？是谁杀死了他？带着这个疑惑，展开了张大小姐身边“上流社会”的百态：90年代初靠走私暴富的张大小姐老公，张大小姐位高权重的母亲，在美国帮助中国人偷渡的地头蛇，上流社会鄙视链顶端的权钱拥有者，时尚圈呼风唤雨的女主编……这些人物构成了一幅全观景象，这些掌握最多资源的人过着一种光彩夺目的生活，而他们背后的权钱交易让看上去很美的繁华变得千疮百孔。

反而是《张大小姐》里的工薪阶层代表陈警官和下层社会的保安丁强，还残存着一些正义感与尊严。“上流社会里维系人关系的是利益，反而越往下走，利益的诱惑没那么赤裸，所以在人性里还有对错的标准和意识。”

正如洪晃对自己的分析，她是现实生活中所谓上流社会里的异类，既然自己已经是一个异类，不如把这些信手拈来的故事变成一部扒皮小说，撕开一个口子，让一切暴露出来。

洪晃写小说的过程和大多数作家不同，她将新新闻主义（将文学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的写作手法）反向应用到文学创作中来。为了让小说具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洪晃花了不少心思考察在小说中出现的现实场景，“小说写到卡壳的时候，我专门飞了一趟纽约，因为纽约我很久没有回去了，编出来的地方肯定没有实地看过真实。小说中张大小姐住过的套房斯坦达德酒店（Standard Hotel）价格太贵，我就住了一个标间以作体验，地处华盛顿街，属于纽约的下西区，在哈德孙河边上。另外，偷渡蛇头萍姐的福建餐厅，我都去踩了点。最逗的是我微博上有个读者留言说海斯特街2号真是一家福建餐厅耶，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说起吃喝玩乐来，洪晃滔滔不绝，打趣自己写这本小说的实地考察功课做得不比原来做旅游指南少。为了让小说中的陈警官更有人情趣味，洪晃专门研究了一下小说中的陈警官在哪里吃饭。“里昂是法国重要的美食城市，最有名的肠子（Andouillette）非常重口味，汁儿很浓烈，这倒是和北京人喜欢吃卤煮和下水很像。我老公的一个朋友的前妻是里昂人，我就拜托她去帮我找一个适合陈警官吃饭的馆子，这个朋友特别认真，推荐了当地一家最地道的，还专门帮我从国际刑警部骑自行车到这家餐厅，告诉我，你写的时候这个路程20分钟就能到。”

“如果说小说的故事是一盘沙拉，那么这种场景的真实就像是沙拉里的沙拉酱，会让这个故事有‘味’。”洪晃说。

自小就在美国生活和留学，一方面，洪晃有着名门世家的传统教育——君子赚钱取之有道，另一方面又混合了西方“白左”人群的和平与平等——维系优越性道德感的正义。这样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她熟知上流社会一切隐秘的规则。作为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洪晃坦言，她从回国创业开始，就不太懂得使用这些资源，这给她的小说带来了一种有趣的视角：事儿就是这些事儿，不是要去谴责谁，带着距离感的自我反省才是这部小说的与众不同。

小说最后写道：傍晚了，张大小姐抱着姜平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一堆纸，一屁股坐在玉米地里，嘴里念叨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当一切阴谋、杀害、秘密被公之于众之后，张大小姐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还是不会做任何的决策？“读者能在《张大小姐》中看到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我只想好好讲一个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小说第一次听你谈起，是在2011年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始构思这个故事的？

洪晃：小说结尾的地方，是张大小姐去到一个叫半挂坡的地方，在这里张大小姐发现了姜平给她留下来的所有涉嫌走私者的名单。这个我编造的半挂坡是我准备开始写这个小说的缘起。在北京官厅水库往北有一个地方，我当时和杨小平（注：洪晃丈夫）开车去那儿玩，当时吉普车陷泥里了，来了一个放牛的老汉，我们在请求帮忙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村子，整个是一个盆地，盆地里面是一个小村庄，景色让你非常吃惊。后来在等救援的时候，我们就和这个老汉唠嗑，问他，你们这个地方租不租房呀？老汉说租什么房子，“你们可以在这里包一块地种东西”。然后又神秘地说：“你们是来这里种大烟的吗？”我和小平来了兴趣，问他为什么这么问。老汉说民国时期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所以他们一直觉得城里人跑这个村里头就是来种大烟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好玩的小说题材。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说自己不是好的小说家，怎么讲？

