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归乡路】专题救人！救文化！千里护送大师到后方

解说员介绍曾生的事迹

冬种老兵送来过

讲述增生和凯尔的故事的禁忌

文/羊城晚报记者张林实习生陈妙音图/羊城晚报记者林继炎

不朽的老兵

东宗老兵回忆城港大学结构：11个月内救出了近一千名文化人

6月份，记者来到深圳罗湖区黄北路的碧波花园。

91岁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兵曾发就住在这里。

曾发是香港新界沙头角梅子林村原居民。1942年1月，参加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抗日三年八个月。1947年参加解放战争，1950年从军队转业地方工作，曾担任江门市市长，1983年离休。如今，曾发和80多岁的老伴李灵在深圳安度晚年。

惊险“文化苦旅”

“先送你们几本书。”尚未坐定，曾发捧出了一沓收藏的物件，里面既有他和妻子在二战期间参与抗日救国、保卫香港的铭谢状，也有他参加《共和国不会忘记》全国征文比赛得一等奖的获奖证书，以及被授予“共和国功勋人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领军人物”等称号的荣誉证书……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早上，日军第23军第38师团在司令酒井隆的指挥下，轰炸香港九龙启德机场及港九地区的战略要地。随后15000多名日军在空军掩护下，从深圳河进攻香港，港战爆发。

当时年仅17岁的曾发和往常一样去上学，突然听到启德机场附近轰隆隆的巨响。“哎呀，日本鬼子打来了！”回忆起日军入侵时的情景，曾发激动得声音有些沙哑，双手在空中挥舞着。

仅18天时间，9000多名英军迅速溃败。12月25日，英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史称18天战斗或称“黑色圣诞”。糟糕的是，一大批中国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香港，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范长江、丁聪、蔡楚生、胡蝶、胡绳等，他们几乎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

为了让这些文化精英成为自己的宣传机器，日本文化特务点名要一些文化人士向日本占领军报到。日军的汉奸特务到处搜寻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下落。

曾发说，当时有东西两条营救路线。东线水路，从九龙经西贡，渡船到宝安沙鱼涌，转往坪山抗日根据地。西线山路，则从九龙经荃湾，越过大帽山到达元朗，去往宝安游击区白石龙村，最后到坪山田心村汇合。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急忙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他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万无一失地把文化人士营救出来，安全送到游击区和大后方。通过撒网式的搜索，分散在各地的文化人士逐渐被联系起来。

在营救途中，不仅行程艰辛，还要瞒过敌人，通过关卡、哨岗。然而这趟“文化苦旅”却常能“苦中作乐”。曾任宝安文化人士接待站干事的黄稻回忆，当时接待的学者们纷纷为战士们开课。比如胡风就为小战士们讲“中国革命与五四运动”，而沈志远则开讲政治经济学，丁聪、特伟为他们讲解绘画和修改习作。而唱过《夜半歌声》主题曲的著名音乐家盛家伦，更是在一次休息中兴致勃勃地要唱歌，结果因为要赶路被制止了。当快到目的地时，他又忍不住要唱了，就被黄稻用薄棉被捂着，最后他终于唱了一曲《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

经过11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港九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精英共800多人安全脱险，并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次胜利的秘密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营救“美国大兵”

另一件事同样载入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史册，这就是营救美国“飞虎队”克尔中尉。

曾发回忆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英美两国对日宣战。1943年3月10日，美国军方把“飞虎队”整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1944年2月11日，该航空队派出20架战斗机，护卫12架轰炸机从广西桂林出发，轰炸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在激烈的空战中，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驾驶的战斗机在击落两架日机后不幸被炮火击中，油箱起火，负伤的克尔急忙跳伞逃生。

此时地面上的日军喊叫着往克尔跳伞的方向聚拢，意图活捉克尔。凑巧的是，一阵强劲的海风突然吹来，奇迹般地把克尔吹到了机场北面的新界观音山。由于腿部和左臂受伤，落地后的克尔行动极为不便。“对当时的克尔来说，找到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才有可能生存。因为当时美国空军桂林基地给每个飞行员分发了《自救手册》，他们因此知道在珠三角地区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曾发告诉记者。

