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也的下落终于曝光看这里!上官鼎：从武林到战场，侠义，在他的每本书里

20世纪60年代，台湾武侠小说创作激增，金庸、杨宇生同时期有司马玲、卧龙生、独孤鸿、陈青云、邵逸等数十名武侠专业作家。

1960年，古龙刚在武侠界崭露头角，出版社为他未完成的《剑毒梅香》应征续稿，上官鼎接过这个故事，既据古龙伏笔，又自成风格，因此一举成名，《剑毒梅香》也成为台湾武侠小说史上的合作佳话。

金庸曾经盛赞上官鼎：“台湾在全盛时代，前前后后有五百位作家在写武侠小说，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第一是古龙，第二就是上官鼎。”

上官鼎的背后，其实是刘兆玄、刘兆黎和刘兆凯兄弟三人，复姓“上官”，因为听起来武功很厉害，“鼎”则取“三足鼎立”的寓意。主笔刘兆玄，写作时刚十七岁，在家中排行第五，四哥刘兆黎负责写男女之情，六弟刘兆凯则专写武打。

《剑毒梅香》后，上官鼎一鼓作气又写了《芦野侠踪》、《长干行》、《沉沙谷》、《铁骑令》、《烽原豪侠传》、《七步干戈》、《侠骨关》、《金刀亭》等一系列作品，其中的《沉沙谷》，至今仍然是台湾新派武侠的代表作品之一。

1968年，在创作的鼎盛时期，上官鼎登报宣布封笔。随后，他到加拿大念书，获得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后，他做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也担任《科学杂志》总编辑，2008年，还应马英九的组阁邀请入阁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

封笔46年，久居庙堂之高，都以为他再不会再写书，2014年，71岁的刘兆玄却又带着武侠小说《王道剑》重回江湖。

这一次，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他以《雁城谍影》面向“衡阳保卫战”孤城血战的历史。在这本他首次尝试的历史题材小说里，记录了五个女性在战争中的选择和命运，刘兆玄说这是“大时代的一瞥”，书里许多故事来自于他一百多岁母亲的描述，而这些乱世滔滔巨流中的生动细节，让他总能在沉淀之后，抓住一鳞半爪的真实。

“我不觉得自己有才”

17岁的刘兆玄，写武侠只是因为“好玩”。她从13岁开始看武侠小说，觉得自己也可以写，“还可以赚点稿费，挺有趣的。”他没有想过会一举成名，也没想到那么多出版社来和他们签约，“签了合约就要按时交稿，就觉得不好玩了。”

尚在学生时代，除了念书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吸引着他，“别人都出去完了，我还在那边写”，写作从兴趣变成了一种压力。

1968年的封笔，在他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从此，做学霸，当学者，也成为政治家，他在各个领域里游刃有余，但就是再没有写作。封笔四十余年，自己偶尔写过东西吗？刘兆玄摇摇头，笑着说，“写化学报告，写科研论文，算吗？”

许多武侠迷曾为他惋惜，十七岁就创下佳作，他本可以在武侠史上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也说，“他可以这样一直写，这样子的才气作‘行政院长’实在太可惜了。”

但刘兆玄不这么想，“我都不觉得自己太有才”。

刘兆玄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认为自己一定要去做那个名震江湖的武侠代表，一切都是兴之所至，随性而为，而生命中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值得去尝试。

“我对我的生涯没有具体的规划，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假设我今天有一个机会做一个事情，让我有所发挥，我就很开心，不行我就做另一件事情。写作的乐趣很多，画画也很有意思，搞科研有科研的趣味，做行政有行政的特别。”

王道剑插图 刘兆玄绘

重新拿起笔，也是一次毫无计划的机缘巧合。

当时刘兆玄的大学好友在福建宁德成立了一家新能源公司，邀请他过去看看，但没等他去，好朋友就过世了。“我想我还是要去看看，因为我答应了他。”

2012年，刘兆玄来到宁德，意外见到当地几名文史工作者，听到了一个关于明朝建文帝的下落的故事。回台湾后，他把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讲给朋友听，朋友说，你为何不自己写一部历史武侠小说？

就是这一句话，好像突然触动刘兆玄按停了46年的开关，他一口气就写了九十多万字，十五个月就写完《王道剑》。

搁笔数十年重新写作，刘兆玄以为会有一个困难的过渡时期，“但很奇怪我没有，越来越顺，《王道剑》我手写了三千多张稿纸，排了页码下来，我一张也没有丢掉。”

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官鼎以每年一本长篇小说的速度回归写作。

重新拾笔，上官鼎的说辞也颇有江湖气息：

“通常武林中的规矩，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理由，“金盆洗手”后重出江湖，将为武林人士所不齿。如今为了纪念我的好朋友——一个义薄云天的生命苦行僧，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好汉，上官鼎在封笔四十六年之后重出江湖，武林朋友或许能够见谅吧。”

“侠义”和武侠2.0

四五十年间年，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如今，各种网络玄幻、修真、穿越文学早已接盘，风靡程度似乎更甚于当年。然而，对于上个世纪的武侠迷来说，当上官鼎携《王道剑》再次归来的时候，曾经远去的江湖又回来了。

早年十七岁的少年上官鼎，写英雄武侠天马行空、狂放不羁；如今的刘兆玄，经过四十多年的沉浮，写出来的东西更加沉健有力、中正平和，也更多在表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的精气神未变，但更多地走向了儒家里仁义的思想。

