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一个人资料】专题“好人”吕顺芳的烦恼：二十年间寻亲路

多巡房在书房查阅资料。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图）

2021年1月23日法院判决书公布后，吕顺芳一直念叨：“自己寻亲事业的路断了。”

这是这名71岁老人最近的一桩烦恼事：一宗“1元索赔官司”，一起状告当地红十字会的名誉侵权案，一次措手不及的败诉。

如果时间再往前回溯数年，她的心头还萦绕着其他烦恼：身陷DNA寻亲利益争议、与合作志愿者分道扬镳、寻亲事业孑然独立……

但与烦恼相比，外界知晓的更多是她耀眼的光环：全国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江苏省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她登上过太多次领奖台，接受过太多次央媒采访，在舆论眼中，她即是“好人”典型。

这源于她21年来执著的一项不寻常的“寻亲事业”。这项事业深深地刻着国家历史烙印，吕顺芳的一次次寻亲，如同穿越时空，在烫平一道道历史褶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地区出现饥荒，许多家庭听闻上海能吃饱饭，纷纷将孩子遗弃在上海。上海福利机构人满为患，引起了国家重视。一列列火车将这批“江南弃儿”送至山东、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甚至新疆等地抚养。

新世纪以来，这些家庭的父母或子女，北上、南下，一趟趟寻回被历史洪流冲散的亲人。吕顺芳就是其中一员，她在寻回她的妹妹，而她在家办起的“寻亲驿站”亦成为许多家庭依靠的集散地。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往事重新被提及。吕顺芳的烦恼，也恰在此时爆发了。

“好人吕大姐”

吕顺芳的微信名叫“吕大姐”，这亦是她过去多年为外界熟知的昵称。2021年3月26日，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南方周末记者在她家里见到了这名老人。

她曾在这个屋里接待过多批寻亲者和电视台记者，但现在屋里难寻主人所得的赞誉。吕顺芳将过去与江苏省领导握手的照片放在了阁楼上，又把多年来获得的奖杯和证书锁在柜子里。她说奖励只属于过去：“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怕人知，必是大恶。”

如今她独居，生活俭朴，不沾荤腥。自言除了睡觉，在家里最常待的地方是书房：她将电脑桌当作工作台，身后摆放着好几个纸箱，堆满了二十多年积攒的寻亲资料。

除了一同长大的弟妹4人，61年前，吕顺芳还曾有过另一个小妹妹吕雅芳。1960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正月一天夜里，吕雅芳被母亲送到上海一家“看起来像政府部门”的单位大门口。当时妹妹26个月，牙牙学语，却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无法直立走路。

母亲给小女儿买了一块烧饼。小女儿边吃，母亲边说，你在这吃，我再去给你买一块。

这是最后的离别。离开后，母亲来到上海亲戚家。第二天母亲后悔了，再去寻，已无踪影。

这是那场弃儿潮的缩影。目前尚无确切统计这批江南弃儿的准确数目。弃儿潮去向集中在上海及其周边。其中，无锡孤儿院现存档案显示，最严重的1960年，收养弃儿超过七千名。

送走妹妹时，吕顺芳10岁，后来她随着父亲下放到农村务农，又尝试考大学，做过工人和教师，又在全国各地跑业务时，自学完成了函授大学的法学课程。

1985年，吕顺芳开始替母亲留心吕雅芳的踪迹，但直到2003年母亲弥留，依然杳无音信。

她至今记得母亲弥留之际的眼睛，一直不肯闭上。她向母亲承诺：“妈妈，你还在想妹妹吧，你把眼睛合上吧，我一定帮你把她找回来。”

母亲的眼睛至此再也没有睁开。

寻找妹妹的日子里，吕顺芳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寻亲者。大多数人没有头绪，吕顺芳脑子活络、爱张罗，慢慢成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牵头人。2000年5月，她开始把寻亲者组织起来，举办了第一场寻亲会。

这是她“寻亲驿站”的雏形。从此，吕顺芳的家成了全国寻亲者的集散地。有些寻亲者来到宜兴，吕顺芳就安排他们住下，还让丈夫给大家做一桌子菜；媒体记者来官林镇采访，吕顺芳也会掏钱招待他们。“那时我做工程，收入较宽裕，每次寻亲和招待，总得花费一两万元。”

最初几年，吕顺芳每天晚上都会研究寻亲者之间的样貌，如果觉得对方长得像，就通知比对认亲。

吕顺芳至今仍保留当年去车站接寻亲者时手举的纸片。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图）

直到21年后，她家里还留存着当年数千人次的寻亲资料、光盘。她将每一位联系过的寻亲者、记者、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的联系方式记下来，集成数个厚厚的笔记本，如果有需要，随时都能找到。

