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名将白起、李牧都是嬴姓后代，战功赫赫，然而皆为君王所诛杀

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场(如白起、李牧、赵四奇、李信族)都是姓氏后代。

嬴姓部族历经波折，几多离散，导致分支众多，这其中就包括秦国与赵国。战国后期，惨烈的厮杀，主要集中在秦国与赵国的战争中。

A、嬴姓之远祖与始祖

秦景公大墓石磐铭云：“高阳有灵，方以鼏平。”秦自称是华夏正统，高阳之后。高阳是传说中的古帝颛顼的号。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儿子，即黄帝的孙子。黄帝为轩辕氏和有熊氏，颛顼为高阳氏。黄帝死后，颛顼有圣德，继为部落联盟首领，居帝丘（今河南濮阳），疆域东至于海，南到江、湘，西抵甘肃，北到山西、河北北部，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初定了中国的规模。后来人们把合并后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统称为华夏族。

文献记载，东夷集团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皋陶、伯益等，都以太阳鸟为图腾。《大荒东经》言，有黑齿国，帝舜生黑齿；《大荒南经》言，羿杀凿齿于昆仑墟东。黑齿国即凿齿国。据考古资料可知，东夷集团在远古时代曾盛行拔牙习俗，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当时普遍存在拔去上颌两颗侧门齿的现象，其拔牙率达到埋葬人数的64.4%。远古时期的昆仑墟是指泰山。羿为东夷集团中的有穷氏，其居住地为“穷石”。

上古时期，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东夷族首领蚩尤，东夷由轩辕黄帝的长子少昊管理。据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期间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最后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

《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曰：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

禹与皋陶同为尧舜的重臣，禹是夏族首领，皋陶则出于少皞之族，生于曲阜偃地，尧赐姓曰偃，是东夷首领。禹与皋陶和睦相处，禹也很欣赏皋陶。“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在禹年迈时，他也按照禅让制的传统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推荐了东夷首领皋陶作继承人，可是不久皋陶死了。禹封皋陶之后于安徽六安及其以西之地，或许封在今河南许昌，后为有鬲氏。故史书说，有鬲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江淮之间、河南许昌、山东德州一带偃姓之国甚众。

大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似乎是因为皋陶最有贤德，符合禅让制“尚贤”的原则。皋陶是辅佐大禹治水和征伐“三苗”的第一功臣。帝舜命皋陶“作士以理民”，任命皋陶为司法之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公正司法，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业是颛顼的外孙女之子、伯益之父、秦国君主和赵国君主的嫡系先祖。

大费与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赐禹玄圭。禹对帝舜说平治水土之功，并非自己独有，大费亦有辅佐之功，暗示帝舜也应赏赐大费。于是，帝舜“赞禹功，其赐尔皁游”，说大费子孙后代将会繁盛。皁，皂。《索隐》：游音旒。谓赐以皁色旌旆之旒，色与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索隐》：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故左传亦云“晋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辅佐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有政绩，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伯益为嬴秦之远祖，非子邑于秦以前，曾帮助过大禹治水，并为舜驯服鸟兽，有政绩。周孝王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嬴之得姓，源于伯益。史书有“古者伯益初作井”，“舜使益掌火”，“为舜驯服鸟兽”，“虞人之官始于伯益，周官职属春官”等记载。

从伯益起直到秦国宗族始终自称姓“嬴”，但是否系帝舜所“赐”难下定论。有专家指出，“嬴”姓与秦人对玄鸟的图腾崇拜有关。玄鸟即为燕，燕、嬴实为同类双音，燕就是嬴，燕姓即为嬴姓。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

史书上说皋陶和伯益是父子关系，不可信。但皋陶和伯益都是少皞之后，皋陶应该既是东夷集团首领，又是东夷集团之偃姓部族的首领，伯益也是少皞之后，嬴姓，皋陶去世后，伯益应为东夷集团首领，同时也是嬴姓部族首领。偃与嬴本是一字，因音转而为两字。两者同宗关系极为密切。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

