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动不了，中产走出去，中国特色的“小别离”教育

一部电视剧《小别离》将话题转移到公众视野。

虽然，中学生出国留学，仍只是发生在中国现代社会少数人群中的事例，却引发了相当大数量中产家庭的共鸣。

进入21世纪，当求学之路变得更自由和多元，中产家庭却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在和教育体制发生了碰撞之后，产生的各种不满、无力感，他们开始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适应我的孩子？”“为什么从那么小就要让孩子进行残酷的竞争？”他们试图在体制之外寻求一个解决的方式。

2015年，中国共4万多低龄留学生在美留学，约有14.5万国际学校学生，数十万中产家长选择了逃离体制内教育。然而，在教育出口多元化的同时，如果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和评价的方式不能变得多元化，中产家长们的焦虑依然无法缓解。

一部《小别离》，再次引发关于中国中产家庭是否该送未成年孩子出国读书的话题，各方对利或弊各执一词，但家长们坚信，出国读中学，不论最终是否对孩子有好处，却是他们逃离目前不认可的教育制度的唯一方法。

到哪里上学？中产的教育焦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甜

本文首发于总第774期《中国新闻周刊》

12岁的李涛从中关村三小毕业后，凭着声乐特长考进了海淀区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在北京市排名很不错，离家又近，仅五分钟路程，一切都让妈妈顾沁芳满意。

上学没多久，李涛和妈妈就有了矛盾。顾沁芳又被气哭了。儿子上中学后，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李涛向妈妈道歉，说不想气妈妈，但好像总控制不住脾气。等都心平气和下来，顾沁芳问孩子，“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孩子告诉她，“我在学校里很压抑。”

李涛爱好文科，喜欢历史、政治、辩论。班里男生本来少，而能聊得来的几乎没有。历史课上，他总举手回答问题，但老师却不怎么叫他，因为这样会占用课时。“我真的特别痛苦”。

听到这话，顾沁芳心里难受，第一次想到让儿子出国读高中。

“有时候，孩子是需要去推一把的”

李涛似乎和大多数同龄孩子不太一样。在其他人眼里，这个孩子总有一种表达欲，喜欢谈论自己的观点，在思考上显得成熟。

有一次政治课，老师组织学生讨论“一带一路”，同学们犯难，但李涛因为天天看新闻，对此很熟悉，他说起来头头是道，同学和政治老师都围着他听。回来后，李涛很兴奋，告诉顾沁芳课上发生的事情，顾沁芳觉得，儿子身上透着股自信，“也许真的不适合国内教育。”她开始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更适合这个孩子。

李涛的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一次，李涛一家和父亲的朋友一起吃饭。席间朋友感叹，“孩子年纪虽小，但思想却是成熟的。也许国外更适合他。”父亲此时不同意，觉得孩子太小了，舍不得。

不久后的一件事改变了李父的看法。

加拿大有个专门收养中国孤儿的组织，每年会来中国回访一次。这一年，接待这些家庭的任务被布置给了李涛所在的学校。李涛家负责接待一户。客人来的这一天，李父发现自己与妻子两人完全变成了哑巴，全靠儿子充当翻译，和外国家庭沟通。

顾沁芳从小最重视的就是儿子的英语。她受过好的教育，大学毕业后曾在政府机关工作，90年代还给倪萍做过几年助理，她尤其看重英语的重要性。从儿子一年级时，顾沁芳就给孩子报了英语班，到了三年级又开始学习口语，并开始考级。到了五年级下学期，她发现，儿子会的还都是笔头上的东西，仍是中国式口语，于是她决定让儿子放下学校死记硬背的东西，专攻听力和口语。六年级时，她给儿子报了一整年的网上外教一对一课程，李涛每天和外教对话一小时。开始时，李涛还有些腻烦，渐渐地，每天的对话成了习惯。

2012年李涛小升初结束后，她带着儿子去了美国，参观了很多名校。她发现孩子一点不怯，会主动上前和外国教授聊天，向陌生美国人问路；去食品店买东西，也能自己搞定。这让顾沁芳确信自己对英语实战的重视是正确的。初一，她购买了更贵的外教一对一课程。初中班级共有40名同学，李涛总成绩排在15名-20名之间，但英语几乎一直是前五，尤其是口语出色，还当过学校英语节的主持人。