为了寻亲，吕顺芳学习了十多种方言，开通了“吕大姐寻亲网”和数个寻亲QQ群，还与基因鉴定公司合作，建立了“寻亲基因库”。她估算，自己先后接待了来自北方14个省份三千多名寻亲者。媒体采访中她多次提到，三百多名江南弃儿通过她找回双亲。

“自己贴钱、心甘情愿奉献，我做的是纯粹的好事。”她一再强调。

与媒体做朋友

“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很多记者都是好朋友，去到内蒙古、河南、山东各地，也会和他们当地媒体的总编辑联络。”与人交谈时，吕顺芳会不时提起自己与各地媒体、文明办保持的良好关系。

她把媒体记者、各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寻亲所在地的名人统称为“自己的好友”，并直言各地举办寻亲会，少不了这些人的关照和支持。

早年这类民间公益活动并未纳入民政部门管理范畴，吕顺芳多年的寻亲活动，也未形成一套规范运作。媒体宣传和“好人”的名誉背书，成了她为数不多的依赖路径。

早些年，“江南弃儿”的故事震撼了全国读者。吕顺芳被无锡、江苏当地宣传部门选送成为先进典型。

与吕顺芳多次合作过的无锡志愿者陈刚提到，2007年他们合作时，正值互联网将“草根志愿者”推向前台的好时机。后者在2005年开始依靠互联网，参与无锡志愿行动。往后十余年，他和团队经历了南方冰灾、汶川地震等多次公共事件，和吕顺芳一样，陈刚觉得自己“荣誉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2009年，陈刚开始发展多个青年自组织，随后又将志愿团队改注册为志愿者协会。协会与当地民政部门合作，近年来参与社区帮扶和助老助残，取得了一定的政府资金。

“现在看来，十几年前那一批草根志愿者，还是需要学会规范化、专业化运营。”他感慨。

吕顺芳走的却是一条“个人化”道路。每当她去一地举办寻亲会，都会先把当地的宣传部门和媒体而非民政部门当作联络对象。一方面，她联络当地媒体发布寻亲会广告；另一方面，当地宣传部门也大多牵头联络其他单位，解决寻亲会所需包括场地、备案、安保在内各项行政审批。

多次登上电视，吕顺芳都会带上各地的寻亲者。在她看来，节目录制结束后的亮相环节，能够增加他们找到亲人的概率。每次有寻亲者到访或寻得亲人，她都会联络媒体记者一起拍摄他们各处寻亲、亲人相见、泪流满面的画面。

有次她的同学寻到亲人却没有告诉她，导致媒体没能报道。这让吕顺芳大为恼火，甚至断绝了与这位同学的联系。生气的原因，她解释为“寻亲成功的几率太难了”。

但吕顺芳也并非与所有媒体都相处愉快。

一次，一家电视媒体邀请她赴北京参与录制节目。头天夜里，她乘火车赶赴北京，当天录制结束后，摄制组安排她与电视台同事，一起乘当晚的火车赴内蒙古继续拍摄。吕顺芳提出想在北京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行动，摄制组则出于经费考虑，拒绝了这一建议。吕顺芳听闻，当晚便停止了录制。“我和这么多媒体都是朋友，也不缺一次录制机会。”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她看来，自己能为记者们提供感人的素材，媒体记者与她合作，也属于“各取所需”。

“‘三千孤儿入内蒙’重新被提起后，肯定会有很多媒体重新找到我。”她自信当下遇到的困境、想要寻求的公道，可以被读过她故事的寻亲者们理解。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吕顺芳现在另一个身份，是宜兴市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

2017年起，每天早上7点13分左右，吕顺芳都会坐上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博物馆“打卡”做志愿者。下午四点，她又坐上公交车回家做饭。晚上她要给其他志愿者发送甲骨文的学习课件，全年无休。“忙到没有时间给家里打扫卫生。”

“我很喜欢这些文博群，可以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不会争吵。”

吕顺芳所说的争吵，困扰了她多年。2007年，她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大方瑞）合作建立寻亲基因库，却一直没法消除其中的“鉴定争议”。

一开始，寻亲者多凭借样貌特征、血型相认。这导致寻亲错认不可避免。2006年，一位济南寻亲者与宜兴的父母相认，9年后，他们却被基因库鉴定为非亲子关系。2007年，华大方瑞第一次在官林镇寻亲会现场采集了50位初步确认者的血样，最后显示，这50位几乎都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