《竹书纪年》《汲冢书》则说，禹以天下授益，但却暗中把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由于伯益没实权，又没有树立威信的机会，导致人心归附于启，启夺取了帝位，为此伯益带领东夷部族与启带领的夏部族作战，企图夺回帝位，先是启被俘，后启逃脱，组织力量反扑，杀死伯益。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若想成为天下共主，必须掌握神权、族权、政权。禹破坏禅让制、建立世袭制，应该早有所虑。《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禹启父子命令各氏族部落，将他们所崇拜祭祀的天体神灵与祖先神灵图像，连同他们族内所生产的青铜材料，一并贡纳上来。夏族用这些青铜材料铸成“九鼎”，还将各族神灵的图像铸在“九鼎”上。这实际是通过宗教手段独占各族的生产资料及各族沟通神灵的权力。禹启父子所为主要针对东夷有虞族。

《墨子。耕柱》记载：“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上饗。’”蜚廉即费廉，是东夷族伯益的儿子；“翁”即伯益的“益”字之借；“难雉”即杀雉；“乙”通“以”。夏启铸九鼎时使东夷蜚廉折金于山川，又使东夷族伯益杀雉以衅龟而卜，表明夏族支配与控制着东夷集团的神权、族权。后来夏启又夺取了东夷有虞族的祭歌颂诗《韶》乐，并将其改造成《九（虬）歌》，即《夏歌》。东夷有虞族以凤鸟为图腾，中原夏族则以虬龙为图腾。

益最终被启所杀，除了益过于仁慈外，也与他没有实权，以及初掌东夷集团，麾下对其忠诚度不够有关，如此，伯益与启交战，伯益带领的所谓东夷部队，只能是嬴姓部族而已，或许有个别小部族参加，而最强大的偃姓部族或没有参加讨伐启的战役，或倒戈助启，这就注定了益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因为皋陶不久去世而未遂，但皋陶之族与禹及子启还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密切关系一直延续至很长时间。有鬲氏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当后羿代夏，夏人面临覆灭之际，作为皋陶之后的有鬲氏鼎力相助，是少康复国的大功臣。

伯益死后，“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B、秦赵分流之赵郡李氏

嬴秦族大规模西迁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夏末商初，伴随着商夷联军西征主动进发到晋陕一带；一次是商末周初，在周公旦东征后被动迁徙到关陇一带。秦夷与商夷同属东夷集团，皆以玄鸟为图腾，且陵墓形制、墓葬殉人、殉狗、使用腰坑等都有东夷文化色彩，应原为同一部落或为同一部落联盟，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同源，两者为近族，关系比较亲密，故在夏末（公元前17世纪），秦人去夏归商，发挥自己善驾驭的特长，助殷灭夏立有战功。夏以后，秦人的祖先始终为殷奴隶主忠心效劳，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国”，《史记》记载“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秦不少首领被殷商奴隶主提拔重用，成为殷商的大臣。

《史记●秦本纪》记载：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以“姚姓之玉女”为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中潏之子蜚廉、蜚廉之子恶来都是效忠殷王朝的有名人物，古籍记载了他们助纣为虐的事，如《荀子●成相》：“世之灾，妒贤能，蜚廉之政任恶来。”《吕氏春秋●当染》：“殷纣染于崇侯、恶来。”

公元前11世纪，周崛起于西方，一举灭殷，秦人成为周人的奴隶。当殷商被周人灭亡之际，嬴秦的首领也同殷纣王一起被杀。《史记●秦本纪》曰：“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恶来之父也为殷人殉葬，史记说：“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周初，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商纣的儿子武庚发动大规模叛乱，被周公旦平定，参与叛乱的秦人先祖被迁往各地。一部分迁往黄淮流域，这些嬴姓氏族后来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小国，到春秋时有的还存在。一部分则被迁往西方，原来在殷商西陲的一部分秦人祖先，因西周占据了殷人统治区，已被赶向更远的西周边陲。这时又有被从东方迁来的部分嬴姓氏族，两部分加起来，就成为最大一支嬴姓氏族。他们被西周统治者赶向遥远荒凉的黄土高原。

西向秦人先祖与戎狄杂居，受周王室和中原诸侯的歧视甚至敌视，政治地位极低，直到周穆王时期才有所改善。《史记·秦本纪》中便有“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的记载。