英语出色，成为最终她送儿子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儿子的同学去了加拿大时，李涛对顾沁芳说，“妈妈，我也特别想去国外上高中。”顾沁芳试探着问，“你是想逃避中考吗？”

“不是。”李涛说，他希望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学，只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才有兴趣学，才能学好。

顾沁芳开始和丈夫认真商量这件事。两个人对中国当下的教育模式、家里的经济状况、孩子的性格特点和主观愿望、英语口语水平等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那就试试吧。”李涛出国念高中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不跟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顾沁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就在顾沁芳给儿子购买了更贵的英语教程时，远在浙江的鲁引弓正打算写下他构思了7年的关于顾沁芳们的故事。

他对小留学生热的关注源起于2006年。那年，时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的鲁引弓带着一支采编队伍去了欧美等国，寻访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斯坦福等众多世界名校的中国留学生，历时一年左右。在采访过程中，鲁引弓发现，在外国读名校的孩子大多高中时就在国外念书了。那时他切身体会到，小留学生热潮在国内已经发展起来，家长对于国外的大学教育已经有了清晰的诉求。

在此后的7年里，他格外关注留学生特别是低龄留学群体的新闻。

因为长期做科教报道，经常采访学生，这些年采访高中生时，不时有学生提到，同桌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一问是出国了。渐渐地，这种情况多了起来，初中也开始了。

他专门查了一些数据，同时向中介打听留学生的人数和年龄变化，印证了小留学生人数近些年来年年上升。不少同事的孩子也慢慢从读研时出国，转为高中毕业后去国外直接读本科，继而带动了其他家长进一步降低了孩子出国年龄。他们发现一个事实，在国内读高中的，本科申请到世界名校的几率较低，而在国外读高中，成功申请上名校则几率更高。

2013年8月，鲁引弓到上海浦东机场送朋友，看到机场内不少稚气未脱，但眼神里已经透着独立，着装也国际化的孩子。一位母亲在看着孩子安检时，泪流满面，鲁引弓和她四目相对时，他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自己面前任凭泪流，内心十分震颤。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些年触动他的细节。7年来，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这样的细节碎片，“我就把角色养在心里，想着想着，人物的关系会慢慢张开，带动和其他人的关系。”这一年的中秋小长假，他觉得这个积累已久的选题可以写了。

得益于媒体人快速写稿的职业训练，鲁引弓在两个星期半时间就完成了长篇小说《小别离》的初稿。他每天从9点开始写，写到11点，停下来休息两个小时，继续写至下午4点，停笔。出去跑步，酝酿第二天写的内容。

有天，他听到楼下有个男孩一直在按门铃，同时大骂自己的爸爸和后妈。骂着骂着他开始带着哭腔，然后哭了起来。鲁引弓从孩子的哭诉判断，可能家长想让孩子出国，有“物理隔断”的意思。这个情景令他印象深刻，后来这个男孩成了笔下的角色“何小鱼”——电视剧《小别离》里的张小宇。

机场中碰到的那一幕，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里。

很多现象都令人费解，但小留学生的家长有一套逻辑。中国孩子在美国没办法读费用低廉的公立学校，但过继给在美国的亲人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实里，有户人家把孩子过继给了自己的姐姐，“这种方法是很聪明的，同时也是没办法的。”鲁引弓说。听来的这个故事后来被他写在了社区医生吴佳妮一家的故事里。

鲁引弓曾采访过一位女士，她的儿子在国内时成绩平平，没考上重点高中，花了钱在重点高中借读。一年后，母亲把房子卖了，决定让孩子出国。她向鲁引弓讲述了自己的逻辑：与其将来孩子变成一个普通的人，把房子留给他娶妻，不如把房子投资到他的教育上。以后的生活，让他用自己的能力去奋斗。

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牛津的博士。“有时候，孩子是需要去推一把的。在中国不合理就在这——没考上好高中，就没好大学，没好工作。”鲁引弓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十年增长100倍

“推手”就是家长。在和这个“不合理”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家长的决策几乎是改变自己孩子命运的唯一机会。

