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4日下午,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升温,第一军炮兵营长直接向晋城开炮,火力迫使东征军冒死爬城,黄埔第一期张善云团长、陈熙连长等青年军官带头进行了星盟攻击。其中,“勇气队”指挥了第一攻击队的指挥陈明。

城门被打开后,何应钦下令发动全线总攻,5时30分惠州乃克,是役国民革命军伤亡1000余人。

(预备第2师师长陈明仁)

搜索完残敌和简单休整以后,第1军于10月16日特别召开祝捷大会,同时追悼阵亡官兵,会场上悬挂由蒋校长题写的横幅:“阵亡将士精神不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一体出席。为了表彰第一个登城的陈明仁,老蒋命令吹三番军号后,全体官兵举枪向他致敬,并当场提升为营长。

实际上,陈明仁并不是正式考入黄埔第一期的,他跟陈赓、宋希濂等人一样,都是广州陆军讲武堂的学员,是由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总长”程潜所开办的,其中招收的多为三湘子弟。黄埔军校1924年正式开学后,讲武堂150多名学员,集体并入了黄埔一期学习,这也是黄埔一期招生仅仅499人、却毕业了600余人的原因。

特别说明这一层,大家才能理解,陈明仁和湘军元老、北伐第六军军长程潜,那是很早就有“师生之谊”的,其学生和校长的关系,还早在跟老蒋之前。

(北伐时期的程潜)

一、四平立功反被撤。

在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当中,陈明仁绝对得算个刺头,性格耿直且脾气火爆,在预2师师长的任内,就因为在云南公开顶撞老蒋,差点被后者命令宪兵当场给捆起来。为示薄惩,1942年初陈明仁被调任第71军副军长,明升实暗降,这一“副”就是三年多,一直副到反攻滇西,属实比较憋屈,

众所周知,第71军是宋希濂的老部队,宋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先后接班的分别是陈瑞珂、钟彬两位,而陈明仁整整给钟彬当了三年副手,直到1945年初钟彬调任青年军,陈明仁才混成了“代理军长”。同一时期,他的同学关麟征、杜聿明、宋希濂、霍揆彰、李玉堂等等,早都是集团军总司令了。

(钟彬)

1945年6月,第71军改隶汤恩伯第三方面军,陈明仁总算正式担任军长,次年初海运东北,划归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指挥。陈明仁跟杜聿明的关系还算不错,基本没有摩擦,所以在1947年6月的四平战役中,杜聿明也是督促各部和空军全力支援,最终陈明仁以伤亡近七成的惨重代价,守住了四平从而死里逃生。

这也是东野在1947年以后少有的败仗,老蒋闻讯大喜,特命陈明仁赴南京晋见,又是授勋又是同游玄武湖,亲近得一塌糊涂。按理说,在蒋军四处打败仗的局面下,陈明仁能够一枝独秀,怎么也得给升升官吧?嗯,老蒋起初确实打算升其为兵团司令官。

然而司令的任职令还未及发表,在湖南老家探亲的陈明仁,却突然接到了一份撤职令!

(陈明仁)

原来,这一期间恰好是陈诚取代熊式辉、杜聿明入主东北之时,他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为了显示他比熊和杜水平高出一筹,一边下令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全部军权收归行辕;一边铁腕惩治军中的贪腐行为,而且是大动干戈雷厉风行,非“土木系”的军官只要有点问题,一律撤职或者降级。

期间被陈诚撤职甚至逮捕的,不仅有总部机关的若干将级军官,也有第52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12师师长刘玉章等中央军嫡系将领。而陈明仁因为在四平战役期间,曾使用美援粮食筑街垒,被美军顾问团参了一本,说他“纵兵毁粮”糟蹋美援物资云云。

陈诚在远征军任司令长官时,就不大喜欢“刺头”陈明仁,因此就坡下驴,电请南京要求将陈明仁撤职查办。

(陈诚)

老蒋接电哭笑不得,这厢刚刚授完“青天白日勋章”,那边就给撤职,简直是自己打自己脸嘛,但是为了支持爱将在东北打开局面,仍然选择了牺牲陈明仁,最终签字照准。于是陈明仁刚刚立功授勋,反而稀里糊涂丢了兵权,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陈诚的这波操作,几乎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连东野方面都大出意料。