《史记》载：造父，嬴姓。其祖先伯益为少昊裔孙，被舜赐姓嬴，造父为伯益的9世孙。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

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代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相传，李氏始祖为老子。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李耳之子李宗，字尊祖，在魏国做官，被封于段，为干术大夫。

李耳之孙李同(李宗之子)，为赵国大将军，李耳的另一个孙子李兑为赵相。

李耳的曾孙李跻，为赵国阳安君。

李跻生二子：李云、李恪。

李恪之子李洪，任秦国太子太傅。

李恪之孙李兴族为秦国将军。

李兴族之子李昙，字贵远，在赵国做官，封柏人(今河北唐山)侯，后又入秦国，任御史大夫。李昙为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共同的祖先。

李昙生四子：李崇、李辨、李昭、李玑。李昙长子李崇，任陇西守，封南郑公；第四子李玑，战国末任秦国太傅。

李玑的次子李牧在赵国做官，定居赵郡。

C、战国后期著名战将李牧

李牧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催生的著名骑兵将领，是赵国晚期一柱擎天的关键人物。

长平之战后十年，北方的匈奴单于曾率10万骑南下攻赵，赵国将军李牧一战成名。李牧排兵布阵的方式是，车兵在前，弩兵在后，骑兵隐蔽寻机。他以1300辆战车控制住匈奴骑兵后，命令战车后的10万弩兵对其展开“屠杀”。匈奴骑兵人仰马翻，兵败如山倒。1万余赵国骑兵从后掩杀，10万匈奴兵全军覆没，单于只身逃回。

秦王政十一年，秦国趁赵国与燕国交战之际，发兵攻赵，占领上党郡和河间地区。秦王政十三年，秦军又攻占了赵国的平阳、武城，但战事惨烈。秦王政十四年，秦军出上党向赵国进攻，攻取赤丽、宜安，深入赵国后方，对赵国首都邯郸形成包围之势，在万分危急关头，名将李牧率驻守在北部边境的赵国精锐之师迅速回援抵抗，两军在宜安展开激战，结果秦军惨败，秦将桓齮仅率少量亲兵冲出重围，畏罪逃奔燕国。

公元前232年，秦王嬴政再次派秦军入侵，秦军兵分两路攻赵，以一部兵力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上，准备渡漳水向邯郸进迫，袭扰赵都邯郸，自率主力由上党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企图拊邯郸之背，将赵拦腰截断，进到番吾(现河北省平山县南)，因李牧率军抗击，邯郸之南有漳水及赵长城为依托，秦军难以迅速突破。李牧遂决心采取南守北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他部署司马尚在邯郸南据守长城一线，自率主力北进，反击远程来犯的秦军。两军在番吾附近相遇。李牧督军猛攻，秦军受阻大败。李牧即回师邯郸，与司马尚合军攻击南路秦军。秦南路军知北路军已被击退后，料难获胜，稍一接触，即撤军退走。李牧击破秦军的同时，南距韩、魏。

赵王迁七年，秦王派遣王翦率兵进攻赵国，赵国使李牧、司马尚率部抵御。数年间，李牧率兵大胜匈奴、北破燕军、南拒韩魏，且几败秦军，王翦对他也很头疼。李牧领兵迎战，战争持续一年之久。秦国深感强攻无望，于是便用重金贿赂郭开，让其设法说服赵王迁召回李牧。贪婪成性的郭开收受贿赂后，诬陷李牧、司马尚等谋反，赵王迁昏庸无道，派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赵王派人暗中逮捕并秘密处死了李牧。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俘获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代王。

郑观应对李牧曾给予高度评价：“古之为将者，经文纬武，谋勇双全；能得人，能知人，能爱人，能制人；省天时之机，察地理之要，顺人和之情，详安危之势。凡古今之得失治乱，阵法之变化周密，兵家之虚实奇正，器械之精粗巧拙，无不洞识。如春秋时之孙武、李牧，汉之韩信、马援、班超、诸葛亮，唐之李靖、郭子仪、李光弼，宋之宗泽、岳飞，明之戚继光，俞大猷等诸名将，无不通书史，晓兵法，知地利，精器械，与今之泰西各国讲求将才者无异。”

