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奥里]菲奥里洛no.11 小提琴?

历史笔记在很多人眼里总是与枯燥无关。

但总有一些人能写出点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是其中一个。毫无疑问，蒙蒂菲奥里是当今最受欢迎、最畅销的历史作家之一。

大部头代表作《耶路撒冷三千年》被翻译为40余种语言，畅销全球；《凯瑟琳大帝和波将金:帝王的爱情》《青年斯大林》《罗曼诺夫皇朝》迅速卖出影视改编；同时他还为电视纪录片撰写脚本，先后主持了五部BBC纪录片……蒙蒂菲奥里拥有一切人们印象中的学术明星特质：敏锐的洞察力、响亮的学术背景、旺盛的精力、蓬勃的野心。不仅如此，他还有锦上添花的荣耀的家族背景打底。这所有的一切，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一场蒙蒂菲奥里旋风。

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1965年6月27日生于伦敦，英国历史学家、小说家、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其作品被翻译成五十余种语言出版发行，是当今最畅销的历史作家之一。代表作品包括《罗曼诺夫皇朝》《耶路撒冷三千年》《青年斯大林》等，最近他的历史小说《萨申卡》推出了中译本。

借《萨申卡》中文版出版之际，蒙蒂菲奥里开启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首次正式中国之旅。11月26日下午，蒙蒂菲奥里与作家、出版人许知远以“历史意识与当代生活”为题开始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首场活动。接下来的一周，蒙蒂菲奥里在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密集的讲座与公开活动。我们对这位超级畅销书作家、历史学家进行了一次专访，与他聊了聊历史写作、政治变迁以及历史与当下局势的种种勾连。

蒙蒂菲奥里为新京报书评周刊读者录制的视频。

或许，眼前的这位富二代浪荡子，应该感恩二十八年前的那一场懒觉，让他发现了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从此以后，在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这个名字前面，开始被冠以历史学家、小说家和节目主持人等称号。

在 25 岁那年，他以银行家的名义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邀请他的人，是被誉为“在英国人脉最广的中国人”邓永锵。当时的邓永锵，凭借家族的荣耀和自身的人脉，是资本主义英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最好的联络人——交往的朋友有查尔斯王子夫妇、戴安娜王妃、布莱尔首相、超模凯特·莫斯，乃至于至今仍然活跃于政坛的、同时也是蒙蒂菲奥里非常厌恶的工党领袖科尔宾等。作为英国著名金融家族后代的蒙蒂菲奥里，被派来大陆与北京的政要们在紫禁城内进行商业交流。或许是花花公子的风流做派，他在北京因睡过头而错失了第一次会面的时间。

在这个雾霾弥漫的北京下午，他没有再因睡过头而错过中国读者的粉丝见面会。这一次，他以明星作家的身份，滔滔不绝地向台下的粉丝读者们讲述着家族的荣耀史和自身的浪荡史。

蒙蒂菲奥里

他乐于在不同的著作中将家族的历史进行反复的书写，也喜欢在不同的场合里进行再度的炫耀：从耶路撒冷的山巅城池到滑铁卢战役的情报市场，从反对沙皇的波兰起义到加里波第的军事远征，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皇宫到沙皇俄国的克里姆林宫，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到英国王室，甚至他最近又在节目里对外宣布，在意大利中世纪史里发现了自己的祖先曾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或许，正因了这份漫长而又辽阔的家族史诗，促使他写下了那些厚重得令人生畏的历史著作；或许，也正因了这份荣耀而又持久的家族传统，让他的历史著作聚焦于皇宫内的明争暗斗和历史劲流中的时代枭雄。

除去历史留给他的馈赠之外，还有家族赐给他的潇洒。尽管他对银行投资感到厌倦，但殷实的家底可以让他“为所欲为”，潇洒得令人既心生羡慕又嫉妒几分。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投行生涯后，他转向了新闻业。甚至，在1996年年底，他采访了当时风靡世界的第一偶像团体“辣妹组合”，至今成为英国媒体反复提及的新闻典范。在那篇报道中，蒙蒂菲奥里几乎没有谈及任何关于音乐、舞蹈等流行符号，而是从英国光荣革命谈到欧盟的预算，从铁托的游击队员谈到卡斯特罗的古巴起义，从托马斯·杰斐逊谈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成功地将这个偶像团队的新闻报道变成了社会议题的政治报道，差点左右了1997年的英国大选。

最终，他也厌倦了英国国内的新闻业。相比于国内新闻的争吵，早期体验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地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刺激，更契合他的游荡性格。像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一样，他一头扎进皮卡车，穿梭在军阀和独裁者之间。这一段冒险的经历，至今仍是他炫耀的人生资本，就像他面对中国读者一样，依然会再度不厌其烦地话语决堤。