吕顺芳坚信，错认的血缘，会让真正想要寻亲的家属永远丧失机会。而DNA基因鉴定是最有效、最科学的认亲途径。她设想建立寻亲基因库，只要寻亲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将基因信息录入库中，系统自动比对、匹配，就能确保认亲“万无一失”。

宜兴市博物馆里，她还放着采血样的工具：“如果有寻亲者来找我，我就可以在博物馆给他们采血样，再寄到北京。”

2010年11月19日，一对来自河南洛阳的孪生姐妹在吕顺芳（中间紫红衣服者）带领下，来到江苏省丹徒市农村，与经DNA比对确定的哥哥见面。 （受访者供图/图）

14年来，寻亲者想在华大方瑞的基因库寻亲，需要缴纳1500元鉴定费。尽管这笔费用对一定年龄的老人和贫困人群减免，但费用应该向谁收、怎么收，吕顺芳是否从中牟利，这些争议在寻亲者和吕顺芳之间从未停止。

2014年无锡一场寻亲会上，媒体记者目睹了一场对话。寻亲者问吕顺芳：“花1500元能不能找到？你这么卖力是不是拿他们鉴定机构的回扣？”吕顺芳很生气：“我是做好事。”

2021年3月31日，华大方瑞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65岁以下寻亲人员的DNA检测参照《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标准》收费并进行部分减免”，“与吕大姐及其寻亲组织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该公司一直负责基因样本鉴定的工作人员刘晨辉称，华大方瑞与吕顺芳并没有签订任何合作协议。

吕顺芳自己也无法用合同或文件证明，自己与华大方瑞到底是何种关系，她只得一遍又一遍向寻亲者解释，自己“不屑”拿华大方瑞的回扣：“他们那些质疑的人，都在和我唱对台戏。”

2013年，身心俱疲的她一夜之间解散了所有寻亲QQ群。

南京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高级经理孙梦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益服务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当下其实鼓励社会组织与企业进行资源对接，“但社会组织本身在财务、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运营，也要更为规范”。

与此同时，吕顺芳与其他志愿者的合作也谈不上愉快。其中最为典型的，属她与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勇国之间的矛盾。

2010年，吕顺芳准备在江阴举行寻亲会时，认识了江阴志愿者李勇国。

吕顺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一开始是打算将李勇国作为寻亲“接班人”来培养，还准备将他推荐成为“无锡好人”。却没想到“在考察期时”，李勇国在一次寻亲成功的媒体报道场合，拉出带有“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的横幅。她认为李勇国是在“夺权”，他的行为是“沽名钓誉”“动机不纯”，从此便与他断了联系。

李勇国却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吕顺芳从没有向他表露任何“接班人”的意思。2014年底，李勇国与吕顺芳分道扬镳，次年，又在江阴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这些年来，协会与苏州大学合作建立了基因库，收取寻亲者450-700元的基因鉴定费。

这样的组织化操作实际上部分化解了吕顺芳式的尴尬，更重要的是，有独立机构进行项目审计。

孙梦莹近年来一直负责江阴地区公益创投项目的审计，她回忆，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寻亲项目，在2020年江阴15个政府公益创投项目评审中，评分前二。“整体来看，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不大。”

李勇国自称，与吕顺芳不和源于一场寻亲会中，弃儿们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打乱了现场秩序，吕顺芳于是上台严厉斥责，不让他们唱。

“很不好相处，她的控制欲太强了。”李勇国说。

吕顺芳也谈到，自己举办“寻亲会”时每次都生气：寻亲者随处走动、没有带上寻亲资料、没有将张贴寻亲资料的胶带从墙上撕下来、志愿者不能维护好现场秩序……

“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元索赔官司

与宜兴市红十字会（以下简称宜兴红会）闹上法庭，是吕顺芳第一次尝试与慈善机构合作、吸收外界捐款的意外结果。

吕顺芳自称，过去多年来，举办寻亲会、下乡走访，往往都是自掏腰包。“我做的是纯粹的好事。”吕顺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纯粹”的想法在DNA鉴定费的争吵中逐渐改变。2016年，吕顺芳在媒体采访中提到，“如果有哪个爱心企业能够赞助这些鉴定费，或者有关部门能够出一部分钱……我们就会做得很好。”

2019年9月，听取他人建议的吕顺芳，开始与宜兴红会合作成立“吕大姐爱心基金”。

双方签订的项目协议书里约定，吕顺芳出资10万元，作为初始本金，存入该会的指定账户。专项基金设立后，吕顺芳与宜兴红会共同成立管理委员会，制定议事规则、管理此基金。基金将主要用于宜兴市困难家庭寻亲的DNA鉴定，并资助当地家境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