D、秦赵分流之秦嬴

根据《史记》记载，至少从秦人先祖大骆开始，犬丘便成为大骆一支的根据地，非子作为大骆的庶子，起初也生活在犬丘，后来周孝王听说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便召非子在汧渭之间主持马政，因为成效显著，受到周孝王赏识，遂被周孝王封于秦邑为附庸，并获赐嬴姓，“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此时秦族成员至少已经在西方戎狄区域生活了二百多年。从此，非子一支秦人居于秦，而作为大骆嫡系子孙的成一支则长期居于犬丘。

非子在汧渭之间养马，有其生活居址，即汧渭之会，即渭水与汧水汇合的锐角处且与渭水、汧水都不太远。非子及其后嗣获封秦邑后当有三事值得注意：一是继续主持马政，在汧渭之间养马。二是选择西犬丘作为与秦邑并用的生活居址。据考古发现与研究，西犬丘即甘肃礼县及其附近地区在地质时代一度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类型，这里地处西汉水流域，山间谷地开阔，自然条件优越，并且有较为丰富的盐业资源，非常适于人类生活与大规模的马匹养殖。这一定是秦人卜居的重要原因。三是为周王室抗击戎狄。

《史记·秦本纪》载：“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犬丘大骆之族被西戎灭掉，秦人力量只剩下非子一支。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在位23年），秦为捍卫周王室同西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公元前825年，秦仲奉周宣王之命讨伐西戎，但出师不利，最后自己也在公元前822年的伐戎中丧命。秦仲死后，周宣王又召秦仲的儿子庄公昆弟五人领兵七千同西戎作战。这一次取得很大胜利，夺回了被西戎占领的犬丘。犬丘曾是周孝王时秦人的居住地。周宣王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地位略高于附庸，并将原大骆地犬丘一并封给庄公，秦在周王室衰落中开始强大。

由于周天子的恩惠，以及秦人与西戎的刀兵之仇越来越深，秦人首领讨伐西戎的意志更加坚定。庄公的大儿子世父发誓赌咒要杀戎王，并将继位的机会让给他的弟弟襄公，自己率人去与戎作战。

公元前777年秦襄公即位。这时戎狄势力更加猖獗，竟围攻犬丘，并掳走世父，一年多才将其放回。秦在戎狄进攻面前采取两个措施：一方面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西戎中的丰王为妻，以便分化戎人；另一方面迁都汧邑，节节向东逼近。

秦襄公率秦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侯领国后，秦国已由大夫上升为与齐、晋等大国地位平等的诸侯，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

E、白起之先祖秦武公

根据秦襄公受封领国后的秦国年谱记载：

1、襄公登位，在位十二年。开始建造西畤。葬在西垂。生文公。

2、文公登位，住在西垂宫。在位五十年去世，葬在西垂。生静公。

3、静公未享国。生宪公。

4、宪公在位十二年。住在西新邑。死后葬在衙县。生武公、德公、出子。

5、出子在位六年，住在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和参父三人，率领刺客在鄙衍刺杀了出子，葬在衙县。武公登位。

6、武公在位二十年。住在平阳封宫。葬在宣阳聚东南。三个庶长受到应有的惩罚。德公继位。

秦武公登大位时秦国内忧外患。从国内形势看，权臣当道，政局动荡。秦武公之父秦宪公，娶王姬，生武公和德公，娶鲁姬子生出子。王姬是周王之女，鲁姬子是鲁君之女，王姬的地位高于鲁姬子。宪公二十二岁时英年早逝，留下了武公、德公、出子三位未成年的儿子。宪公生前立长子武公为太子，但此时朝政被大庶长费忌、威垒、三父所把持，为了控制政局，他们废长立幼、废嫡立庶，立年仅五岁的出子为君。此时，武公也不过七八岁。

费忌、威垒、三父权势炙手可热，六年之后，三位权臣再次翻云覆雨，“令人贼杀出子……复立故太子武公”，即庶长费忌、威垒和三父三人，率领刺客在鄙衍刺杀了出子，葬在衙县，武公登位。权臣废立国君于股掌之中，还想以武公为傀儡，继续把持朝政。出子被杀时只有十岁。武公虽登大位，但他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十分令人忧心。

