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老公看这里!有个场所凶残又无奈：她们杀死丈夫孩子婆婆，全社会却盼她们自由

3月28日0时，四川师范大学惨案——比1学生卢某在宿舍楼自习室被室友滕某用菜刀杀害。

而滕某的母亲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孩子在初中时便患过精神抑郁疾病，“中学时代两次自杀，其中一次，险些没救回来”。

凶手，精神障碍患者——这两个身份的重叠，让事情变得特殊起来。

而就在湖南平江县城，一条车来车往的马路旁，两栋并不起眼的六层和四层小楼紧挨居民区而立，窗户上装着常见的不锈钢防护栏——这两栋建筑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严重肇事肇祸和杀人的精神障碍患者”。

这里是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以下简称医疗所）。4月7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走进了这个带着些神秘色彩的机构。

推开一道道铁门，透过冰冷的栏杆，医疗所目前收治了448名患者，年龄最大的77岁，最小的19岁，女性患者有60名；其中，283名患者背负了391条人命——之前的癫狂时刻中，有人砍死丈夫，有人掐死孩子，还有人制造灭门案。最危险的，曾砍死7人，重伤1人。

在外界眼里，他们“充满威胁”；但清醒时，他们无异于常人，也会忏悔落泪、孤独脆弱；他们同样在苦等原谅，苦等亲人。

只是，关于这个群体的救赎故事，更多的仍是无奈和叹息。

梁凤珍的悲剧：怀孕后被男友抛弃，改嫁后不堪乡村风言风语

因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梁凤珍被送到了医疗所。

她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

原来，梁凤珍本是广西人，22岁那年，她和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但当两人谈婚论嫁时，因乘坐摩托车发生车祸，梁凤珍的腿严重受伤，康复后也落下了残疾。见此情形，小伙子竟然悔婚一走了之——但此时，梁凤珍已经怀孕了。经此一事，梁凤珍的身心遭受巨创，抑郁的阴影在心底默默扎下了根。

梁凤珍坚持生下了女儿，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湖南浏阳一位大她12岁的男子。就这样，梁凤珍带着女儿嫁到了浏阳社港。之后的5年，虽然丈夫对她不错，但对于一个带着孩子出嫁的女人，乡村里的风言风语并没有放过她，这也让梁凤珍心中的疙瘩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

她曾向丈夫倾诉过这份苦恼，但木纳不善言辞的丈夫并不能解开她心中的郁闷。生无可恋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强，此时，却没人告诉梁凤珍她其实是患上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直到去年7月的一个清晨，一夜未眠的梁凤珍带着必死的决心，颤抖着将手伸向了女儿稚嫩的脖子。

在梁凤珍的痛苦回忆中，女儿被她惊醒，睁着圆圆的眼睛还叫唤了一声“妈妈”——梁凤珍说，当时她的手抖了一下，心头有些不忍，但最终她还是闭上眼睛，双手死死地掐了下去……

“自从来了这里，我每天都双手合十向老天祈求女儿的原谅，如果原谅妈妈，就到妈妈的梦里来……”在记者面前，梁凤珍泣不成声，“很久很久我都没梦到过她，直到前一天晚上，我终于梦到我得女儿了，她什么话都不说，只是远远看着我……”

（因患抑郁症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这对经过治疗后已经恢复理智的梁凤珍而言，是人生中难以逾越的苦痛。）

一个女民警和她的60个女病人

阳光和煦、院落安静，民警和医生来去匆匆。

在这里，住着448名和梁凤珍一样，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

2010年，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将精神病监护治疗所移交给公安厅管理。2012年4月11日，省编委批复成立“湖南省精神病监护治疗所”，于2013年7月批复更名为“湖南省强制医疗所”。