吕顺芳构想，凭借她在宜兴的影响力，可以聚合一批当地的陶艺家和商人，今后每年通过寻亲会上爱心人士的“认购”和“捐赠”，为“吕大姐爱心基金”筹得一笔费用。爱心基金第一笔10万元，就来自宜兴本地陶艺家的义卖所得。

“这些陶艺家和商人都听我的，每年筹得一两百万元做寻亲，还是难事吗？”

2013年5月1日，吕顺芳主持无锡寻亲会。 （受访者供图/图）

但2020年4月16日晚，宜兴红会一则文件在微信中流传，却让她懵了。

这则文件显示，宜兴红会将联合当地文明办、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于当年5月18日开展“世界红十字日暨吕大姐爱心基金陶艺家作品义卖展活动”，义卖所得将用于礼遇“宜兴最美人物”“宜兴最美战疫先锋”、道德模范等。

这一日子正是吕顺芳计划在宜兴举办寻亲会的日期。她认为宜兴红会没有经她同意，打着“吕大姐爱心基金”的旗号，利用了陶艺家的爱心，却没有将资金用于寻亲。当晚，她向宜兴红会表达了愤怒，并要求后者在一个星期内撤销文件、向她赔礼道歉，否则将去法院提起诉讼。

6天后的4月22日，宜兴红会重发活动通知，文中删除了“暨吕大姐爱心基金”的字样，同时明确，此前下发的文件自行作废。

但吕顺芳并不认可，她认为宜兴红会没有向她道歉，也没有办法挽回第一份通知造成的社会影响。“下发了第二份文件，就代表第一份文件撤销了吗？”

第二天，她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宜兴红会承担侵害名誉权的责任，要求宜兴红会以书面形式向她赔礼道歉，并赔偿她的名誉权损失费1元。

“我吕顺芳的名誉就不值1元吗？”她至今仍很愤懑。

“主动权在吕大姐手中”

吕顺芳向法院提交诉讼后，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却没想到在2021年等到法院“不予支持”的判决。

判决书称：宜兴红会并未贬损吕顺芳的人格，未使社会公众对吕顺芳的社会评价降低，即未造成吕顺芳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且事后已更正重发通知，因此吕顺芳的主张不成立。

宜兴红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0年4月，该会一直想约吕顺芳线下见面、消除误会，但她一直拒绝。“解决这件事的主动权其实一直在吕大姐手中。”该工作人员认为。

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吕顺芳开始着手与宜兴红会解约。她希望将此前捐给宜兴红会的10万元一次性打给华大方瑞，用于鉴定目前留存的三十多份样本。吕顺芳担心，这三十多份样本都在2019年采集，会面临过期失效的难题。但几次交涉下来，鉴定费拨付却迟迟没有进展。

接到法院判决，让她更加不安了。吕顺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联系的陶艺家不再接她电话，那些说好要“认购”的企业家，也观望不前。“陶艺家们自己都要生活，他们给宜兴红会捐赠了一次作品，又怎么会继续给我捐赠第二次呢？”

在向民政部门提交成立社会组织的申请也迟迟得不到回复后，吕顺芳感慨“自己寻亲的路断了”。

一位在无锡市妇联系统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法院判决公布后，接到了吕顺芳的求助。十几年前，吕顺芳曾受到他们系统的表彰，这位工作人员由此与吕顺芳加上了好友。他回忆，吕顺芳向他请教时，认为自己的请求被驳回，是法院对她工作的否认，也是对她寻亲工作可信度的伤害。

这位工作人员曾以个人身份，在包括红会、华大方瑞和吕顺芳之间调停，结果发现华大方瑞没法检测样本，实际是遇到了技术难题，即资金通过红会应如何拨付。“公共部门用钱要有规范，检测多少样本，就拨付多少钱，吕大姐要求一次性将资金转到华大方瑞，这不符合财务规范。”

该工作人员还发现，纠纷的根源是一次“沟通不畅”，“上诉是她的权利，但大家更希望她能继续将好事做下去”。

他给吕顺芳提的建议，包括继续做好她的志愿服务团队、想办法把10万元用完、成立注册规范的社会组织。“各有各的规则，直到现在，吕大姐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很多。”

但这并没有说服吕顺芳。

一方面，她坚信“理”在自己身上，自己就是应该寻求公平；另一方面，她也担心自己此前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保持的密切联系就此转向，今后做好事也难再得到像往日一样的支持。

“上个月在一次表彰宜兴市优秀志愿者的活动时，领导讲话时就把我的名字略过了。”她说。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