从外部形势看，秦与戎狄斗争的任务仍很艰巨。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后，太子宜臼被诸侯立为天子，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继位后，在周王畿和关中地区的戎狄势力依然猖獗，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至雒邑。秦襄公因率秦兵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赐秦以岐西之地，并允许秦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从此秦始立国。

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时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人虽曾伐戎至岐，但秦襄公也死在这次东征中，继位的秦文公又退回到西垂故地，直到秦文公十六年，秦人给丰王以有力打击，才真正控制了岐以西地区。然而，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秦的领地仅仅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开疆拓土乏力，且领地之内有许多戎狄族据点。

公元前716年秦文公死后，由秦宪公继位。面对秦内与戎狄杂处、外受戎狄包围的局面，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秦将国都由汧渭之会迁徙至平阳（今陕西宝鸡眉县），使国都距前线更近，以利于主动向戎人进攻。宪公三年（公元前713年），秦发兵进攻荡社，大获全胜，占领其邑，亳王逃往西域，使秦国的势力得到了较大扩张。

灭掉荡社后，在黄河以西至渭水流域上游，还有不少股戎人据点，如在秦的东方，有彭戏氏居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其势力自洛水西岸达于华山脚下。在秦国的西方有邽、冀戎，邽戎据今甘肃天水南，冀戎在今甘肃甘谷南。再向西北更有数不清的的大小股戎人。就在秦国国都附近，还有一个戎人的据点——小虢。秦国要巩固已有领土乃至继续拓土，就必须不断向戎族势力进攻。不攻灭这些戎族据点，秦国难以发展，还有可能被其蚕食。

秦武公一箭双雕展雄风。武公即位后的最大隐忧就是强大的公族擅权，不除掉权臣费忌、威垒、三父，不仅自己难以施政，而且亦有性命之忧。不甘蛰伏为人傀儡而又势单力薄的武公在处理内外关系上透出了睿智英武之气。武公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697年），亲自率军征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使秦国向东的活动范围大大拓展。

这是一箭双雕之举：一方面，征伐彭戏氏明确了秦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就是要全面占据富庶的关中平原，以图王霸之业。另一方面，武公通过亲自策划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熟悉掌握政治军事资源，为铲除权臣集团做周密的准备。

权臣费忌、威垒、三父最大的忌讳，恐怕就是君王掌控军队。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有军队的绝对支持，君王就是刀俎，而所谓的权臣只能是鱼肉。因此，权臣对君王与军队的联系是格外敏感和严加防范的。史书并没有记载秦武公率军东征的计划，是如何获得权臣信任和支持的，但秦武公能够把自己铲除权臣的意图寓于三年东征之中，而且还获得了权臣的信任和支持，足见秦武公无愧为英雄少年、政治尤物。

三年后，还未弱冠的秦武公掌控了军队，在朝野上下也有了较高威望，遂“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为出子复仇，彻底铲除了权臣集团，使权力重新集中于王室，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武公诛权臣后，巩固领地、开疆拓土、改革政制，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才干，对秦国称霸西域乃至最终统一天下具有深远意义。

武公有极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和战略平衡感，在向东拓展关中战略基本盘的同时，不忘持续巩固西方的陇右战略大后方。陇右是秦国发家之地和传统势力范围。在秦国主要经营关中期间，西戎诸部不断扩大势力，屡生事端。于是，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伐邽、冀戎，初县之”。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设置县治的最早记载。邽、冀两地位于现在的甘肃天水，都是陇右重地，秦武公不仅征伐两地戎族，还在两地置县，将其直接收归政府的管理之下。

武公富于改革精神，在秦国坚定不移推行县治。武公之前，各国对于征伐新得之地，要么保留其原有政治结构，允许其以“自治”方式继续存在；要么消灭其原有的政治结构，分赏给高级臣属作为封邑。这两种方式都不是武公的选项，他消灭戎族势力后，在这些地方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县，原意为“悬”，即“系而有所属”，也就是在距国都较远的地方设立军事、行政统一的组织，即边境的邑，这是县的最初意义。