当时东江纵队港九大队14岁的交通员李石刚好碰到了受伤的克尔，李石认出克尔是美国盟军飞行员。随后，克尔被李石带到观音山九龙坳的一个秘密小山洞里隐藏。随后，克尔便在港九大队民运员李兆华等人的帮助下，转移到离日军据点较远的北围村后山安顿。

而此时，驻港日军司令为了活捉克尔，派出海陆空三军上千兵力，把香港沙田、西贡一带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营救克尔，港九大队下属的各中队在市区四处出击，减轻日军搜捕压力。2月底，调养了20多天的克尔由港九大队队员乘船护送到驻扎在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痊愈后的克尔被送到广西桂林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基地。

营救克尔中尉的故事没有停留于历史。2008年7月，克尔儿子一家前来香港、深圳等地，寻找父亲当年的救命恩人，了结他的夙愿。

不朽老兵

93岁东纵老兵巢湘玲：盲人“舅舅”蔡楚生虎口脱险

1942年1月7日清晨，香港筲箕湾的一条小巷中已有三两行人走动。此时，两位拎着行李的姑娘来到一间已停业的藤店前，谨慎地环顾四周后敲了敲门，一位盲人装束的老者走了出来。他便是乔装打扮后的电影导演蔡楚生。

而两名姑娘一位是蔡楚生的妻子、中共地下党陈曼云，另外一位则是巢湘玲。她们扮演两姐妹，任务就是护送“舅舅”蔡楚生安全前往码头，撤离香港。

巢湘玲，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兵，香港人，今年93岁了。1941年年底，日军占领香港不久，巢湘玲受命掩护蔡楚生及其夫人陈曼云撤离险境。这段经历惊心动魄又富于戏剧性。

影院幻灯点名“要人”

巢湘玲在回忆文章《送“舅舅”》中说，那时的香港，笼罩着恐怖的阴云。大批日军涌入市区，遍布岗哨，滥施淫威。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士也受到严重的威胁。

日军开始大肆搜寻在港的文化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在报纸上登出了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而日本文化特务禾文田幸助则在香港所有电影院打出幻灯片，指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知名文化人士到香港半岛酒店的日军司令部报到。名为邀请，实则诱捕。而其中被点名报到的一位，便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影片《渔光曲》的导演蔡楚生。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蔡楚生来到香港避难。在港的几年中，他与司徒慧敏合作了电影《血溅宝山城》和《游击队进行曲》，并独自编导了《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两部抗战题材故事片。就在他潜心创作下一部抗日剧本《南海风云》之时，危险悄然降临。

为了帮助他们尽早脱离虎口，临危受命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开辟了陆路和海路的交通线。将文化人士夹杂在难民中间，混过日军检查哨成为营救的好方法。

“外甥女”送“盲人舅舅”

自1940年起，当时作为中共地下党交通员的巢湘玲主要从事联络、传送情报等活动。尽管个子矮小，但年仅二十岁的巢湘玲机灵细心，于是被上级徐人杰委以重任，秘密掩护蔡楚生从居所到中环码头附近的联络站——干诺道中的大中华酒店。

徐人杰告诉巢湘玲，让蔡楚生扮作失明老人，当做巢湘玲的“舅舅”，而他的妻子陈曼云则是“大家姐”。她们这对外甥女自幼父母早丧，由“舅舅”抚养长大。现因“舅舅”失业，在港难以安身，就遵循当局“归乡运动”，一道疏散回乡。“你们无论是遇到敌人盘查或不幸被捕，都要统一这个口径。”

于是“外甥女”巢湘玲对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诸多设想和思想准备，“就像一个演员在后台全神进入角色准备登场一样”。出发当天，“大家姐”陈曼云就带着“妹妹”巢湘玲去接“舅舅”蔡楚生。当时许多文化人士为躲避敌人搜捕而东迁西藏，而此时的蔡楚生也几经搬迁，隐居在筲箕湾小巷中。

“舅舅。”

“阿玲。”