这里是监区，也是医院。448名精神障碍患者中，283人背负391条人命。

易金燕，女，45岁，常德澧县人，砍杀女儿十几刀，犯故意伤害罪。

梁凤珍，女，29岁，浏阳社港人，去年7月将6岁的亲生女儿掐死，犯杀人罪。

文丽华，女 49岁，长沙望城人，将丈夫用棍棒击打致死，犯杀人罪。

黑妹，女，36岁，贵州人，多年流浪。去年将一位收留她的老人杀死，犯杀人罪。

……

他们被分配进9个病室，8个男病室，1个女病室。20名民警、88名协警以及勤杂工和平江县第四人民医院派驻的30余人的医疗团队共同负责医疗所的运作。

宋等红是医疗所目前唯一在岗的女民警，主管女病室的日常工作。

“两个人都给我站好，反省一小时不许动！”4月7日晚8时，女病室的易金燕和梁凤珍因为争夺一个水桶而开始打架，互相把对方的脸都抓破了。和值班协警一起紧急制止后，宋等红训斥了两个女病人，并让她们去墙角“罚站”。见到站在病室外的记者，宋等红挥挥手，示意记者进去。

这是一间收治了60名严重肇事肇祸和杀人的女精神障碍患者的大病室。病室位于六层小楼的二楼，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通间，被分为吃饭、睡觉、洗漱等不同区域。成排的床铺占据了病室的大部分空间，床与床之间有5条不到半米宽的走道。房间的正前方悬挂着一台电视机，入口用不锈钢栅栏围出了一个值班监视区——这也是9个病室共有的格局。

60个女病人统一穿着深蓝色的衣服，短发，聚集在房间的一头。见到陌生的记者来访，她们的表情很木纳，面部苍白浮肿。

虽然在癫狂时都曾重伤或杀害过他人，不过此时的她们看上去很平静。一些人在看电视，一些人在打扑克，还有一些人绕着床铺间的狭窄过道机械式地“散步”。除了主管民警宋等红，女病室还配备了8名女协警，大家“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监控看管。

（一些人看电视，一些人打扑克牌，一些人绕着床铺“散步”——尽管在癫狂时曾重伤或杀害他人，但此刻的她们看上去很平静。）

“这里的作息时间是统一的，6点半起床吃（一些人看电视，一些人打扑克牌，一些人绕着床铺“散步”——尽管在癫狂时曾重伤或杀害他人，但此刻的她们看上去很平静。）早餐、吃药，然后放风，接着吃午餐、晚餐，晚上9点吃药，10点睡觉。”宋等红说，9个工作人员各自监护6到8名女病人，每天，她都要和自己负责的女病人聊天谈话，任何异常举动都要记录在案。

在宋等红搬出的几垛厚厚的值班登记表上，记者看到，里面记录的事情都非常琐碎，“包括谁乱吐痰了、谁的被子没叠好，谁和谁打架了”。宋等红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从日常谈吐和生活细节去判断她们的病情究竟是稳定还是发生了变化。如果不能及时发觉病人的情况，轻者会自残、重者会自杀或伤害他人，所以任何异常都得重视”。

（有的女病人月经量过多，有人手肿了，有人咳嗽，有人不睡觉……种种细节，都被工作人员细心的一一记录。）

病情越轻，痛苦越多

2011年9月，医疗所由怀化迁至平江，租用了两栋楼房作为场地，运作至今。

宋等红是第一批到岗的民警。4年过去，和这些精神障碍患者朝夕相处，宋等红很多时候都不觉得她们有多可怕，甚至会认为“她们不犯病时比外面的一般人还要单纯些”，“有些人清醒的时候，也会对自己犯下的罪过忏悔流泪，病情越轻的人，这份内心的苦痛越沉重”。

宋等红说，病人的案卷她们都看过不下三遍，“每个人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

之前因为打架而被罚站的梁凤珍是去年年底被收治进来的。相对于那些目光呆滞的同伴，她的眼睛黑亮有神。2015年7月，她因抑郁症病发，亲手掐死了年仅6岁的女儿，自己则在准备跳河寻死时被人救下。之后经法院判决，梁凤珍被送往医疗所。

经过治疗后，梁凤珍已经恢复了理性。回想起曾经的事情，梁凤珍的泪水瞬间涌了出来，“其实我不想掐死女儿，是我自己想死。但一想到如果我死了，她一个人要留在这个世上受苦，我就觉得，不如带她一起走吧……”