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繁琐和不确定性。

在李涛出国前，班里已有一位同学去了加拿大，那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京高考，才“曲线救国”。顾沁芳判断，在北京，让孩子出国读高中的父母中有近一半是因为户口限制，另外一半中约三成是像她这样经过慎重考虑的家长，还有两成是随大流。

李涛是北京人，没有异地高考的担忧，但顾沁芳认为国外的教育更适合自己孩子。初二上半年开始，顾沁芳为孩子出国做准备。她报了托福班，李涛学了两个月，考了70多分，够美国高中的标准了。通过留学中介找学校，总共能够申请10所学校，中介推荐的学校的介绍大同小异，顾沁芳“摸着石头过河”，她挨个去网上查学校资料，看相关评价。

顾沁芳有自己的想法，首先她觉得要选择东部的学校，因为大多数名牌大学在东部，学习氛围好；但不选纽约，因为嘈杂，于是她选了新泽西；再要综合各种因素，排名也得在中上；最好是教会学校，学费相对便宜。

寄宿家庭是通过中介选的，在国内已经联系好。这是李涛的选择。“住到寄宿家庭真的是需要挑战的，你要去适应对方，他们的节日习俗，礼仪。”

擅长表达的李涛面试很顺利，面试官问他：“你这么小，来美国能行吗？”他回答：“是，我们中国的家长为了孩子服务一切，我就是想摆脱这种环境，自己来美国后，锻炼自己的能力。”不到一星期，他就被告知录取了。

2015年9月，14岁的李涛进入美国新泽西一所教会学校，成为一名九年级新生。

董冉是李涛班级里继他之后第三位决定出国的同学。和李涛中上游成绩不同，董冉回回是班里第一，多次年级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董冉的表姐是直接到美国马里兰州读的本科。每次放假回来，表姐总是和董冉说很多美国学校的趣事，董冉很小就有了以后出国读书的想法。

妈妈赵茵不为所动。她从影视剧、新闻里看到美国枪击、性侵、恐怖袭击案等各种事件，觉得孩子年龄这么小，一个人出去，实在不放心。她本来计划至少得等到读本科再出国。所以，每次女儿说“恨不得想出去”时，赵茵都“一直在压、压、压”。

去年春节，两家聚餐时，表姐又对董冉说，“跟我去美国吧！”赵茵开玩笑地搪塞，“我们没考过托福，小SAT，除非有学校能同意不要这些成绩，我们才去。”

表姐在美国认识了一些华裔的孩子，他们在马里兰州一所当地口碑很好的教会学校读书，通过他们与学校联系，其国际部主任同意通过Skype视频电话先和董冉聊聊，聊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国际部主任对董冉印象很好，允诺可以直接上这所高中。

至此，留学的计划被半推半就地推上日程。赵茵开始向已经出国的孩子家长打听相关程序，上网查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董冉则有空就翻墙去学校网站查看学校信息。今年4月，董冉的签证下来了。

赵茵这才和老师“坦白”孩子要出国了。她去学校开学生证明、成绩单，以及找语数英老师写推荐信。接着是预约体检，办理退学手续。

中国教育部今年3月数据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在2015年继续上升，首次突破50万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3月最新数据，美国是中国学生留学首选目的地，留学生人数远超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根据美国教育协会（IIE）发布的《2015门口开放报告》（Open Door Report 2015），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数每年保持两位数百分比增长，2014~2015学年也首次超过30万人，占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31.2％。

而中国留学生的组成样貌已发生变化。IIE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学生赴美就读本科、研究生仍为大宗，本科留学生人数在去年首次超过研究生，但两者增速皆放缓。相比之下，选择就读高中的人数近10年来增长强劲。全球在美的低龄留学生达到14万人，其中，2015年中国共4万多低龄留学生在美留学，较前年增加5000多人。而在2004年只有433人。

在加拿大，尽管小留学生数量增速不如美国，但也在持续上升。

留学中介的林晓彬老师主要负责从生活和学习上照顾萨尼奇教育局的中国高中生，她所在的留学中介公司和加拿大各个教育局合作，和国内合作办学，向国内学校提供国际班课程，模式为先在国内读一年，之后来加拿大读两年的高中课程，最终拿到加拿大的高中毕业证，进而申请大学。