陈诚这个人做事吧,怎么说呢?整军肃贪貌似没错,但是选择的时机之恶劣,以及大搞派系偏袒和倾轧,都使他成为一名妥妥的上将级工兵,给老蒋埋下一颗又一颗地雷。

(老蒋和陈明仁)

二、陈子良重掌兵权。

陈明仁被撤掉兵团司令兼军长职务后,按惯例调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中将参军”,大概等于抗战时期的军委会高参的意思,当然就是个闲职。想都不用想,陈明仁肯定极度郁闷外加情绪低落,每天在南京喝酒打牌混日子,并且在好友的劝说下,对自己的黄埔校长渐生不满,这是陈明仁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到1948年秋,蒋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遭遇失败,整军整师的部队被全歼已是家常便饭,各战区既缺兵又少将,而素有悍将之名的陈明仁,自然成为几大军头竞相拉拢的对象,包括西北的胡宗南、华东的刘峙和杜聿明以及华中的白崇禧等人。这帮人都希望陈明仁出山“加持”,甚至许诺可以独挡一面,换句话说,当个军长肯定小意思了。

陈明仁考虑再三,拒绝了一众蒋军嫡系的邀请,而是选择答应了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所属的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兼第29军军长。

(老蒋和小白)

为了笼络住陈明仁,白崇禧那是非常慷慨的,1948年12月准其重建在东北覆灭的老部队第71军,再将第29军(抗战胜利时裁撤的部队番号)和第71军、第79军合编为第一兵团(原番号的部队在长春起义)。所以到了1949年初,陈明仁身兼“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武汉警备司令、第一兵团司令、第29军军长共四大实权军职,可谓是位高权重。

白崇禧重用陈明仁当然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陈确实很能打,另一方面是明知陈跟老蒋有了嫌隙,能够拉拢过来一名黄埔一期的名将,对桂系扩大实力和与蒋争权,都大有好处。而陈明仁选择附白,也是心里对老蒋有气,明知道蒋白不合而故意为之,双方属于各取所需,但是要说清楚,这个时间点的陈明仁,还真没有起义的念头。

四平血战,至少使陈明仁单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跟我方结下很深的梁子,没有什么转寰的余地了。

(早年陈明仁)

三、程潜相中陈明仁。

在北伐军最初的八个军中,有三个都是湘军系统,其中只有第2军谭延闿(陈诚的亲岳父)态度较为亲蒋,而第6军的程潜和第8军的唐生智,对后来居上的老蒋都不怎么感冒。所以唐生智一度举兵反蒋,而程潜的第6军也被老蒋缴械后给搞掉了,尽管这两位虽先后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但都是没了牙的老虎。

也就是失去了基本部队以后被边缘化的高级将领,比如程潜历任参谋总长(抗战爆发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营主任等职务,其实根本没有实际兵权,1940年调回重庆担任副参谋总长,官反而越当越小了。不过老蒋也不敢怠慢这位湘军元老:一是军界资历实在深厚,二是门生旧部遍布朝野。

民国年间三湘大地可谓精英辈出,然而无论哪个阵营的湖南人氏,都得尊称程潜一声“颂公”,毕竟那是1905年就开始追随中山先生的老前辈。

(抗战后期的程潜)

抗战胜利后,程潜出任武汉行营主任掌管华中军政,但始终不被老蒋所信任,1948年怒而宣布竞选“副总统”,拉票拉到一半又决定放弃,转而与桂系达成合作,将手中掌握的选票全部投给李宗仁,助其成功当选“副总统”。这次事件,也是程潜与老蒋决裂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老蒋的“意中人”那是孙科。

老蒋恼羞成怒,将白崇禧踢出南京就职武汉,亦即武汉行营改制的“华中剿总”,再改任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也就是从封疆大吏降为一省之长,两人关系更加恶劣。李宗仁上台后开启和谈,而宦海沉浮的程潜也深知蒋家王朝气数已尽,为使桑梓免遭战火,他很快就通过密友程星龄与我方建立了联系。

桂系的和谈目标是想搞什么“划江而治”,他们与程潜脱离反动政府的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程潜)

