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之泰西什么时候上映看这里!影响世界的公元91年

文/兴哲部

20世纪初，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感慨地说。“现世的世界使者应该以泰西(欧洲)国家为中心。日本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异议。

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梁启超这番话，其实是对将中国从世界史中抹去的“西方中心论”深感不满。这番感慨一方面是出于民族的自尊，另一方面也是对事实的重新体认。的确，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中国的确影响了世界，甚至决定了世界的走向。梁启超紧接着举出的两个例子：“一、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个故事：汉朝对匈奴的正义战争，最终影响了欧洲，影响了世界，甚至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

故事虽然开始于公元91年，但还是要从早些时候说起。汉武帝时代的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将匈奴驱逐至漠北地区（外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公元50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一直与汉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并得以回归漠南故地，而北匈奴则一直盘踞漠北，与汉王朝为敌，且长期与归汉的南匈奴控弦鸣镝，战事不断。漠北匈奴常年的用兵与敌汉的态度大失人心，不少匈奴人纷纷南下归汉，而被匈奴欺压的民族也纷纷反抗。这种情况下，公元73年，汉将窦固对北匈奴的军事打击，拉开了东汉与北匈奴战斗的序幕。公元89年，南匈奴首领休兰尸逐侯鞮单于上书东汉王朝，要求汉王朝发兵攻打北匈奴，统一匈奴二部，并愿意输出主力襄助。汉王朝同意，以窦固的弟弟窦宪为主帅（车骑将军），耿秉为副帅，联合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乌布苏泊）大破北匈奴，斩杀北匈奴一万三千余人，20余万北匈奴投降。窦宪与耿秉登上了三千里外的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命《汉书》的作者班固将自己的功业写成铭文，刻在燕然山上的石头上。“燕然勒功”也成为了后世读书人建功立业理想的代名词。公元91年，窦宪决定做个了断，趁北匈奴一蹶不振之际，以耿夔为将，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再也无法消受汉军的攻击，于是逐渐撤出蒙古高原，开始了一个影响了未来世界的计划——西迁。

“天之骄子”是匈奴人对自己的称呼。匈奴的确无愧于这一称号。凭借昆仑神的保佑，匈奴人越过了绵长而高寒的高加索山，渡过了宁静而阴冷的顿河，把迁徙变成了扩张，把逃亡变成了进攻，把生存的欲望变成了发展的意志，把子孙的繁衍变成了帝国的绵延。虽然匈奴人脚下的土地和地图上的坐标一直在移动，但匈奴人骨子里好战尚武的精神、贪婪进取的本性却一直未变。在两百余年的迁徙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世界未来的中心——欧洲。

渡过顿河的匈奴人，或许不知道他们已经真正的踏入了历史的大门，未来的大门。公元374年，匈奴大单于巴兰姆伯尔率领着昆仑神庇佑的天之骄子们，向欧洲北部黑森林里的日耳曼人的一支部族——东哥特人发动攻击。日耳曼人这时仍然是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东部边缘的野蛮游牧民族，但我们要知道，现代德国的名字German，就是日耳曼，“德意志”其实是“日耳曼”的一音之转。而纳粹德国的“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种极端思想，更是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日耳曼的东哥特人虽然野蛮，但焉有匈奴人野蛮？东哥特人大败而逃，逃到了西哥特人的领地，东西哥特人联手抗击匈奴，但同样抵挡不住。东、西哥特人一路向西逃窜，渡过了多瑙河，来到了罗马帝国境内。这一来非同小可。我们前面说了，匈奴人把迁徙变成了扩张，把逃亡变成了进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哥特人身上。一方面，罗马人对流亡入境的哥特人横加刁难并趁机压榨，另一方面，哥特人野蛮的天性从未消亡。罗马帝国遍地的珍宝和美女，也不可能不让哥特人垂涎。公元378年是世界史上重要的一年，西哥特人与罗马人激战于亚得里亚堡，西哥特人大败罗马人并劫掠罗马城，杀死了罗马帝国皇帝瓦连斯，罗马帝国遭遇了一次“斩首行动”。西哥特人一路南下，在首领亚拉里克带领下于410年洗劫罗马城，并在高卢和西班牙北部建立了哥特王国，算是坐稳了欧洲。这一年奠定了历史未来的走向和基调：罗马帝国走向衰败和灭亡，而日耳曼人开始入主欧洲，成为了欧洲的新主人。而这一切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那就是匈奴。

