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藩】专题钟南山老父亲钟世藩的医学人生

湖北武汉疫情爆发后，钟南山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中，正是因为他继SARS之后，再次向社会公开了新型新冠病毒疫情警报的声音，使全国人民从春节的喜悦中醒来。我意识到看不见的新型新冠病毒瘟疫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袭来。

为何公众对钟南山是如此的信任呢？一切都源于钟南山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影响力，而钟南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医，皆因为其父亲钟世藩的言传身教，将其引上医学之路，并最终成就了钟南山的医学人生，那么钟世藩自己的医学人生是怎样的呢？

钟世藩

钟世藩（1901—1987）福建厦门人，童年时代父母双亡，他是被五叔钟广文抚养长大并供给读书的，1917年入读于厦门同文书院，该校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由旅菲华侨叶清池等6位商人出资兴办，并聘请美国领事约翰逊担任校长，是厦门历史上第一所民办新式学堂。

当时该校使用英文教材及英语授课，现代科学和传统国学并重，充分体现了厦门兼容中西的文化传统，1918年又增设了大学部，分为文理两科，这也是厦门乃至福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921年著名侨商陈嘉庚创办私立厦门大学后，厦门同文书院大学部才停办。

同文书院旧址

钟世藩是在经营中药生意五叔的建议下，于1922年报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所著名医科大学于1919年10月正式开办医学本科，学制为8年制，并形成了“教学、临床、科研”三足鼎立的架构模式，直到1921年9月15日至22日才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校名被确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字为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这是中国医学史上一次历史性盛典，其办学起点之高，在整个亚洲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开幕典礼留影

钟世藩入校之时，华裔教授只有刘瑞恒、祝慎之、吴宪这三位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其他都是外籍教授，采用英文教材及全英文授课，钟世藩同班同学有40余人，许多同学都被中途淘汰，等到他于1930年7月毕业时，全班仅剩下8人得以毕业，并被同时授予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钟世藩被留在了北平协和医院担任儿科医师，而同样来自于厦门的林巧稚则在妇产科担任医师。

钟世藩（右二）与同届毕业生合影

尽管钟世藩与林巧稚同庚，但林巧稚却比钟世藩早一年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由此成为钟世藩的学姐，而另一位从厦门来的廖月琴却成为钟世藩的恋人，1910年出生的廖月琴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学习高级护理专业，她与林巧稚还有亲戚关系，钟世藩与廖月琴于1933年结为夫妇。

钟世藩与廖月琴结婚照

1935年7月，钟世藩与廖月琴夫妇被调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这与刘瑞恒和戚寿南两位协和时期的老师有极大的关系，当时刘瑞恒任卫生署署长兼南京中央医院院长，而戚寿南是南京中央医院总医师，他们在选择儿科主任人选时，最终将目光锁定在钟世藩身上。

钟世藩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儿科专业时，除了师从外籍教授之外，还曾师从华裔教授祝慎之先生，祝慎之是1919年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1年至1931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儿科教授并兼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医师，曾被誉为“中国小儿科鼻祖”，他在儿科医学领域造诣颇深， 1937年4月4日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成立时曾任首届会长，是中国西医学界泰斗级人物。

1936年10月20日，钟世藩的儿子钟南山出生在南京中央医院，因为这所医院位于南京钟山的南面，而钟山风景优美，又与钟姓是同一个字，因此钟世藩夫妇便按照其出生地的位置，为之取名“南山”，在其还不足一岁之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南京经常遭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而年幼的钟南山也曾被炸弹埋在倒塌的废墟之下，如果不是外婆和母亲迅速把他从瓦砾中救出，还在吃奶的钟南山也许早就夭折了。

南京中央医院旧址

1937年11月，钟世藩夫妇跟随南京中央医院西迁，先是辗转抵达湖南长沙，并落脚于长沙湘雅医院，钟世藩出任长沙临时中央医院儿科主任和内科副主任，同时还兼任长沙湘雅医学院儿科教授。

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后，湖南长沙已经是地处抗战前线了，国民政府卫生署根据战时之需要，将长沙临时中央医院一分为三，一部分迁往四川重庆，另一部分迁往贵州贵阳，还有一部分迁往甘肃兰州。

1938年9月，钟世藩携妻将雏辗转来到贵州贵阳，出任中央医院贵阳分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同时在国立贵阳医学院兼任儿科主任并开设儿科课程，其女儿钟黔君1941年就出生在贵阳，因此名字中有一个“黔”字，以纪念在贵州贵阳度过的抗日岁月。