秦“伐邽、冀戎”的第二年，也就是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郑”。邽、冀地处陇右是“新地”，杜、郑地处关中，是“熟地”。由此可见，秦武公不仅对“新地”采取县制，而且对经营多时的“熟地”也转而采取县制，大胆改革治理模式，巩固制度成果。武公首创县治，对于强化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对于从宏观和整体上管理和调配人、财、物资源，对于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难事、要事，具有重大意义。

武公实行的县治为后世所承袭。战国初期，随着领地的变化，秦国不断增置县，如公元前456年就设频阳县，公元前389年又在陕设县。到秦献公时，又集中地设了数县，如公元前379年把蒲、蓝田、善明氏改建为县，公元前374年在栎阳设县，当时栎阳是秦国首都，在首都设县具有特殊意义，说明秦惩以周弊，下决心废除诸侯分封制，实行县制，这为秦并天下后推行郡县制，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作了准备。之后，公元前350年（孝公十二年），秦初聚小邑为县，公元前349年（孝公十三年），秦初在县设秩、吏，县制在全国普遍推行。秦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三十六郡。

在杜、郑设县的同一年，秦又灭小虢（陕西宝鸡市太白县）。消灭小虢后，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基本上为秦国所控制。

秦国地处西域边陲，与戎狄杂处，受周文化和封建思想影响不深，武公又两经废立，深知“国赖长君”的道理。武公在位二十年，去世时立其弟德公继位，而武公之子名白，受封平阳。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的白起，先祖就是公子白，他传承武公敢为人先的精神，勇猛精进，续展先祖之雄风，为秦国一统天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公元前678年，在位20年的秦武公因病去世，去世时才35岁左右，可谓英年早逝。

F、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白起

白起是秦昭王时的国尉，精于用兵，屡战获胜，夺取韩、赵、魏、楚大片领土，攻克楚都郢，特别是在长平之战中，他采取迂回、运动的战略战术，大败赵军，坑杀俘虏四十余万人，举世震惊。后遭秦相范睢嫉妒，遂称病不起，先被贬为士卒，后被迫自杀。

《史记》载：白起，是郿地人。他善于用兵，奉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前294），白起封为左庶长，带兵攻打韩国的新城。这一年，穰侯担任秦国的丞相。他举用任鄙做了汉中郡守。

第二年，白起又封为左更，进攻韩、魏两国联军，在伊阙交战，斩敌二十四万人，又俘虏了他们的将领公孙喜，拿下五座城邑。白起升为国尉。他率兵渡过黄河夺取了韩国安邑以东直到干河的大片土地。

第三年，白起再封为大良造。战败魏国军队，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一座。第四年白起与客卿错进攻垣城，随即拔城。此后的第五年，白起攻打赵国，夺下了光狼城。

这以后的第七年，白起攻打楚国，占领了鄢、邓等五座城邑。第二年，再次进攻楚国，占领了楚国都城郢，烧毁了楚国先王的墓地，一直向东到达竟陵。楚王逃离郢都，向东奔逃迁都到陈。秦国便把郢地设为南郡。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他趁势攻取楚地，平定了巫、黔中两郡。

昭王三十四年（前273），白起进攻魏，拔取华阳，使芒卯败逃，并且俘获了赵、魏将领，斩敌十三万人。当时，白起与赵国将领贾偃交战，把赵国两万士兵沉到黄河里。

昭王四十三年（前264），白起进攻韩国的陉城，夺取了五个城邑，斩敌五万人。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打韩国的南阳太行道，把这条通道堵死。

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白起发兵进击韩国的野王城，野王投降，使韩国的上党郡同韩国的联系被切断。韩国上党太守冯亭见通往本土的归路已绝，就以上党投赵，求得赵的保护，赵国接受了上党，并封冯亭为华阳君。由此，秦国与赵国发生了激烈的大规模战争，即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国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山西高平）。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败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秦军又攻赵军垒壁，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双方僵持多日，赵军损失巨大。廉颇根据敌强己弱、初战失利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战略。赵军在今长治县八义乡东坪、西坪驻兵，并在石后堡建立堡垒，扼守三关要道，与秦军相持3年之久。