这时的匈奴人，可以说已经初步结束了迁徙生涯，开始在南俄罗斯草原安顿下来。当然，这无法改变匈奴人不安分的本性。这一时期的匈奴仍然小规模地攻打西边的罗马帝国、劫掠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入侵萨珊帝国。虽然规模不大，但本是一潭死水的欧洲，开始被搅腾出一些名堂。哈达斯的《罗马史》中这样描写匈奴人：“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象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

一处。”

公元400年，匈奴大单于乌尔丁开始了野心勃勃的西征。这次西征一举拿下了多瑙河盆地，并一度占领意大利。和上一次一样，这次同样造成了哥特人为躲避匈奴而向罗马帝国的挺进，西哥特人以进为退，再次洗劫了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然而乌尔丁大单于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事业留给了五十年后的另一个更伟大的人——阿提拉。先不说阿提拉，在乌尔丁和阿提拉之间的数十年间，匈奴帝国也开始在匈牙利平原上建立起来了。这片土地也从此被称作“匈牙利”。“匈牙利”一词分两个语素：“匈”就是匈奴，“牙利”就是土地。“匈牙利”就是匈奴的土地。这支来自东方的民族，就这样获得了欧洲东大门的永久命名权。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修整，匈奴出现了一位不世出的领袖——阿提拉。公元434年，阿提拉成为了匈奴王。阿提拉奋六世之余烈，即位伊始便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进攻，东罗马帝国毫无抵抗之力。虽然阿提拉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战乃是继承叔父卢加大单于的事业，但阿提拉可谓变本加厉，让东罗马帝国对匈奴帝国的纳贡由卢加大单于时代的每年350磅金提高到700磅金，整整翻了一番。阿提拉乘着胜利，把目标暂时对准了东欧和北欧，几经杀伐，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逃到了不列颠岛，他们反客为主，将岛上的土著居民凯尔特人赶到苏格兰和威尔士，不列颠岛自此便有了一个以盎格鲁族命名的名字——英格兰。而匈奴的东部攻势也打败了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其兵力也得到这些异族降兵的壮大。公元447年，阿提拉再次进攻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再次毫无抵抗之力，竟至于首都君士坦丁堡也随时有沦陷可能。东罗马帝国再次签订城下之盟，向匈奴赔付6000磅黄金，每年的纳贡由700磅涨至2100磅。降伏了东罗马帝国后，自然而然地，阿提拉又将目标锁定了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罗马帝国。草原帝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匈奴人身上的野蛮和无礼。公元450年，阿提拉修书一封派使者来到罗马，要求娶西罗马皇帝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为妻，并以一半国土作为嫁妆。这一非礼的请求自然遭到了罗马皇帝的拒绝，而这一拒绝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阿提拉攻打西罗马帝国的口实。阿提拉以50万匈奴及东欧民族联军向西罗马帝国的高卢排头砍去，鲜血肥沃了古高卢的劲草，烟尘遮蔽了朱庇特的天庭。在奥尔良，西罗马帝国与西哥特人组成了暂时的联军，共同抵抗匈奴。公元451年，双方在今天的巴黎市郊展开了鏖战。这一战如同绞肉机，仅一天双方便战死15万人，西哥特国王也壮烈牺牲。双方各自撤退。阿提拉也从此被欧洲人成为“上帝之鞭”，和千年后蒙古人蒙哥被称为“上帝之手”相映成趣。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安排蒙哥被杨过打死，借此表达了汉人对侵略者的痛恨。而当时欧洲人对匈奴人的态度，恐怕也巴不得“笑谈渴饮匈奴血”吧。

公元452年，阿提拉再次率部向西罗马发动复仇式进攻。匈奴军队翻过千里冰封万里雪堆的阿尔卑斯山，攻入了西罗马的心脏地带——意大利，直捣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一个民族由大陆的东端一路略地至大陆的西端，再险恶的天堑都不过丸泥，再广袤的疆域也如同黑子，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场面。是空前，但不是绝后。一千年后匈奴人的旁裔成吉思汗的军队的铁蹄同样西穷威尼斯，与先人的荣耀遥相呼应。匈奴的铁蹄让西罗马帝国不得不打出他们最后的一张王牌，那就是罗马教皇。罗马教皇列奥一世作为罗马代表与匈奴议和，但匈奴王阿提拉好像已经吃定了西罗马皇帝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应该说，阿提拉迎娶美人荷诺利亚公主一开始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借口，但乘着胜利的绝对优势，干脆来一个顺手牵羊，抱得美人归。如果这件事情被写进中国的《春秋》，一定免不了圣人微言大义的讥贬。但在有着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的欧洲，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司空见惯吗？当然，阿提拉虽然得以逃脱圣人的道德谴责，却逃不出圣人发现的“亢龙有悔”“盛极而衰”定律。公元453年，好色而淫的阿提拉又娶了一个日耳曼女子。但新婚的那一夜，阿提拉却死在了床上。据记载，阿提拉的动脉被割开，鲜血喷涌如注，而日耳曼女子也不知所终。阿提拉之死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但我们有理由猜测，这完全是日耳曼人的一个美人计。日耳曼人入主欧洲已成定局，但日耳曼人不会希望匈奴与自己平分欧洲，更不希望比自己强大的匈奴哪天不高兴了便灭了自己，于是干脆先下手为强，让阿提拉为自己的风流和贪婪付出代价。