今年19岁的刘小丽是医疗所年纪最小的病人。她来自偏远的茶陵农村，模样白净、身材娇小，却不幸自幼患上精神分裂症。虽然早已确诊，但因为家庭贫困，无法常年持续性服药，这也导致刘小丽的幻觉一天比一天严重。“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后来好像有个人一直在我耳边说那个人要强奸我，如果我不杀了他的话，他就会杀了我。”刘小丽回忆，去年2月2日的一个中午，像是受人控制般，瘦弱的她用一把水果刀将正在午休的邻居男子杀死。如今，她在记者面前喃喃自语：“是啊，我后悔，那是条人命啊！”

26岁的左千秋原本是名弃婴，后来被人收养。但养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左千秋备受冷落，饱受刺激的她也因此埋下了精神疾病的隐患。结婚后，因为一直没能生育，左千秋常年被婆家人虐待，最终她用菜刀将婆婆杀死。

（排队发药的时候，一名女病人将杯子里的水泼在了协警头上。宋等红（右一）见了，立刻上前制止并提出警告。）

绝情与温情

“这个人死都不能回我们村子了”

病发时，错乱的情绪如同恶魔，清洗了曾经善良的本性。他们铸成大错，自此，医疗所的一张张铁门将他们隔绝在尘世之外。

这些生活在医疗所的精神障碍患者，每人每月由政府财政补贴220元，平均每天只有7元左右。工作人员精打细算，保证病人两天一个鸡蛋，每顿饭里都能有肉。病人的生活用品全部无偿发放，每名病人有病床一张，被褥两套、冬服（棉袄）一套、夏秋服各两套。平江县第四人民医院购买了政府公共服务，不仅有30余名医护人员为这里的病人进行治疗，且所有病人都纳入医保，享受每人每月50元的医疗补助，每天服药三次，并定期进行检查。

（药物控制对医疗所里的病人而言至关重要。一天三次，管床医生余细娥要将药品分门别类一一整理，再发放下去。）

记者看到，9个病室的被褥都洁白干净，工作人员还不定时进行紫外线和熏艾杀菌。这些曾犯下难以弥补的过错的精神病患者在这里得到了人道主义的关爱，但在家乡和亲人那里，他们却遭遇了永久的放逐。

宋等红说，这些精神障碍患者被收治后，约三分之二的人从来没有亲人看望过。有一个叫陈蓉的62岁女病人，犯病时将三个儿子扔入水塘淹死，后被送入医疗所，如今一晃13年，她也成为女病区里入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宋等红和干警们曾多次致电陈蓉的家人，希望对方能来探望，最后陈蓉的丈夫写来一封信，信上说：“这个人死都不能回我们村子。”

61岁的耒阳人刘美英，10年前因为精神病突发而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唯一的儿子自此再没有来见过母亲。宋等红问刘美英：“你儿子来看你没？刘美英倔强地回答：“不是儿子不来看，是儿媳妇不让他来看嘛！”

据了解，收治在医疗所时间最长的一个男患者，33年里始终无人探望。

宋等红说，别看她们患有精神疾病，但清醒的时候，她们一样有正常的情感，知道谁对她好，也会感恩。每年过年，宋等红和值班干警都会到病室给病人们拜年。有一年大年初一，她照例来给病人们说“新年好”，有一位已经在医疗所住了数十年、平时很少说话的病人突然走过来，在她耳边轻轻说：“宋警官，新年好！”

“黑妹”寻亲，有家人才不再是“无名氏”

那一刻，宋等红说自己“眼泪都要出来了”。

这是一群犯了错的人，但宋等红却更愿意相信，这些罪孽并非出自她们的本意，她仍旧希望能让这里的病人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凡是能够联系上家属的，干警们都会反复去做工作。为此，今年2月时还发生了一件温情而离奇的为“黑妹”寻亲的故事。

“黑妹”，皮肤黑黑，嘴唇挺厚，2011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汉寿公安局送到了医疗所。因为她常年在外流浪无法查明真实身份，干警们就给她取了个名，叫“黑妹”。2月12日，宋等红偶然看到湖南都市频道《寻情记》在播放一期“寻找芸芸的妈妈”的节目。她一眼看出，照片里的“芸芸妈妈”和“黑妹”很像。