刘兆玄自己也说，“以前的武侠小说总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仇恨永远不会化解，但是在《王道剑》里不是这样，我要表达的是用儒家王道思想创造一个永续发展的世界，大道将至，以德服人。”

“这本书本来叫《王道之剑》，写完我把‘之’拿掉了，因为王道就是剑，不是形容词，没有剑，也就没有王道。”他想传达的王道是“内力为王”而非“内圣为王”，“背后没有力道的王道是空洞的，内部的力量强，外面才能展现出王道。”

“王道”这样的精神内核，是上官鼎对自己的作品除了“好看”以外的要求。

历来，文学家从不认为武侠小说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上官鼎也从来不把自己的定义为一个文人，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很有文学价值的东西不那么好看，你不觉得吗？”采访中，74岁的刘兆玄狡黠地问。

“我写的东西是好看的，我希望好看当中还能传达一些东西，这种东西不一定要上升到哲学高度，我不这么定位自己写的东西，我是讲故事的，每个故事里都有我想表达的东西。”

在他的作品里，他最看中的精神是“侠义”，“它表达在我的每本书里”。

刘兆玄复出的第三本书《从台湾来》，讲的是射击和狙击手的故事，但他认为，里面还是有很多狭义的东西，“很多人说我写狙击手是把剑变成枪，说是武侠小说2.0，其实不是，会让读者有这种感觉，因为侠义一直是其中重要的内核。”

从武术到射击，从古代到现代，上官鼎在更迭作品的年代或者形式，但其中的精神，他觉得一直在，“侠义没有消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相信仍然存在。”

历史和家族的纪念

“很多读者觉得我还是有武侠小说的味道，包括《雁城谍影》”，虽然这本小说已经完全不是在讲武侠故事。

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上官鼎说自己决定做点事情，除了围绕“衡阳保卫战”写了《雁城谍影》，他还拍了一部抗战纪录片《冲天》，在台湾的反响非常好，首映的时候，马英九坐在上官鼎旁边，也看哭了。

小说和纪录片，讲的都是抗战时候的空军，刘兆玄对空军有天然的感情，他的父亲刘国运在抗战中是空军指挥官，后任台湾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刘兆玄认为，空军非常壮烈和英勇，却极少被提及，“很多空军死的时候都才二十多岁，最好的年华战死，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事，但他们被记录得那么少，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在《雁城谍影》中，家族记忆对刘兆玄的创作影响更加深刻，他的父母皆是湖南衡阳人。衡山之南的衡阳，有“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说法，因而又被称为“雁城”。

《雁城谍影》里的很多故事情节都来源于刘兆玄母亲的记忆，“母亲记忆特别好，跟我回忆衡阳的时候，她已经一百多岁了，但那个时候渡船过湘江要几个铜板，吃一碗卤粉要多少钱，衡阳妇女在晚上做些什么消遣，县城里有几个戏院，种种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小说的主角是省立女子第六中学几位女学生，刘兆玄的母亲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这个学校在湘江边上，我母亲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刘兆玄听到的很多衡阳故事，都发生在母亲身上，或者是母亲的同学，“有一两个同学我后来还见过，所以很自然，她们就变成主角。”

以女性作为主角，是刘兆玄的又一个转变。曾经他的女性友人看过《王道剑》后，说他完全不懂得女性，“我朋友说我不懂女孩子的心，其实不是，因为《王道剑》是六百年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的女性是相对更含蓄的，现代女性可能无法认同。”

在《王道剑》和过去的作品里，刘兆玄对女性着墨不多，但《雁城谍影》完全以五个女生作为故事的主角，“这一次，我朋友觉得我有进步。”

书中的五个女性个性截然不同，刘兆玄都很喜欢，比如同为朋友和情敌的彭湘芷和罗百蕙。学体育的董森他也很喜欢，“大喇喇的，像个男生，很有个性，她建了很多功劳，打仗的时候她不走，留下来做传令兵，传令兵是最为危险的。”

而小说里的彭湘芷，最有刘兆玄母亲的影子。

“尤其是最后，彭湘芷不能动了，坐在楼上看着下面，这些情形跟我母亲后来有点像，她也是每天对着外面坐着，缅怀从前的事情，但她不大讲。”

刘兆玄说，母亲在写作前常常和他沟通，但当她看完成书，意识到里面有些地方是她的时候，她反而不讲了。虽然母亲没说，他也没问，但他能知道哪些是触动到她的，“我和母亲的沟通是心照不宣的。”

小说里，彭湘芷滞留香港，罗百蕙投身新中国，最后因为一份拍卖信，两个人重逢于回归后的香港。小说最后的这部分，刘兆玄说母亲看了很多遍，“我看到她书签常常夹在那个地方，她往往拿起来又翻读那一段。”

提到和母亲无声的交流，刘兆玄还是感慨，《雁城谍影》是他对抗战历史的记录，也是他对家族记忆的一种留念。

现在，刘兆玄正在写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有科幻的色彩，讲的是全球的政治制度，纯虚构的背景对于刘兆玄来说是新的尝试，他觉得这个叙述方式没有自由和限制，“我可以把我想表达的东西都放进去，寓言式的，我想试试看。”

接下来还会写什么？刘兆玄说他不知道，甚至也可能就不再写，“写作很好玩，画画很好玩，我可能又想做别的更好玩的事情。”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