因为廉颇据险坚守，寻机待变，秦国使出反间计，散布廉颇容易对付，而且有降秦之意，秦国真正害怕的是赵括。赵括是名将赵奢之子，虽熟读兵书，但纸上谈兵，缺乏实战经验，又骄傲自大，不明真相者以为赵括是军事奇才；赵王以及一些大臣对廉颇长期坚守不战，国家靡费良多，也颇不满意。故赵王立即用赵括代替廉颇。而秦国暗中用白起代替了王龁。

赵括统兵后，果然轻易出击，秦军佯装败走，暗地里埋下伏兵。当赵军追逐秦兵时，秦军退入城内，同时又以一支部队断绝赵国粮道，另一支部队则进击赵国后方，将赵军截断在两处。秦军出兵袭击赵军，赵军只得临时筑起壁垒自卫，等待救兵。秦军断绝赵军粮道，使赵军被困。自七月至九月，赵军四十六日无粮，因饥饿以致人相食。赵括和赵军无奈，只得拼命突围。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国军队瓦解，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投降后，白起竟然命令将这些降卒全部活埋，只留下幼小的240人归赵，以宣扬秦的声威。此役，赵国45万人被杀，秦军死亡也超过一半。

本来，长平之战后，形势对秦国极为有利。白起准备乘胜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次攻占上党，接着白起命王龁率一路军攻赵武安皮牢，命司马梗另率一路军攻太原。白起自己则率主力留在上党，准备进攻邯郸。但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原来，昭襄王听从了范雎的话，认为秦军在外已久，应让士兵休息，并允许韩、赵割地讲和。白起无奈，只好班师回国，乘势灭赵的计划成为泡影。白起即将到手的战功被范雎搞掉，对范雎更是心存严重不满甚至仇恨。从此，两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秦国约定的退兵条件是：割韩垣雍、赵六城。但是，秦国退兵后，只是韩国献出垣雍，赵国则不愿意割六城，还联合齐等国以抗秦。为此，秦王又要派白起率兵伐赵，但白起一方面因为对范雎不满，另一方面认为伐赵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赵军有备而守，同仇敌忾，且赵四处活动，结亲魏、燕，连好齐、楚，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白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昭襄王主意已定，根本不听白起的劝告，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

王陵军进攻邯郸受挫，将卒多有伤亡。这时，秦昭襄王又想起了白起。可白起一则由于负气，二则看到这次贸然进攻取胜无望，索性称病不起。昭襄王令白起代替王陵，白起托病不肯，而前线节节失利，昭襄王心急如焚，便令范雎亲自劝说白起。

白起虽然很反感范雎，除托病不就以外，还是以大局为重，客观分析了此次伐赵绝无得胜可能的原因。范雎早就准备用自己的私党郑安平代替白起，所以范雎没有按白起的分析失败原因，劝说昭襄王退兵，反而曲意以激怒昭襄王。昭襄王在范雎的煽动下，大发雷霆，表示没有你白起，我照样能灭赵，立即派王龁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进攻邯郸。可事与愿违，赵国防御极强，各国援兵陆续而至，王龁在邯郸胶着八九个月之久，毫无进展，兵卒死伤甚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的昭襄王又亲自到白起府邸，强令白起出山。昭襄王甚至说：“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话说到这个份上，白起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和盘端出，他说：“愿大王览臣计，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抚其恐惧，伐其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但是昭襄王根本听不进去，以为白起傲慢故意看他笑话，当即削去武安君之爵位，贬为士伍，并迁之阴密（甘肃灵台县西）。

由于有病，白起当时未离咸阳，过了三个月，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襄王更是迁怒于白起，命他立即起行，不准留在咸阳。白起只得带病起程，范雎和其同党又对昭襄王说，白起心中不满，其意怏怏。昭襄王令使者立即追赶白起，在咸阳西十里之杜邮将白起赶上，使者按照昭襄王吩咐令其自杀。白起乃引剑自刭而死。

据统计，自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秦国军队共杀了165.5万人，其中白起为将时就斩首92万。因此，时人称白起为“人屠”。

《敕修武安君白公庙记》：“窃以武安君威灵振古，术略超时，播千载之英风，当六雄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