宋等红立刻和都市频道取得了联系，但那家人不相信犯有命案的黑妹就是他们要找的人。“最后通过DNA鉴定，这才证实黑妹真的就是芸芸的妈妈！”宋等红说，黑妹本是贵州人，嫁到湖南汉寿后生了个女儿。女儿2岁时，黑妹精神病发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十多年，现在女儿芸芸已经13岁了。虽然一开始黑妹的丈夫还有些顾虑，但在干警的劝导下，一家三口的手终于牵在了一起——“黑妹”也终于不再是无名氏。

（每天上午9点，宋等红便组织女病室的病人一起做一套在网上颇受欢迎的“佳木斯健身操”，据说有助于身心放松。）

药物，给“野马”套上僵绳

60多人一间的病室，病人精神疾患程度不一，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记者采访时就亲眼目睹两位女病人因为一个水杯发生争执，值班女协警制止后批评了其中一个强势的病人，却被这位病人“记了仇”——当女协警转身后，这位病人直接将一杯水兜头泼在了她的头上。见此情形，两名值班医生立刻赶过来，并将对这位病人的行为进行评估。

在女病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一个手被束缚住躺在床上的女病人。原来，一天前她突然用头猛烈撞墙，将脑袋磕开了一道3寸多长的口子。干警和医生紧急处理后，这名病人被暂时控制在床上。而在一楼的男病室，为更好的管理，干警们正在尝试根据不同程度的病情，分别给病人穿上红、黄、蓝几种颜色的背心。

（这位女病人突然用头撞墙，脑袋磕开了一条大口子。工作人员用专门的带子缠住她的手，将其暂时束缚在床上。）

来自平江第四人民医院的30多名医护人员负责这里的医疗服务。在医生办公室的白板上，分门别类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不同病情的患者名字，平均一名医生要负责40多名病人，有两个护士怀孕了还在坚持工作。

（医护团队中不乏女性，护士黄婷（左三）怀孕了，但她仍然坚持工作。）

“我们要治疗和打交道的是精神障碍患者中病情最凶险和体质非常好的一个群体，所以压力比面对普通的精神障碍患者要大。别看他们现在很平静，那是被药物控制住了，就如同给一匹野马套上了缰绳了。但如果有人藏药、弃药了，或是有些病人对药物产生了耐受，我们又没有及时发现，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干警和医护人员的神经真是时刻紧绷着。”医疗所的主任医师赖高平说。

赖高平介绍，这里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类是抑郁症患者。据统计，来自长株潭地区的病人只占少部分，90%的病人来自于湖南省周边偏远的贫困乡村。“其实，轻度的精神疾病只要能按时服药，再加上家人合理的照顾，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怕就怕一没人管、二没有吃药，任由精神障碍患者病情发展。如果是抑郁症的话，就会引起自杀和扩大的自杀，比如杀死自己的孩子，像梁凤珍。最可怕的是精神分裂症病人，一旦爆发，就可能危及周边的人。”

（主任医师赖高平要时常到病房询问和观察病人的情况。除了日常用药，这里的病人还可获得定期身体检查。）

回归社会：难以复制的幸运

梁凤珍仍在痛悔中挣扎，在医疗所也有一些相较之下更为幸运的伙伴。

根据我国2013年新颁布的《精神卫生法》的规定，2013年元旦后被送进强制医疗所的精神障碍患者，经治疗病情稳定的，医疗团队每半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合格，由家属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经法院核准后可以出院。

据统计，四年来，这里先后有80多名患者走出了强制医疗所，谭睛珠就是其中一个。

两年前，39岁的谭睛珠用被子捂死了自己8岁的小儿子。因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她被送进了医疗所。所幸的是，谭睛珠的家人和丈夫选择了原谅。去年12月，经过评估，符合出院标准的谭睛珠由丈夫和家人一起接走了。

现在，谭睛珠和丈夫在上海打工。4月15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谭睛珠告诉记者，出去后，家人担心她睹物伤人，没有让她回家，她便直接和丈夫去了位于浙江台州的婆婆家。现在，她按时吃药，病情得到控制，家人和丈夫对她很好，大儿子也非常孝顺，治疗所的警官、医生还常常在微信上给她鼓劲。