林晓彬负责协助管理60名中国高中生，工作性质类似辅导员。包括他们的学生成绩，和寄宿家庭相处遇到的问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签证的办理，大学申请等等事无巨细她都要操心。同时还需要及时地和学校及家长汇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使远在国内的家长们能够放心。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和萨尼奇教育局合作时，只有13名中国小留学生，短短几年里，人数已达到每年约60人。

据她分析，孩子出国最主要的原因是想逃避国内的高考所带来的压力。在加拿大，升大学时，并不像国内必须参加毕业考试，相对轻松一点。

加拿大高中生每天八点半上课，下午三点放学，学生有很多时间参与体育活动。有个中国女孩，刚来时瘦瘦小小，后来参加篮球队和棒球队，个子长高很多，身体也结实了，父母很开心。和国内比，加拿大很重视体育，同时也重视社会实践，申请大学时，社会实践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有该国高中的学习经历，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会有一些优势。

“只要待一年，就担心一年”

林晓彬现在每天从早到晚要回答小留学生的各种疑惑，怎么交电话费，怎么上网，甚至袜子找不到了，这些事情孩子们都找她。林晓彬对此表示理解，“高中生毕竟年龄还小，生活上有很多需要照顾的地方，刚过来语言也不流利。”

大部分的家长对大洋彼岸孩子最担心的是安全。孩子未成年，又是独生子女，有些家长和孩子每天打一个电话或视频，孩子青春期了，很多事情不愿意跟家长说，这时候，林晓彬就成了引导孩子和家长沟通的人。如果哪一天没有联系到孩子，家长就会不断给林晓彬打电话，请她帮忙找孩子。

董冉的住家是学校帮忙联系的。当时赵茵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家中父母得有爱心、耐心；二是得富裕。董冉刚进入青春期，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吃不好。

到了学校，她和学校的领导见了面。住家妈妈还邀请她在家里住了一周，体验美国生活。学校和住家对外国生的要求很严格，这家有两个孩子也在这所高中念书，每天下午正好能把董冉一起接回来，这让赵茵感到满意。

但刚回来一周，女儿就让她担心得睡不着觉。

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野营三天，第一天晚上，董冉出去上厕所，夜黑，摔了一跤，胳膊上流了血，胯骨处也摔伤了。美国半夜两点，女儿给赵茵打电话，说受伤了。

赵茵一听，就急了，但也只能干着急。估摸着那边天亮了，赶紧给住家妈妈发信息，说孩子可能骨裂了。美国妈妈同意等董冉一回来就带她看医生。

之后的那两天，赵茵睡不好，吃不好，孩子野营关了手机，赵茵给女儿不断发短信，却联系不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

隔着几千公里，十多小时的时差，国内的父母和国外的孩子就像一根连着的线。每天北京的早晨赵茵都会和女儿视频，美国是晚上，有时没有什么话，各做各的事，但视频开着，就感觉相互陪伴在身边。有一次董冉买了条新裙子，迫不及待叫醒正处在半夜的赵茵，之后赵茵就很难再睡着。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女儿有没有消息，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董冉在美国同样争气。积极参加排球队篮球队的比赛，钢琴比赛还拿了第一名。所有课程全A，拿到了“总统奖”，成为学校唯一一个获奖的华人女孩。美国的孩子也很少有能在九年级就拿到这个奖的。

她比在国内开心很多，也变得更加独立。在国内，董冉几乎不用做家务，但国外，学校组织出游，行李都得自己打理。她学会了使用洗衣机、烘干机，自己的床单被罩两周一洗，还学会使用吸尘器，定时打扫自己的屋子。

美国妈妈有段时间因做手术，把照顾家庭的任务交给了董冉和另一个姐姐。董冉负责给收养的一个小弟弟做午饭，学会了做三明治，煎培根。

李涛在美国的进步也让顾沁芳感到当初决定的正确。

儿子去到美国后在学校像换了个人，课上课下同学间积极的讨论，正是他在国内时一直渴求的。他的成绩也越来越好，连续两个学期获得了校“二级荣誉”，在校园篮球队里，也是核心角色。他喜欢的模联、戏剧都在这里有了发挥之地，还和另两个美国同学组建了“模拟联合国”社团。