想法倒是有了,可惜程潜手里的实力太弱,他在湖南匆忙组建起来的地方保安部队只有不到3万人,且基本都是新兵,战斗力很差。面对白崇禧的20多万重兵环伺,贸然起事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左右建议应把陈明仁争取过来,那么双方联手将拥有10万人马,足以跟白崇禧周旋,程潜深以为然,遂请刘斐出面,请调陈明仁兵团入湘。

对于程潜的这一请求,老蒋和白崇禧居然同时一口答应了,前者认为,陈明仁怎么说也是黄埔嫡系,率兵镇守长沙既可以监控桂系和湘军,也可以堵住白崇禧企图退往广东的后路。而后者判断,陈明仁早跟自己是一条心了,由第一兵团控制住长沙,桂军主力可保后方无虞,一旦将来四野压境,也方便通过湘境南撤。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下,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第一兵团77000余人到达长沙,名义上是“率部驻湘编训”,司令部驻湘江西岸之望城坡。

四、学生老师“演双簧”。

陈司令官到长沙的第一件事,便是面见昔日的恩师,同时把老蒋命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老校长过目,则两个校长在陈明仁心目中的分量,至此一见分晓。程潜笑了,试探地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随便”,陈明仁急忙表态:我不听老蒋的,听颂公你的指挥!也就是说,程潜请调第一兵团入湘的谋划,完全成功。

在两个人的第一次密谈中,程潜也基本摸清楚,陈明仁对蒋、白皆为不满,对老蒋自不必说了,至于对白崇禧负隅顽抗的企图,陈明仁站在军人的角度,也深知解放军的战力非常强大,打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不过四平之战的阴影,也让陈明仁很是迷惘,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他当时并没有想好。

在不久以后的第二次密谈中,程潜干脆坦率地交了底,说明准备与中共合作走和平的道路,希望陈明仁与之一致行动。

陈明仁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程潜的政治态度他早已有所耳闻,否则蒋、白也不会命令他就地监视了。但是对于举旗起义,他还是有些顾虑的,一方面是个人的处境问题,另一方面是白崇禧的桂系军队仍驻于武汉地区,如果事泄暴露,桂军可从武汉迅速南下实施武力镇压,以第一兵团和长沙绥署的力量,是绝难对抗的。

所以陈明仁的表态颇有回旋余地:“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原来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继续取得蒋、白的信任,特别是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程潜虽然没有看到所希望的最好结果,但至少陈明仁没有表示反对,说明事有可为,

当时的长沙内外,蒋系特务和桂系眼线遍布,陈明仁的些许犹豫和谨慎行事,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密的作用。

(白崇禧)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潜和陈明仁这对师生巧妙地演起了“双簧”,一个主和,一个主战,把老蒋和白崇禧玩得团团转。关于这段历史细节,早几年有部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对长沙当年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进行了全面刻画,郭达版的白崇禧、杜雨露版的程潜,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1949年4月20日,当李宗仁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程潜立即在长沙召开绥署高级会议,研究和谈破裂后湖南究竟怎么办的问题。会上程潜点名请陈明仁第一个发言,这位子良将军站起来慷慨激昂:“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领导下作战到底”!

这番表态让与会众人面面相觑,程潜默不作声,而蒋、白闻报则大加赞赏,愈发信任陈明仁。

(像不像)

渡江战役后,随着四野大军兼程南下,远在香山的毛主席,也对老家湖南的局势给予了非常关注,委托湘籍民主人士联络程潜,希望当年的“老长官”(1912年,主席曾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的列兵)毅然站到人民的一边,而关于程潜名列“战犯名单”第26位的事情,也进行了相应解释,彻底打消了程潜将军的顾虑。

与此同时,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也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做陈明仁的工作,先后发展了若干陈明仁的亲信作为沟通的纽带,其中就包括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不过6月间当程潜就湖南和平起义诸事,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备忘录”时,陈明仁仍然拒绝签字,也就是尚未下定最后的起义决心。

1949年5月底,四野大军兵临长江北岸,白崇禧率部仓惶退入湖南,长沙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程潜剧照)

五、陈明仁坚定信心。

湖南省工委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准确地摸清了陈明仁思想上的“三怕”:一怕泄密,因为白崇禧正驻军长沙周围;二怕四平之战的事情被秋后算账;三怕戴“投降”的帽子。地下党一边继续做工作,一边将陈明仁的思想状态逐级上报,毛主席得知后,专门委托章士钊传话给陈明仁:

“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派出特使李明灏先生(早年是广州陆军讲武堂教育长),专程秘密前往长沙,会见程潜、陈明仁并转交了亲笔信,至此,两位将军彻底解除了思想包袱。

程潜于7月16日秘密会见四野代表刘梦夕同志,表示说:“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陈明仁得知毛主席关于他的谈话后,也正式表明了起义态度:“近日得悉毛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起义,子良深表赞同”!然而在白崇禧的军事压力下,陈明仁仍然以主战的面貌公开活动,继续跟程潜唱黑白脸,关于起义一事,除少数几个心腹外,整个兵团的近八万官兵对此一无所知。

陈明仁还下令第一兵团各部加紧修筑城防工事,作出死守长沙的姿态,成功地迷惑了白崇禧,却也留下了巨大隐患:所部根本没有进行有关起义的思想动员,绝大多数官兵不知底细,一旦起义实施之际,思想上难免出现混乱。所以陈明仁行事之密固然值得称道,但是忽略了对部队的掌握,确是疏漏。

1949年7月下旬,四野大军全面逼近长沙,白崇禧不敢接战,又准备继续南逃衡阳。

六、湖南和平起义。

“小诸葛”也有上当的时候,他认定陈明仁是可靠的,而程潜是不可靠的,所以在撤退之前,逼迫程潜前往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然后由陈明仁兼任湖南省主席,掌握长沙军政全权。程潜不肯去广州,最终的协商结果,是离开长沙“出巡”祁阳,7月21日,白崇禧亲自带兵前来“送行”,确认程潜离开长沙后,才放心撤往衡阳。

白崇禧和桂军主力一撤,陈明仁终于松了口气,而程潜绕了一圈后,又秘密潜回长沙,至此湖南和平起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1949年8月4日下午,程潜和陈明仁领衔37位军政官员发出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第二天,四野先头部队第46军138师进入长沙。

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在衡阳的白崇禧闻知长沙起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一边以黄杰为司令重组第一兵团,给陈明仁的各军各师发出欺骗性电文,一边命令派出飞机到长沙撒下大批传单,极尽颠倒黑白和污蔑之能事。同一时期,蒋系的保密局特务也不断在陈明仁部队中进行煽动,使情况更加恶化。

第一兵团来到湖南整训后,作战序列有所调整,当时下辖第14军、第71军和第100军。从部队番号可以看出,都是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被歼后重建之部队,士兵也多为江南的各编练司令部所招募,陈明仁的老部下很少,因此掌握和熟悉的程度有限,另外由于都是新建部队,我党组织也未及开展工作。

因此,在敌人的欺骗宣传和不明真相之下,第一兵团所属三个军九个师中,居然有三个军部加六个师大部发生叛逃。

(陈明仁上将)

根据统计,先后南逃的叛军总数超过了40000余人,没有叛逃的三个师加程潜的三个保安旅、一个宪兵团最后改编为解放军时,实有人数为77183人,去掉程潜地方部队的约30000人,第一兵团真正起义的为47000余人,确实只占到了半数左右。期间,白崇禧还派出桂系精锐,北上接应叛军。

四野代表团在向野司发出的报告电中指出:“到目前为止,陈部发生问题部队已将近半数,陈对其部队把握亦不大,主要是陈对部队联系不密切、思想无准备、我党在该部无下级基础,现该部情况极严重”。

四野司令部接报后,一边上报北平说明情况,一边迅速组织有力部队南下追击,8月9日,司令员林彪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40军、第46军和第49军分别出动,向衡阳方向疾进。

(陈明仁夫妇)

尾声: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四野追击各军与接应叛军的桂军第三兵团多次交火,分别击溃了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大部分叛军仍然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8月17日,林彪、邓子恢下令各追击部队停止南进,转入休整和筹划下一步大包围之作战。

期间出现了一个插曲,也就是第49军146师在追击叛军的过程中,由于通讯故障,未接到野司停止前进的命令,一头闯进了敌人纵深地带的双峰县青树坪地区,形成孤军深入之态势,遭桂军两个军的反扑和围攻,遂有“青树坪血战”,而这次战役的结局,又引爆了四野大破桂军主力的衡宝战役。

1949年9月2日和10日,程潜和陈明仁分别动身前往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不久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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