“我现在的生活平静满足，而且每次我在朋友圈发消息，宋等红警官和医生护士们都为我点赞，我真的感到非常温暖。我虽然经历了不幸，但能够认识他们却是我最大的幸运。”谭晴珠计划再修养一段时间后，就去超市或是家政公司找一份工作，但她也有些担心：“如果我把身份证拿出来，人家查出我是精神障碍患者，会不会不要我呢？”

但谭睛珠的幸运也很少能被复制——40岁的李强出院两个月后就再次被送回了医疗所。14年前，26岁的李强因患被害妄想症，将村里的一个老人和小孩杀死，家里的房子赔给了受害人。两年前，他符合出院标准后被父亲接回了家。但因为家人不能督促他按时服药，他又常常受到村里人的歧视，双重刺激下，李强因再度肇事被送回了医疗所——等待李强的，是重新融入社会，还是在医疗所度过余生，这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现状

床位紧缺，实际住院人数不到应住院人数的六分之一

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强制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病愈后，家属应该接其回家并履行监护职责，民政部门也应对他们进行救助——但落实起来却很难。

“相当一部分病人没有监护人，或是家属直接拒绝接病人回家，我们也没辙。”医疗所所长何荣勤为此很伤脑筋。

何荣勤介绍，受条件限制，目前医疗所只能接收犯下杀人等重罪的精神障碍患者。但我省涉嫌犯罪、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障碍患者有2600多人，实际住院人数不到应住院人数的六分之一。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由财政投资一个亿的新医疗所已于今年3月在平江动工兴建，预计年底将投入使用，届时将新增1000个床位。”何荣勤也呼吁，国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尽快制订《强制医疗条例》，督促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和政府各部门履行职责，托起残缺心灵与生命的尊严。

■专家

用理解消除歧视，保证精神障碍患者基本人权

肖水源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教授）

精神障碍患者，是典型的社会弱势人群。如今社会上有不少人歧视精神障碍患者，无论是针对特定个人，还是针对精神障碍患者这个群体，这都是有违社会道德，应予以谴责，甚至应依法予以惩处的。我国的《精神卫生法》颁布已有四年，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制定与之配套的实施细节，切实落实《精神卫生法》对反精神障碍歧视的规定。

而要消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也要求我们正确理解精神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患者都有理智、正常的一面，在道德上，他们不应为自己的疾病负责；经治疗后，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不应把个别精神障碍患者奇怪的、甚至攻击性的行为推论到所有精神障碍患者身上。

为了预防个别精神障碍患者的非理智行为，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们以关心、支持、爱护，以及科学的治疗。媒体、教育部门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应成为推动社会公众正确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先锋和骨干。

从社会层面来说，应通过制度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人权，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医疗和康复服务，包括针对他们的疾病和与之相关的危险性行为（如自杀行为、攻击行为）的相应措施；另一方面，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如采取有效措施安排精神障碍患者就业，为失去劳动能力的患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

进行此次采访的记者说，初到强制医疗所，会有点害怕，因为知道里面不少民警和医护人员都被病人打过。

但到后来，却剩下满心遗憾——其实很多悲剧可以被避免，一句有效的劝慰，一场及时的治疗，一次未发生的争吵，他们的人生也许不同。

时光无法倒流，错误已经铸成，他们中的多数一生就此陷入黑暗。

但我们总容易忘记，癫狂前后，他们或许也曾遭遇暴力、殴打、歧视，甚至是遗弃。这令本可回归社会的他们变得无法回头。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曾发布一组数字：“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抑郁症患者已达3000万人，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有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约3000万人，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2010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我国有近8成精神障碍患者缺乏治疗。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称：超15%以上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选择自杀来结束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

在庞大的数据面前，我们并非人人都能是旁观者，因此任何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都是有失公允的。他们是病人，而更多时候，我们只记住了他们的疯狂，却漠视了他们的疼痛。他们需要家人与朋友，也需要被宽容与原谅。否则，即使再坚强，这世界都会成为茫茫无际的大海，只有放逐，再无归期。

（为保护隐私，本文涉及的精神障碍患者均为化名。）

文、图：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章清清

编辑：小瞳

今日女报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