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寒冰报道 2019年是首届扩军到24支球队的亚洲杯,与2016年扩军的欧洲杯一样,挤进了不少水准较低的菜鸟球队,但相比“注水”不少的赛事,本届杯赛最大的看点,还是已成为潮流的归化球员。
据不完全统计,24支参赛队中,至少有17支球队有归化球员增添实力。只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7支球队,没有请来“合法外援”,2/3的参赛队都有归化外籍球员,让归化成为亚洲前所未有的普适政策。
24支球队注册的552名球员之中,至少有86人是确定的“归化”球员,占全部球员数量的15.4%,几乎是1/6。
本届亚洲杯归化外援人数最多的国家队是菲律宾,23名球员之中有21人是归化外援,只有首次入选的第3门将比亚诺瓦,替补前锋贝迪克是本土球员。菲律宾的归化政策已推行超过15年,主要搜罗遍布欧洲的菲律宾混血后裔球员。从最早的英格兰,逐渐转战到近年成为主流的德国。队内有6名球员来自德国,几乎都在中前场,极大提升了球队的实力。
此外,菲律宾还有包括队长菲尔·扬哈斯本在内的5名来自英国的归化球员,西班牙排名第3,有中超球迷熟悉的前河南建业外援帕蒂诺,以及菲律宾国家队两位主力后卫A·席尔瓦和德穆尔加。
而在门将位置,虽然效力英超卡迪夫城的埃瑟里吉落选,菲律宾还是有2位来自丹麦联赛的归化门将坐镇。此外,队内还有来自荷兰,日本,美国和匈牙利的归化球员,是本届亚洲杯归化球员人数和覆盖区域最广的国家队。
虽然菲律宾拿到两个归化球员的单项冠军,但归化球员分布最集中的还是西亚。卡塔尔、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阿联酋、伊拉克都有归化球员助阵,甚至近年饱受内战之苦的叙利亚,都能从荷兰国少队挖来归化中场奥斯曼。
只有传统上不算强势的巴林、也门,以及近年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沙特阿拉伯,没有归化球员。而且,巴勒斯坦(12人)、卡塔尔(11人)、约旦(9人)和黎巴嫩(8人)的归化球员数量也非常惊人。考虑到4年前一战成名的“海湾梅西”奥马尔都是阿联酋的归化球员,球迷们就知道西亚的归化力度有多大了。
因为卡塔尔在本世纪初闹出的埃尔顿式“闪婚”归化,西亚球队近年对归化球员的选择非常谨慎,尽可能选择血统优先,以及在本土联赛长期效力,符合国际足联归化标准的外援。因为近年中东难民大量涌入欧洲,从已定居欧洲的难民中寻找接受过当地正规足球训练的球员,是这些国家提升实力的捷径。
4年前亚洲杯一战成名的“海湾梅西”奥马尔,就是因也门战乱逃亡到沙特,辗转阿联酋,最终成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本土球员。遗憾的是,奥马尔因伤无缘本届赛事,令东道主取得佳绩的概率大大降低。目前的阿联酋国家队,3名归化球员都是来自阿拉伯其他国家,包括同样来自也门的中场M·阿布杜拉曼,以及来自阿曼的队长前锋玛塔。
因中东长期战乱,大量阿拉伯难民逃亡欧洲,为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这样的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归化人才基础。西亚归化球员最多的是巴勒斯坦,总计多达12人,其中8人是最近半个世纪阿以冲突中逃到欧美的难民后裔,他们大多已与当地社会融合,因混血身份得以归化。
巴勒斯坦难民曾在智利定居,并在当地成立巴勒斯坦人俱乐部,参加智利甲级联赛,巴勒斯坦国家队就有4名归化球员来自智利,包括后卫诺拉布埃纳,中场坎迪亚纳,坦布里尼和前锋伊斯拉梅。
尽管他们早已是移民二代甚至三代,完全智利化,还是符合归化条件。近期,曾有过中国俱乐部试图归化智利的2名有华裔血统的球员未果,反倒是巴勒斯坦人走到了前面,并取得了成功。此外,巴勒斯坦还有4名归化球员来自以色列,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原本可代表以色列,不过更愿意为巴勒斯坦踢球。
卡塔尔没有继续招募乌拉圭裔的前锋老将索里亚,以及巴西与日本混血的罗德里戈·田畑,志在球队的年轻化。卡塔尔的归化政策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全面倾向于血统第一,11名归化球员有9人来自血统相同的阿拉伯国家,遍布也门、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他们也都有不少来自战乱后的难民。只有后卫洛洛来自葡萄牙,以及出生在伊朗的中场莫埃因例外。