今年2月，顾沁芳去看儿子，正赶上学校举办戏剧节。那天的演出，很多家长都去看，给孩子们鼓掌，演出完后，李涛的戏剧老师夸他“你是为这个舞台而生的”。儿子给妈妈复述这句话时，顾沁芳感到孩子从没有过的自信。那是他在中国没有的体会，在国内，老师从来不像美国老师这样不吝惜地赞美学生。

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在异国过得开心如意，和李涛一起入读这所学校的共有7个中国留学生，一年内，已有5个中国留学生Essay被判抄袭（注：在国外，话题作文和论文统称为Essay），不但当次作业为零分，还受到严重警告，再被发现作弊的话将被学校开除。

“只要待一年，就担心一年。说心里话，其实是挺煎熬的。”有时，顾沁芳怀疑这到底值不值得呢，但一想到儿子在美国能学到东西，过得也比国内快乐，顾沁芳就感觉好了些。“有时也后悔送孩子出国，但不会让儿子回来。”看到电视剧《小别离》时，顾沁芳觉得，“我完全就是《小别离》里的妈妈。”

不是对彼岸的认同，而是对此岸的不满

鲁引弓曾和出版人袁敏提到自己正在关注的低龄留学的话题，袁敏出版过韩寒的《三重门》《新概念作文》等，尤其对教育题材敏感，袁敏十分赞同，“口子很小，但折射面很大。”

小说《小别离》完成后首发在了袁敏主编的双月刊文学杂志《江南》上。

半个月内，就有六七家影视公司找到鲁引弓，希望能改编成电视剧。作为资深媒体人，鲁引弓第一次对文字的这种效果感到难以置信。

做新闻时间久了，鲁引弓时常有种“无力感”，“觉得面对事实，新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写《小别离》时，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但后来的反响让他深感，“真正写打动痛点的文字是有价值的。”

描写小众现象的《小别离》却能引起大的关注，在鲁引弓看来，是因为背后“出走传统教育模式的心情是普遍的”。

“并非是对彼岸的认同，而是对此岸的不满意。”在鲁引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忍受分离，这一定是非常态的。走还是不走，实际上是在质问当下这片土地。”

“这一代的家长和上一代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本身是受过教育的，希望孩子有个轻松快乐的成长期，但在当下的教育模式下是很难有的。我相信全世界没有多少民族，像我们一样，青春期要蓬头垢面，钻进作业本里。分数选拔这种模式是磨人的，尤其青春期应该阳光快乐地成长，却被压制了，这是非科学的。可能有些孩子到了高中才会显出潜力，但分数线遏制了这种潜力出现的可能。”鲁引弓说，“除了教育环境，还包括空气、食品安全，家里如果有孩子参加考试，家长纠结每天吃什么，还有安全感，动不动就没有说真话的氛围。”

儿童书作者李璐正在犹豫是否让读初三的女儿出国。在同年级1200人里，女儿排名第21，考上河北省著名的衡水中学“有戏”。

可李璐发现，女儿对知识的热情正在减少。平时上课，机械记忆和重复训练比较多，周六日还得补课，自己有时还亲自上手，给孩子补数学、物理。孩子对文学、艺术的热情消减了不少。她觉得，初高中的孩子不该受到这样单一刻板的教育。

尽管孩子目前对日常学习并不抵触，“但不见得能走很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女儿未来潜力的担忧，“国内选拔模式太单一，而且高考存在严重的地域性不公平，尤其像河北这样的省份，高考线太高，孩子们把所有的时间用来提高文化课分数，衡中模式似乎成了唯一出路。”

对于出国读高中，她不反对但也有顾虑。这也是许多中产家长正在面临的艰难选择。

今年8月，电视剧《小别离》播出后，经常有家长通过微博私信问鲁引弓，“出国到底好不好？”对这个问题，他至今没有答案。“正因为它是两难的。”鲁引弓说，比如孩子的独立性，家庭经济状况，语言掌握情况等都具有个体性，所以无法轻而易举地回答。

电视剧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大家把争议的焦点放在了家长的选择上，鲁引弓有点无奈，“说得直接一点，这是在用脚投票，方式就是出走，不这么玩了。在中国，尤其中等生的求学路径比较窄，这时候只指责家长是不对的。其实个人的选择太渺小了，太无奈了，要有办法的话一定不这么选择别离。这样的模式一定是让人无法安心，无法放心。”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家长、孩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