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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杨永宁是《同一堂课》的22名“代理教师”中最年轻的男老师。

“我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还蛮紧张的:我真能当一个老师吗?”杨祐宁回忆,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来到台湾苗栗县铜锣乡中兴小学,开始了三天“教学工作”。

面对孩子们,杨祐宁把自己放在大哥哥的位置上,就像他小时候参加夏令营和冬令营,会有一些大学的大哥哥过来,带他们玩团体游戏。杨祐宁以此为目标:“在这三天里面,如果让他们留下一点点记忆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我觉得就足够了。”

初次见面,一两个孩子认出了杨祐宁。他参演过40多部影视作品,包括《17岁的天空》《一页台北》这种典型的青春电影,以及历史题材的《太平轮》《建军大业》。比这些“10后”孩子更熟悉杨祐宁的是家长们,节目录制尾声,孩子们簇拥着杨祐宁,请他签名,“通常都是孩子的父母要的”。

这层关系拉近了杨祐宁和孩子们。此前,他参与过很多地方的儿童资助计划,如果语言不通,他就跟孩子们玩游戏、打棒球、抓羊。助理来不及翻译,但大家很快就熟悉起来,他总结了经验:“肢体动作是全世界的语言,当你很专心地看一个人的时候,语言就不是问题了。你可以从这个人的表情上,读到他的感觉。”

在苗栗,杨祐宁跟孩子们没有语言障碍,他带去的语文课是《曹冲称象》。孩子们喜欢大象,但讨厌马戏团,因为那里“虐待动物”。“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我们小时候都不知道那是虐待动物。”杨祐宁对孩子们说。

“小时候我没有这个观念,并不知道动物就应该在大自然里面。”杨祐宁感叹,“发现下一代小朋友有这样的观念,你是感到开心的,现在的孩子真的跟着整个世界的潮流在走。”

用表演的方式认识课文

这是杨祐宁第一次当语文老师,他庆幸《曹冲称象》的课文“还蛮简单的,没有太多的生词”。

“我们主要还是用这篇课文做一个引子,引导这些小孩,让他们有更多的想象力的发挥,”杨祐宁从课文发散出去,跟孩子们聊地表最大的生物是什么,大象有哪些种类,曹冲是谁,他那个时代的大象从哪来……然后把水缸端到讲台上,模拟曹冲称象的情景。

杨祐宁读小学时,原本不喜欢语文课,最热衷的三门课分别是体育、自然科学和美术。“我小时候很爱玩,可能这种跑来跑去、动来动去的课就比较适合我。”这种喜好持续到小学五年级,一位姓林的老师来教他们语文。讲到《孔融让梨》那课。杨祐宁很意外,林老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让大家排一出课本剧。

“他要我们用表演的方式去认识课文,”杨祐宁回忆,“因为表演其实是对角色的一个理解,要理解这个角色,就要去揣摩角色的心情跟所有的行为。用排剧的方式,你可以很细微地剖析整个课文的大意,想要表达的事情,甚至可以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这个故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又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杨祐宁依稀记得,他当时演的不是孔融兄弟,而是模仿一档电视综艺节目里的短剧角色,作为《孔融让梨》的开场者。

“林老师用这样的方式吸引了我们,让我对学习产生兴趣。我觉得,对学习产生兴趣就会有无限可能性。”长大后,杨祐宁从当年课本剧里的小龙套,变成了知名演员,“你说是不是小时候的语文课影响到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我不知道,毕竟我八九岁受了这样一位老师的启发之后,中间的成长过程还有很多变化。但是现在我觉得,想象力真的是孩子最宝贵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今杨祐宁也放手让孩子们编排课本剧。让他意外的是,孩子们把大象演绎为外星生物,用来称象的石头,在他们的剧本里变成了一个乐团。

“任何一篇课文都可能激发小朋友的一些想象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杨祐宁的演员工作来说,想象力也很重要,它意味着对角色的同理心,即演员是否能理解自己的角色,“不能理解角色,他的台词你就吃不下去,你就没有办法同意这样的台词;可是当你真正能理解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作为都变得相当合理。只要一合理,表演其实就舒服自然了。”

杨祐宁饰演过父亲、陆军军官和江洋大盗,这些都是他未曾经历的生活。2018年春节,他参演的电影《捉妖记2》上映。一段戏中,他饰演的捉妖天师施展法术,闪转腾挪,将妖怪收入囊中。拍摄时并没有什么妖怪,他只能对着空气表演。

“这就是一个无实物的表演,它考验你内心是不是真正相信这个角色,没有出现在你眼前的小妖怪和周围环境,你都必须通过大脑把它建构出来。”杨祐宁记得,一位同行曾经跟他说演员是魔法师,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相信并不存在的情境。

“当你跟我讲,我现在在一个山洞里,我就开始想象,这边的温度是多少,我冷吗,有没有风呢?它的地平吗,还是崎岖的?它是一个完全的荒野吗,会不会有什么动物?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还是只想赶快离开这个环境?这些东西会牵动我身体的每一处块肌肉,然后用每一个表情完成。”杨祐宁举例说明。

“一个观念可以反转人的一生”

杨祐宁讲课时,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孩子。这个绰号叫“软糖”的学生在班上发言很积极,然而周围同学好像不是很喜欢他,甚至他每次说话都会被其他人打断。

最初,杨祐宁没有特别在意:“我觉得小朋友多少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有点严重,他是被孤立的。”杨祐宁了解到,“软糖”刚从其他学校转学来,想要交朋友,于是就去打闹和捉弄其他人,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结果适得其反,引发全班同学的排斥。

杨祐宁暂时放下教学,开始跟这些孩子聊天。

“我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在‘我这次来是要上语文课’的位置上,不管是孩子们的情绪还是他们的相处,有怎样的观念,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在学生时代,杨祐宁的学校还是用考试排名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他庆幸父母没有苛求自己,只是希望他“不要变坏,学校成绩能够及格,不要太低分”。

杨祐宁觉得,这些孩子的人生观能有一点小小的改变,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他告诉“软糖”,想跟别人做朋友是好的,但不可以做没有礼貌的事,不然别人不想跟他当朋友;他又告诉其他孩子,“软糖”的那些恶作剧,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双方很快和解,杨祐宁感叹:“小朋友真的是三天就可以变成好朋友,这也是让我很羡慕的一点。”

三天课程末尾,杨祐宁所教的班级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演课本剧《曹冲称象》,剧本由孩子们自行创作。他们悄悄给杨祐宁设计了一个角色,演出时让他上台,即兴配合,舞台下欢声一片。“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排一出戏。”杨祐宁说,“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激发他们的兴趣。有些人可以在学习时产生很多兴趣,但我自己可能需要有更多方式引导,让我产生兴趣,我才去学习。”

拍戏之余,杨祐宁如今习惯找一些书读。他觉得,每个人喜欢看的书可能不同,但是所有人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语文课想要教导的,除了识文断字以外,更多的是观念、理念或者希望。”杨祐宁设想,“小朋友学语文课最开始是认识字,知道如何去读一篇文章。等你开始看更多东西,文字就已经不只是用来汲取知识了,它能够带来一个观念。我觉得一个观念可以反转一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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