除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也有大量归化球员,黎巴嫩主要立足于从欧洲寻找难民后裔,归化球员分布广泛,来自保加利亚,挪威,丹麦,瑞典,德国,甚至还有出生在科特迪瓦的混血球员。
约旦虽然也有9名归化球员,但情况比较特殊,巴以冲突爆发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逃到邻国约旦,被临时安置在首都安曼郊外,经过半个世纪形成人口高达数十万的难民营。
这些难民甚至组织了足球俱乐部,参加约旦联赛,而约旦的归化球员之中就有8人是来自巴勒斯坦难民营。伊拉克唯一的归化球员普特罗斯,也是逃到丹麦的亚述人后裔,选择了为伊拉克效力。
与西亚不同的是,传统的归化球员大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次亚洲杯反倒并不突出。日德混血的酒井高德虽然参加了世界杯,但没有入选这次亚洲杯大名单。只有首次入选的第三门将矢吹勇二,是日本队的归化球员。
矢吹勇二出生在美国,本名丹尼尔·施密特,父亲是德裔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2岁举家迁回日本。矢吹勇二自幼就接受的是日本文化和足球青训体系培养,理论上除了血统,几乎完全是日本人。
这种情况与澳大利亚比较相似,本届澳大利亚国家队有3名归化球员,分别是塞尔维亚裔的后卫德格内克,来自苏格兰的前锋博伊尔和南苏丹的前锋马比勒。德格内克是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在1992年-1995年的南斯拉夫内战中,举家逃到贝尔格莱德,又在1999年空袭南联盟时再度逃难,2000年到了悉尼。
在悉尼当地塞尔维亚移民组建的博尼里戈白鹰俱乐部接受足球训练时,18岁的德格内克被斯图加特俱乐部相中,就此开始德国足球生活。他曾入选过澳大利亚U17国少队,后来转投塞尔维亚U19国青,3年前又改换门庭代表澳大利亚国奥队,直至正式入籍澳大利亚。
马比勒也是来自南苏丹的难民,出生在肯尼亚的难民营,11岁时举家迁到澳大利亚。博伊尔则完全是苏格兰人,生长在苏格兰,只是因为父亲出生在悉尼,今年才被澳大利亚足协成功游说加盟。如果以成年前的足球履历在国外这个标准,博伊尔才算是真正的归化球员。只是有些遗憾,博伊尔因伤在最后时刻退赛。
此外,澳大利亚还有15名球员来自移民后代,族裔遍布苏格兰、爱尔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希腊、荷兰、德国等。他们都属于正宗的移民二代,出生在澳大利亚,自幼成长在澳大利亚的英语社会,接受当地的足球体系培养,没有被视为归化球员。
虽然因为血统,他们可以选择其他国家队,但最终都选择了自己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移民为欧洲的德国,法国,荷兰,瑞士和比利时提供了丰富的足球人才,在亚洲,澳大利亚走得就是这种依靠移民提升国家队实力的道路。
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朝鲜与泰国本届亚洲杯也有归化球员。朝鲜是从传统的“在日朝鲜人”团体吸纳了金圣基和李荣直,这个族群是二战前后被从朝鲜半岛被日本征用的劳工,在当地聚居,但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族群认同。
目前在日本约有60万未加入日本国籍的在日朝鲜人,因为出生在日本,又有朝鲜族血统,他们可以有日、朝、韩3国的选择。例如李忠成选择了为日本效力,此前选择为朝鲜效力的球员,最为出名的就是“人民的鲁尼”郑大世。
泰国队本届杯赛也破天荒有了2名归化球员,中场特里斯坦·杜出生在法国巴黎,祖父是幼年移居到泰国的越南人,父亲是越泰混血,母亲是法国人,自幼在法国长大,先后效力过斯特拉斯堡、洛里昂等法甲球队。
特里斯坦·杜的母语是法语,2014年加盟泰国联赛后才开始学习泰语,随后就选择了为泰国效力。后卫米卡出生在威尔士,是泰国与威尔士混血,来自卡迪夫城青训体系,还曾为威尔士U17少年队出场。不过,2009年加盟蒙通联之后,2015年开始为泰国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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