洪晃：我不是一个对“文学”有什么特殊情感的作家，不会像很多作家一样，在文字中找到把玩的快感。我只是一个媒体人，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写小说，我只想好好讲一个故事，你可以叫它是扒皮小说，也可以说是时尚爱情悬疑小说，我写不了什么苦大仇深的故事，我写的只是在我经验范围内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里写不下去的时候，怎么解决？

洪晃：我记得我写到一半的时候，卡壳了。人物性格和故事逻辑上我圆不回去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一堆纽约黑帮的书，刚好看到了《纽约客》一个记者写的一个报道《蛇头》，就是我故事中偷渡客的船只遇到了糟糕的天气，在接近纽约的时候偷渡客全死了的媒体曝光。有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找到了支撑我后来故事里的很多人物命运的结局——我知道艺术家姜平会和萍姐的走私有关，也能够将丁强的死因合理化。现实往往比小说来得残酷，我写小说没有那么强烈青史留名的野心，就是踏实说好一个故事，已经很难得。

三联生活周刊：《张大小姐》不仅是书名，还是连接所有故事的重要一环，你认为她是你想要表述的那种女性意识的角色吗？

洪晃：张大小姐本身不是一个女性意识的角色，我也不是女权主义者。她身上有一股挺拧巴的劲儿，出身高贵，嫁了有钱的老公，看似非常无辜，人心也不坏，但一切事情都是因为她的懦弱和虚荣，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伤害到了爱她的人。实际上她就是一个挺自私虚荣的人，我觉得她反映了很多女性在当代社会里的一些困惑，要物质、要面子还要情感，说白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女性，并不能用好或者坏去评价她的存在。很多人想知道张大小姐的原型是谁，读者看小说看得那么较劲儿是我没预料到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里面有一些点，比如慈善晚宴的商业逻辑和那个跑路的GO BAG，真的有这些东西吗？

洪晃：慈善晚宴的逻辑是三个Win（大款看着给钱买下慈善奢侈品送给明星、把明星睡了是第一个Win，明星落了一个礼物是第二个Win，品牌在慈善晚宴上树立了品牌形象是第三个Win），也没有什么必要过度地去找影射。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慈善晚宴，但里面暗藏的这套商业逻辑本身是自洽的，至于有人要去找影射，那是读者的权利和选择。又比如说GO BAG的存在，我只是参照了美剧《亿万》里的一个情节，主角老被逮，所以他就有一个GO BAG，里面揣了30万美元和诸多国家的护照，准备随时跑路，所以在我小说里党小明也有了一个这样的包。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这些，是想改变他们还是让他们反思？

洪晃：首先这就是一个我想写的故事，扒皮不扒皮的不是目的。当像党小明那样，从底层社会爬到了利益食物链顶端时，道德意识就成为一种模糊的状态。我在小说里并不想去谴责谁，在上流社会看来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的同盟者，这个逻辑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一个全人类上流社会的故事。在这种共性下面，中国又很特别，中国的商人一旦进入上流俱乐部之后，有钱了就出自传给自己的发家史洗白。所以其实我想说，利益驱动是一个世界性命题，没什么毛病，但是商人就不要再做什么圣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想过成为一个类似伍迪·艾伦这样死死盯住一个阶层拍类型电影的人？

洪晃：这是一类我看得懂，并且能有共情的小说和电影。我没有野心去创建某个类别的小说题材，只不过是自己的某些光环的存在，让我接触到了这个所谓的上流社会而已。写不写它不是我必需的责任和道义，我只是想讲好一个故事，中国文人的道义感和使命感让写作变成了一种负担，一不小心暴露的都是自己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