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加速惩治“小村官、大腐败”

新华网深圳7月9日电(记者珠江)前深圳龙华华区管兰办事处“3亿村官”张建东接受了停职调查。

此前他被举报侵占集体土地，并圈占土地抢建违建９栋楼，房产资产超３亿元人民币，每月仅房租收入就超过５０万元。

数据显示，中国约６０万的行政村里，有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由于一些村干部存在作风不实、办事不公、以权谋私等问题，引发广大农民群众强烈不满。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小村官、大腐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独特现象。

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曾被举报拥有２０亿身家，最终坐实涉案受贿金额高达５０００万元。他在庭审更是直言，５００万元对他来说只是“一般的数目”，他都记不清自己有没有收过。

“村官”是执政党的“末梢神经”，虽然头衔不大、地位不高，却拥有广泛的权力触角，涉及房屋拆迁、征地补偿、惠农补贴、集体资产处置等领域，这也由此成为不法“村官”们的敛财之道。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被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５月１７日，陕西省纪委通报９起村干部涉嫌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件，其中涉及犯罪的已移送司法机关；６月９日，江西省纪委通报会昌２０１３年以来查处的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恶劣的９起基层干部贪污腐败典型案件；７月２日，广东省纪委通报９起近期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涉及土地转让、征地补偿、毁坏农地、农村公共经费等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不同领域。

中共反腐，上无禁区、下无死角。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加大力度打击“群众身边的腐败”，反腐利剑直指违法乱纪的村官群体。

在中国干部职务序列中，“村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官员，也不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因此，对他们的监管约束制度也不像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管那样完善，存有监管机制的“真空”。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村民享有监督村委会的权利，甚至可以集体罢免村官，但是村民大多不懂如何行使权利。”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学相分析说，不少村民因担心举报村官腐败而遭到打击报复，往往选择忍气吞声。

曾备受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乌坎事件”，便是因当地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两年多前，这个拥有上万人口的村庄，村民自治成了实质上的“村官自治”，长期选举走过场、办事一支笔、报账打白条、台底做交易，把村民蒙在鼓里。最终，在广东省工作组进驻乌坎村，重新选举产生新的村委会，乌坎事件才告一段落。

中共在严惩的同时，也在致力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框架，将村官权力装进笼子。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广州市纪委参照现行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做法，率先制定《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的意见》，将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纳入公安机关出国（境）登记备案防伪统一管理，出国（境）证照须上缴统一保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有一些地区开始强化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此举被认为是完善村官监管体系的重要环节。

作为广州最早探索村干部治理的试点，位于广州郊区的九龙镇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曾备受“小官大贪”问题困扰。如今，九龙镇已经在２８个行政村建立起村务监督委员会。监委会成员由差额选举选出，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务、村务公开和财务管理。其享有专门工作补贴，独立于村两委，并接受镇纪委指导和考核。从此，村里大事不再是“村干部说了算”。

权力不分大小，“小村官、大贪腐”折射出权力不受制约的巨大危害。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说，“老虎”、“苍蝇”虽有大小，但本质相同。管住今日的一只“苍蝇”，就可能是消灭一只明天的“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