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有政治目的，追求真实但超越真实

宋朝，特别是11世纪，从宋信宗到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学者和政治家融为一体的时代。

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大学者，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皆是。在群星璀璨的大宋政坛中，司马光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心为国，志存高远，敢言直谏，堪称纯臣典范；在晚年更是主持编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被称为“皇帝教科书”，这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法则的史学巨著，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必读之书。那么一千年后的我们，应该如何读懂《资治通鉴》？

东方学习读书会现场

12月21日，第47期东方学习读书会在上海浦东图书馆举行，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携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做客读书会，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钩沉隐性的史料价值，参悟个中三昧。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姜鹏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专研中国传统文化。他从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经典”“史学”“传统”，是姜鹏为《资治通鉴》总结的三个关键词。

什么是“史学”，姜鹏认为第一是真实性，第二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段已经发生过的，不可改变的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同一历史人物，同一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有不同的理解，而最终在历史学家那里沉淀下来的，就是他是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因此，所有的经典历史著作，一定会告诉你这个历史学家他的价值导向是什么，他的判断尺度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历史著作，可以说都是一种历史认识。”

姜鹏认为，当今史学界对于司马光的态度是比较沉默的，其中存在着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它产生于传统史学跟现代史学之间的差别。现代史学家总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高地上，从方法论、理论、视野等各种角度，去俯视前人。所以抛开这种傲慢的偏见，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词汇好好地解析一遍，你就能够发现《资治通鉴》作为经典传统史学著作的基本特点。”

司马光

追求真实性vs对真实性的超越

从对真实性的追求这个角度来讲，在传统史学当中，司马光《资治通鉴》已经极具典范，做到极致。而《资治通鉴》作为传统著作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历史真实性的超越。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目的，已经在书名中充分展示，作为当时已经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讨论历史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一些理念、价值导向，隐含在讲述历史的过程当中。

姜鹏举例，当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时，跟他兄弟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据说他曾找来李靖和李勣商量（如何对付），两人都是唐初名将。但关于此事，唐人记载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晚唐史学家陈岳的《统纪》，他说李靖和李勣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非常积极，主动跟李世民说，我们愿意帮你去搞定，“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另外一个是刘餗的说法，他说李世民找李靖跟李勣去商量，结果这两个人都推辞了，表示这个事情我们不参与。这两个版本中人物形象完全相反，前者功利，后者高风亮节、非常宽厚。

司马光是如何认定的呢？他非常坦然直接地说：“二说未知谁得其实”。明确告诉世人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的不知道，但还得有个判断，得挑一个写进《资治通鉴》里面。司马光认为：“然刘说近厚，有益风化，故从之。”

“司马光也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但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他有非常坚定的价值理念，既然这个故事有教化作用，那就写进去。司马光从来没有藏着躲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应该佩服传统史学家的一种格局。”姜鹏说。

在《资治通鉴》154卷中，司马光还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整本书唯一一个鬼故事。北魏后期的城阳王元徽，被他帮助过多次的手下寇祖仁害死了，寇祖仁把他的尸体送到另外一个叛变的军阀那去讨赏钱。然后城阳王给这个军阀托了一个梦，跟他说“我给寇祖仁留了好多财宝，他光把我的脑袋给你了，没有把财宝给你。”最终寇祖仁因为没有钱凑不齐这个数，被军阀杀掉。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果报应的故事，源于著名的佛教典籍《洛阳伽蓝记》。

“司马光是不信鬼的，他不相信佛教因果轮回那一套，宋代的儒学就是建立在批判佛学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的，所以他不可能接受这套东西。那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正儿八经讲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那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姜鹏提醒读者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司马光非常认真地在追求真实性，寻找历史真相。第二，因为他有更高的目标，所以他能够对于这种真实性，具有一种超越的态度，超越简单的真实性逻辑，这个是传统史学的一个特征，跟现代史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传统这个角度来理解，司马光是一个士大夫领袖，他写这本书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才能同时理解并接受这两个方面。”

“在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看来，这点肯定就是犯规了，你不能去讲一个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但是司马光认为，这个故事是有价值的。所以他的面向非常广，具有包容性。在《资治通鉴》当中，对于真实的追求和对真实的超越同时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方位地来理解《资治通鉴》的特点，以及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如果我们只把《资治通鉴》看作史料，是一种严重的偏失。”

司马光手迹

为什么《资治通鉴》里没有李白？

读书会上有读者提问，“为什么《资治通鉴》里没有李白？”姜鹏解释，文化成就和历史政绩上的贡献是两回事。“李白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他的文学作品，而《资治通鉴》是紧紧围绕历史发展的主脉络——王朝兴衰，治国者学以资政，平民百姓也可以从中洞察事态人情。”

不过李白在《通鉴考异》里被提到一笔，司马光没有办法确定永王李璘死在哪里，有没有占据南京定都，最后用了李白的一首诗。李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所以《资治通鉴》里面没有提到他，但是用了他的诗来考据这个事情。