见面后，两人进入预定的身份角色，彼此会心而默契。一身蓝灰色长衫，一顶灰色旧毡帽，一副陈旧的墨镜，一根盲人的手杖。“舅舅”一手拿着个包袱，一手扶着“外甥女”巢湘玲的肩头。三人混入了疏散的难民人流中，默默上路了。

前往接应的码头需要途经几个岗哨。每到一个岗哨，都要停下来接受日军的检查和盘问，而且必须向他们鞠躬，否则就会遭到毒打、罚站，甚至脱光衣服跪在地上示众。为了能安全通过检查，他们一行三人一般不单独经过岗哨，而是故意夹杂在难民群中，或由曾留学日本，懂日语的“大家姐”上前应付盘查。当时皮箱里放的都是妇女用的东西，还有一些洋娃娃，日军盘问时，陈曼云便说是“妹妹”的，随后他们便粉笔在箱子上写了几个字。趁着“大家姐”与鬼子周旋之机，巢湘玲便掩护“舅舅”从旁混过去。

就这样，他们三人始终未露出破绽，幸运地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岗哨，最终顺利地把蔡楚生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随后乘船经长洲岛到达澳门，然后经台山、梧州到了桂林，最终成功地撤离了香港。

抗战地标

深圳坪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华南小延安”点燃抗战之火

“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深圳坪山新区东江纵队纪念馆门口的浮雕上刻着这样一句话，这是当年邹韬奋为感谢开展省港大营救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所做的亲笔题词。该馆于2000年5月建成，设有展厅、文物厅、烈士芳名碑。同时，这里也是曾生的故居和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旧址。

回坪山搞武装

6月15日，羊城晚报记者来到了坪山街道东纵路230号东江纵队纪念馆。

1998年，纪念馆由深圳市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倡导发起，经民间集资，历时两年兴建而成。馆长周明民介绍说，该馆占地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馆藏文物868件。展厅按照东江纵队的发展历程分为抗日救亡、突围东移、返回敌后、营救精英等13部分。

青灰色的瓦片屋檐下，写着“廉政教育展厅”，这座白色的小房子便是曾生的故居。刚进门，一个做饭的小灶台便在眼前，当年烧过柴火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不管是窗户，还是曾生使用过的饭桌，整体的结构特点便是“小”。

1936年，从澳大利亚求学归来的曾生加入共产党，而后他从香港带领百余名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学生回到坪山组织抗日武装。在没有粮饷，缺乏武器和经费的情况下，曾生不仅带人回来磨自家的谷子煮饭吃，还让每人带走一袋米，甚至毅然把家里剩下的几亩田卖掉，以供军需。

馆员刘波说，纪念馆开馆后，当年不少在东江纵队“小鬼班”的小战士从香港过来参观。一些老兵在曾生司令员的遗像前驻足良久，感慨落泪，说他是个好司令员。

文物讲述历史

在纪念馆一楼的展厅里，有一幅雕刻版的漫画，作者便是当年亲历省港大营救的漫画家丁聪。一些文化人为了避免暴露身份，纷纷将笔墨纸砚、胡琴等物品丢掉，只带上简单的行装。一个小鬼捡起了一把胡琴，走在队伍前头又拉又唱，这一场景被丁聪画成漫画，成为逃难的旅途中一段温暖的回忆。

“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这首《香港沦陷回东江途中感怀》是国民党左派何香凝被曾生游击队护航队救援后写下的。当时她和柳亚子乘坐船只撤离香港，前往东江。由于那时敌人要没收一切机器，所以原本的机帆船最后只剩下两张布帆，借风力行驶。可是出海之后，偏偏一点风也没有，结果他们在香港海面漂流了8天，断粮缺水。后来幸好遇到了游击队巡逻队，得到了援助。最终化险为夷，安全登陆。

在纪念馆的二楼，有一面特别的锦旗（复制品）。上书“空中英雄”，左边竖写“柯尔中尉留念”，右边竖写“惠阳坪山人民敬赠”。1944年，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这里养完伤离开时，坪山人民赠送他一面锦旗，后来又被转赠回到坪山。

张林、陈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