阿提拉死后，阿提拉的子孙们为了王位而展开内斗，匈奴停止了西进的步伐，匈奴帝国也瞬间土崩。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鄂图又对匈奴进行了一次驱逐战，匈奴的主力被迫退回南俄罗斯草原，这一部分匈奴人成为了俄罗斯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匈奴人留在了匈牙利平原之上，和土耳其人混合成为了马扎尔人，这便是现代的匈牙利人。当然，虽然匈奴帝国已然不在，但匈奴的子孙仍然继承了祖先优秀的基因。19世纪的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从法国国王手里接过了象征荣誉的宝刀，成为了红极欧洲的明星。李斯特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和众多的超级练习曲，至今仍然是钢琴的顶峰之作；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用奔放的语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这首诗到了中国，被一个叫殷夫的左翼青年翻译成了一首绝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另一句诗“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也被青年导师鲁迅写进了《希望》一文，成为了迷惘的新青年的格言警句。20世纪，匈牙利是继苏联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许是与中华民族相似的东方基因，使两个民族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两千年前两个互为仇雠的民族，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重逢。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再回到被匈奴横扫过的欧洲。匈奴人的西进造成了日耳曼人的西进，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被日耳曼首领奥多亚塞废黜，凯撒/奥古斯都缔造的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人最终入主欧洲，使欧洲发生了决定性的权势转移和秩序重构。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以及由之衍生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如今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前身，日耳曼另一支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英吉利，更是引领了未来世界的潮流。从此，欧洲进入了中世纪。虽然被称为“漫长的中世纪”，但黑暗是光明的使者，现代欧洲的萌芽，恰恰诞生在这漫长的中世纪：1265年英国制定的《大宪章》使得英国开始了君主立宪制，1265年的两院代议制更是奠定了现代政治的基本架构；1302年法兰西的三级会议制度使得法国大革命成为了可能；教会财产管理制度奠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而中世纪的修道院、教会学校，以及牛津、剑桥、巴黎、博洛尼亚等大学，也成了现代大学的前身和科学思想的渊薮。当然，或许当年日耳曼人在黑森林里实行的“自由民大会”这些原始民主制的原始记忆，已经为这一切提供了基质和可能。如果入主欧洲的不是这一群热爱自由的野蛮人，或许“普世价值”的内容也要改写。

但这一切的一切，或许都要上溯于一千多年前那个古老的动力因，那就是公元73年至91年那一场场汉朝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以及一串汉人的名字：窦固、窦宪、耿秉、耿夔。它好比起于青萍之末的风，自己也不知道将要吹向哪里，终结于何处。我们无法假设，假如没有汉朝的这一场场自卫反击战，匈奴会不会西迁，日耳曼人会不会南下，尸居余气的罗马帝国能不能跑完马拉松一般的中世纪，能不能让欧洲和世界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欧洲是否能够一度成为世界的中心和火车头，自由民主能否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正如一位历史学家的比喻：“汉朝人就像锤子，匈奴人就像被锤子敲打的钉子，而欧洲就是那面墙。”

历史不容假设，历史只是铁板钉钉的“从前有座山”或者“太初有道”。我们或许不能从中看到黑格尔式的线性目的论，或许骑在马背上的匈奴也并不是什么“世界精神”，但我们的确看到了其间有一条蔚为大观的因果链，窥见了其中有一套逻辑分明的充足理由律，似乎少了任何一个环节甚至任何一个人物，故事就讲不成，历史将不一样。古老的中国不必彷徨于自身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中国固然没有东风压倒西风的横暴，但却有着空中传声隔座送钩的潜流，它不会在风口浪尖中扭转乾坤，却可能在润物无声中微调世界。中国是一个磁场般的场，世界的指南针在中国的引力中走向平衡。或许这就像文史作家祝勇先生一本书的题目那样：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的确，古老的中国只是扇了扇翅膀，欧洲便开始了一场亘古的感冒。

（作者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