“还有像王羲之、颜真卿这些大书法家，在《资治通鉴》有他们的身影，但不是因为他们是书法家，王羲之是因为批评殷浩一而再再而三北伐；颜真卿则是反抗安禄山。所有这些文化人，如果仅仅有文化活动，在《资治通鉴》是轮不到他们的，因为司马光是历史大师，这个文化人同时兼具着推动历史使命的话，而且参与其中了，那他就有机会出现，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基本特点。”姜鹏说。

陈尚君教授认为，司马光当年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虽然有给皇帝作为治国参考的价值，但是在司马光个人著作展开以后，他显然是希望准确、完整地把历史发展的进程具体地描摹出来。“司马光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究，在当时他是花了巨大的气力。《资治通鉴》中对于太平之世的叙说比较简单，主要介绍个中举措，以及朝廷中的争议；但是一旦国家发生动荡的时候，他会铆足所有的力量，动用所有的手段，把动乱的过程、涉及的方面、各方的努力以及评判的手段，详细地加以解释。这已远远超过给皇帝提供参考价值的程度，也超越了宋代儒家学者认为的要显示正统这样一种狭隘的目标。所以在《资治通鉴》的编著之中，司马光倾注了一生极大的心血，可以说为这部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不为过。”

《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是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

在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大宋立朝已有百年，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陈尚君提到，当时司马光准备写当代史，但在搜集了一些资料后放弃了。“我们可以理解，看前朝历史相对清楚一点，但是当朝的史事，如果仅仅看官方发表的文告，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司马光的态度是高于那个时代的学者的，非常难得。比如在王朝的正统性上，理学家会认为三国的刘备就是正统，曹丕就是窃国大盗。但司马光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王朝正统性的获得，必须对于全国所有的地方获得统治权才能得到正统，而不是你自称是王族后代或自封正统就可以，司马光所坚持的，比南宋以后朱熹等人的态度要通达得多。”

姜鹏进一步解释，所谓《资治通鉴》里面没有一个字讲宋代，但是字字指向宋代，应该从一个思想的观念的高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司马光对于什么是一个好国家、什么是好政府、什么是好官员，他都有深刻的思考，你只有把这些问题理解了，才能够感觉到司马光在通过历史的写作，寄托了某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再来返照宋代的历史现实，可能我们能够看到他所希望宋代的政治现实应该是怎么样。”

姜鹏提到了司马光的助理范祖禹，范祖禹帮司马光编了唐代部分，后来写了一部《唐鉴》，其中将唐代历史事件拿过来一一评论。“可以非常明显看出来他在借唐说宋，比如‘聚敛之臣，自桑弘羊以来，未有令终者也’，这说的是王安石这派人，说他们自古以来不得好死。但是司马光对于政府的功能，以及政府应如何管理经济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从他对汉武帝时代的叙述，对南北朝时期经济现象的叙述都可以感觉到。但司马光就不会直接写，他不会用两点一线这样简单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到了他这个火候上，看问题更复杂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什么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

陈尚君指出，皇帝在选择用人方面，他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用谁更能解决当代的问题，神宗碰到一些问题，他选择王安石。宋神宗另外一点做得不错，他没有把司马光打成反派人物，而是给他提供了条件，支持他完成《资治通鉴》。

“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治主张方面的得失，在我们现代人立场来看，王安石碰到的问题就在于满朝都是他的门生，但是他自己内心一片凄凉，我们不能理解王安石最后几年在干什么。但是从宋朝整个历史来讲，王安石的影响负面比正面要多，要特别理解这一点。这与我们现在宣传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到后来元祐党人被贬，特别到徽宗时期，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是王安石一党的天下。但是到了南宋初年以后，完全把王安石一党的意见给否定了”，陈尚君说，现在主流讲历史不太讲这一段，可能是历史得失真的很难做评判。

姜鹏在《稽古至治》书中有一篇文章《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更懂经济》，专门来讨论两个人的治国理念。司马光做宰相以后，有没有把治国的理念发挥到极致？姜鹏认为司马光还是有一些遗憾没有做到的，原因很多，“第一，宋神宗做皇帝的时候才十九岁，血气方刚，王安石这样大有为的变法对他更有吸引力。司马光的想法则偏保守；第二司马光做宰相只有十八个月，并且身体状态极差，见皇太后都没法下跪。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司马光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况下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他可能非常想在他有生之年拨乱反正，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有些东西是过了。”

“大家还可以看看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行状，朱熹讲得很对，王安石跟司马光都是少年富贵，其实真正对于民间社会的了解，苏东坡比他们深刻得多。读历史到一定阶段以后，要尝试着从一个人的生命体的角度去理解他，可能就会有更好的一些结论。我们要理解血气方刚的宋神宗，要理解知道自己来日不长的司马光，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就能够有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