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聪张敬轩】专题周耀辉、高伟云：全球化语境下，港乐的过往与新生

对于“非典型”粉丝来说，提到香港流行音乐或“港乐”，首先脑海中浮现的名字是张国龙、Beyond、谭咏麟、四大天王，再近一点的话是Twins、陈晨欣、杨振华。

相比1980年代到21世纪初港乐风靡华语地区的盛况，近年能在华语地区掀起广泛波澜的粤语音乐人却寥寥无几。

的确，自1997-1998年起，香港唱片行业销售额逐年递减，虽曾在2004年左右涌现出方大同、张继聪、张敬轩和王菀之等优秀唱作人，“回光返照”之后，“粤语流行将死”的论调依旧高悬。然而，作为香港三大填词人之一的周耀辉，却并不认为港乐已走向末路。

△周耀辉（摄影 |李伟图）

周耀辉，1989年开始填词生涯，甫一出手便是达明一派的《爱在瘟疫蔓延时》，不可谓不惊艳。在二十余年的填词生涯中，为莫文蔚、卢巧音、麦浚龙等音乐人创作歌词，为整个华语乐坛贡献了无数优秀的作品。

文化生产者周耀辉的另一面，是一名文化研究者，现供职于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学任助理教授。今年，周耀辉与荷兰学者高伟云合著的《多重奏：香港流行音乐声像的全球流动》在香港推出中文译本。在这本书里，二人的观点一反常态 ，认为粤语流行歌曲并非绝处，而是新生。

△高伟云（Jeroen de Kloet），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总监及教授（摄影 | Mats van Soolingen）

从流行文化的生产者，到如今文化的研究者，游走在两个身份之间，周耀辉这样看待自己的角色：“一方面我从文化生产里得到的体验可以放进文化研究里，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从文化研究里得到的知识放进作品里。我觉得这种互动很好，给我很多希望与谦卑。”

他解释道：“文化是重要的，从不同的轨迹去干预，就有文化变动，社会变动的可能。谦卑是，我也同时看到很多干预的徒劳，还有变动之后的荒芜，明白一切可能不外如是，更是不能预测，就会谦卑，只能希望。”

△达明一派专辑《意难平》

Q=iWeekly

周=周耀辉

高=高伟云

Q：二位在《多重奏》一书中提出粤语歌如今所面临的境况并非绝处而是新生。从历年数据来看，港乐的唱片销量确实在逐年下降。“新生”具体是指哪些层面？

周：我们意识到唱片销量下降，香港似乎又比其他地方明显，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乐坛的一种复苏。今时今日，要理解流行音乐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角色，甚或音乐的成败和影响，都不能但用音乐销量的多寡作为衡量。例如， 我们看到香港一些独立乐队的出现，远的有My Little Airport，近的有 “触执毛”和“鸡蛋蒸肉饼”， 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香港创意的复苏。香港不仅盛产商业流行曲，现在也能够包容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音乐。

高：我们在本书中想让大家看到音乐远不只是CD和iTunes上的下载，还有歌手的形象、他们的八卦新闻、流行音乐场馆与城市的关系、 粉丝们在网上网下非常有创意的“挪用”。换句话说，我们尝试在书里解释为什么流行音乐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而是包含了非常广泛的文化实践，它们共同塑造了我们每日的生活和身份。 我们相信从这个角度切入流行音乐的讨论，会比执着于辩论唱片销量、音乐产业的未来更有意思。

△My Little Airport专辑《适婚的年龄》

Q：在之前的采访中曾提到，如今香港的出现了许多乐队，并以乐队的出现和发展作为实例之一，来印证“新生”和音乐的“多元化”。乐队绝对数量的增加的确是多元化的一个反映。作为文化学者，二位是否观察到乐队在音乐类型和价值传达上，有异于传统港乐流行曲的地方？如何定义多元化？

高：我们相信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文化类型、受众、表演等方面越多元，它的文化生活也越好。因此，我们不会绝对的批评商业化，也不会绝对的反对《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那种节目形式。我们觉得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文化吸引到不同的受众，提供给不同类型歌手展示的平台。全球化常被认为导致文化趋向单一，但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全球化产生更丰富的多样性，更多类型的文化。我们要避免的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思考与讨论问题，“外国”“中国”，“东方”“西方”，这些分类太过简单粗暴，忽视了文化与文化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

Q：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历史异数。这个历史异数由哪些要素催生？现在的香港是否还有孕育这样的“多元化”的土壤？

高：香港有趣之处，在于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没有什么特定的身分，就是 一个小渔村。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殖民地的历史塑造了香港的身份。在政权交接之前，我们看到香港在恐惧自身消失的同时，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要显示一种香港文化。即使在97之后，这种要定义一个独特“香港性”的渴望依然存在。遗憾的是，有时这种渴望会变成一股相当保守的力量，划分出清晰的“我者”与“他者”，但同时也催生了音乐、艺术、电影等领域各种文创形式，令香港变得特别而有趣。这些文创形式远远超出“东方遇见西方”的老套框架。我们目前看到的有趣发展， 是大陆和香港各种创意文化越来越多交往碰撞，很多香港人在北京工作，反之亦然，说不定就会孕育新鲜而有趣的文化。

△《多重奏》英文版封面

Q：您在浸会大学开设歌词班，教授学生填词技巧。寻找灵感和写歌词是有方法论的吗？

周：每次歌词班开始的时候，我都跟同学说，我不是教，是导。教导教导，我认为，教跟导是不同的，教似乎是自己懂了于是把自己懂的一套传授给你，这个我不懂。但导，对我来说，比较简单，就是把我的一些经验告诉给你，让你自己去找去领会去练习。我也常常跟同学说，我的一些经验就是我的，不一定是所有人的，很主观，很有限制。我希望同学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写自己的，像我起初写的时候一样。

寻找灵感和写歌词有没有方法？绝对来说，我会答：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多做某些功夫，让自己更有把握。都是老生常谈了，例如，多去看表演、展览、电影，多看书，多跟其他人聊天，多去体验生活。我跟同学说，多去恋爱啊。然后，当然就是练习，和纪律的问题。当然，你的问题有个潜台词，就是是否有方法写“好”歌词。说到底，我还是想说，好坏实在难分，我觉得如果我们写，当中有乐趣，这样，已经很好。自得其乐。

Q：有一种说法是，几位港乐填词人就写尽了香港一座城的人们的心事。而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情歌。这一方面是唱片公司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一方面是否意味香港流行音乐的消费者对于音乐的情感需求太过单一？

高：将“商业”和音乐的质量以致对人的意义对立而论，是危险的。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脱离商业生态而独立存在，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商业的影响下更有创意的工作，这对像香港这样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来说尤其是个挑战。

周：还有，我怀疑任何一种语言的流行曲，也大多是情歌啊。情，是生活和生命重要的部分，我们爱唱情歌，也很可以理解。问题是，情歌唱的是怎么样的情。

撰文 | 南君

供图 | 由受访者提供

《多重奏：香港流行音乐声像的全球流动》

作者：周耀辉、高伟云

译者：王睿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