钟世藩写给重庆中央医院总院院长吴绍青的信

1944年11月，钟世藩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金支持，前往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儿科研究所进行病毒学研究，及至他于1946年夏从美国回国时，适逢中央医院贵阳分院奉命迁往广州，并更名为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出任广州中央医院副院长兼儿科主任，同时还兼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

钟世藩一家居住在一幢三层别墅里，三层是其饲养小白鼠的地方，而儿童时代的钟南山就是协助父亲的饲养员，其一生从医的种子也许就是那时播下的，而钟世藩自从其1946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就开始自己出资饲养小白鼠，以做病毒学实验之用。

钟世藩全家福

钟世藩在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儿科研究所进修时，就对病毒和细菌之间的生存关系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发现细菌对西方型马脑脊髓炎病毒具有保护作用，并首次观察到细菌与病毒混合培养时，因细菌繁殖而消耗了氧气，病毒活力反而得到保护现象。

1948年5月，钟世藩接替因肠癌病故的李廷安出任广州中央医院第二任院长，并于1949年初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儿科医学顾问，广州解放前夕，钟世藩拒绝国民政府卫生部让其率领广州中央医院撤往台湾的命令，而是坚持留守广州等待解放。

广州中央医院旧址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广州中央医院被新政权接管，钟世藩在担任了一段过度时期院长后，于1950年6月向新任院长陈汝棠交卸院长职务，只在岭南大学医学院担任儿科教授，并在附属博济医院担任儿科主任，同时还在附属柔济医院担任儿科顾问，当时陈寅恪也在岭南大学任教授。

1952年底，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进行调整时，教会性质的岭南大学被撤销，其美丽的校园被中山大学所用，而岭南大学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了华南医学院，钟世藩任儿科教研室主任并负责所有附属医院的临床教学工作。

钟世藩一家人合影

1956年初，华南医学院更名为广州医学院，这一年国务院高教部在高等院校中评定教授级别，钟世藩与著名病理学家梁伯强等8名教授被评为一级教授，可见他在儿科医学领域的地位和声望，当时一级教授工资为345元，二级教授为280元，三级教授为240元，差别还是蛮大的。

1957年广州医学院又更名为中山医学院，钟世藩主持创办了儿科病毒实验室，并致力于病毒学的研究，这也是全国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于1959年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指导学生开展病毒学研究，利用胎鼠继续分离临床疑似病毒性疾病的其他病源，这一年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在此前一年的1958年，其妻子廖月琴被任命为中山医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

钟世藩

及至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山医学院病毒实验室被撤销，研究人员被解散，病毒实验工作也被迫停止，但不久更大的打击又降落在他的头上，其妻子廖月琴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羞辱的批斗，于1966年自杀身亡，以钟世藩在解放前的经历，要想度过那场浩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肯定是跑不掉的。

钟世藩（二排左二）与同事合影

1971年9月，钟南山从北京调回广州工作，这给了钟世藩晚年生活极大的安慰，尽管儿子子承父业学医，但在业务上并没有多大长进，这让他很是着急，因此常教导钟南山要刻苦专研业务，钟南山听从了老父亲的忠告，医学水平进步很快，在几年内就从医师先后晋升为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1979年至1981年又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和伦敦大学医学院进修深造，医学水平和外语水平突飞猛进，终成中国呼吸科领域一代名医。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年近八旬的钟世藩也焕发了青春，尽管其视力很差，但还是趴在书桌前整理自己毕生所学，编写了《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一书，该书是他一生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许多临床儿科医生必备的工具书，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在查阅该书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使得患儿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儿科疾病鉴别诊断》

钟世藩从1930年走上儿科医师岗位，直到1985年因病退休，在儿科领域持续工作了五十五年，正是由于钟世藩在儿科领域的领军，广州才是继上海和北京之后，成为全国儿科学三大重镇之一，而上海的领衔者是祝慎之、富文寿和苏祖斐，北京的领衔者是诸福棠，其中诸福棠是其北京协和的学长，而苏祖斐则是他的学妹。

1987年6月22日，86岁的钟世藩在广州走完了自己的医学人生，值得他欣慰的是，儿子钟南山已经是广州医学院教授并担任硕士生导师，在其离世后半年，又被任命为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正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医学人生轨迹前行。

钟世藩

至于钟南山于1996年5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2005年4月13日当选第23届中华医学会会长等医者荣誉，以及在2003年SARS疫情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突出表现，足以让九泉之下的钟世藩感到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