《青年斯大林》，作者: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译者: 徐展雄，版本: 浦睿文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3月

这当然足够资本向世人炫耀了。就像他在那本俘获全球读者的《青年斯大林》里所写下长达七页的致谢名单所呈现的那样，他在高加索山脉翻山越岭躲避子弹的风云事迹，对他事后辞职撰写俄国史著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高加索做战地记者时期的冒险生活，凭着过人的处事勇气和精湛的社交能力，让他在乱世之中结识了大量的政客和军阀：格鲁吉亚总统亲自给他签署了独家查阅封禁档案的通行令，政坛人物亲自给他介绍苏联崩溃后的流亡家族，苏联枭雄们的后代子孙为他口述了独家的历史记忆。

在历史研究和写作这个行当里，最讲究的就是对材料的独家占有：无论是杨天石的蒋介石研究，还是沈志华的冷战研究，都鲜明地体验了档案之于历史学者的重要性。和他的中国朋友邓永锵一样，蒙蒂菲奥里的家族荣耀，为他的历史写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先天条件，让他可以在《罗曼诺夫皇朝》里肆无忌惮地附录密密麻麻的档案来源：他不仅可以查阅俄罗斯档案馆里他人无法问津的尘封材料，也可以从英国王室那里获取一手信源的独家档案。这让你即使在读他的历史著作时，感觉像是翻阅文学著作一样，也不敢轻易质疑他的书写，何况它们本身就镶嵌了繁密的注释呢？

《萨申卡》，作者: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译者: 吴亚敏，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

像一位追溯家族历史的后代一样，蒙蒂菲奥里写下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为了成全家族自身的历史遗迹。可是，这位因书写高头巨著而闻名的历史作家，宣称自己最喜欢的是文学创作，更愿意以小说家的身份被后人记住。他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就是基于历史背景的虚构小说《萨申卡》，和明年即将出版的《正午的红色苍穹》和《冬天的一夜》一起，统称为“莫斯科三部曲”。这一次，他从宫廷历史的情欲内闱转向了民间社会的爱情背叛，用虚构的文学笔法再现了二十世纪俄国剧变下的芸芸众生。《萨申卡》始终贯穿着压抑沉重的社会氛围，用爱情与阴谋、背叛与恐惧展示了那个时代的荒谬与无奈，如同一场野蛮时代的悲情哀悼。

这是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着《权力的游戏》的大众年代，也是全球右翼盛行、强人回归的畸变年代，蒙蒂菲奥里笔下的历史枭雄们所展现的才华也好手腕也罢，依然以历史的遗留问题激荡着我们时代的社会心理。就像特朗普上台后所催生的政治类图书阅读狂潮一样，蒙蒂菲奥里所撰写的皇室历史和铁腕政治，也同样以某种隐秘的社会情绪在我们心底缠绕不散。在地缘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漫长酝酿下，无论是既厚且重的《罗曼诺夫皇朝》和《青年斯大林》，还是那本很多人购买后因为人名太长太多以致于根本无从翻阅的《耶路撒冷三千年》，他的历史写作显得格外的重要。正如我们熟知的那句话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俄罗斯最终走向专制并不令人惊讶

新京报：你曾谈到自己家族与罗曼诺夫皇朝之间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关联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吗？

蒙蒂菲奥里：罗曼诺夫皇朝和蒙蒂菲奥里家族之间并没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前去会见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时候，是为了支持被罗曼诺夫家族所迫害的犹太人。所以，两个家族之间不是非常友好的关系。

但是，能与历史中的王室家族产生私人化联系的感觉是很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同时我母亲的家族也来自俄罗斯，这些都会对我写作罗曼诺夫皇朝产生影响。这些私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我写作历史的方式，只是增加了点新的内容。相比罗曼诺夫皇朝，我们家族和耶路撒冷有更多的故事。

新京报：在《罗曼诺夫皇朝》的开篇，你写道：“蒙古人关于受命于天的唯一普世皇帝的观念，以及他们残暴而武断的司法裁决，或许促使了俄国独裁统治思想的产生。”在蒙古统治和沙皇统治之间，统治思想层面上有哪些相同相似的地方吗？

蒙蒂菲奥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蒙古人的成功扩张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皇帝是普天下唯一的正统皇帝。皇室家族认为他们就是蒙古统治者的继承人。但是，这也只是形形色色的最后融合成沙皇君主制思想的一种类型。同样，沙皇俄国也受到了拜占庭帝国思想，以及东正教大公爵、留里克王朝的影响。这三种君主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塑造了沙俄的统治者。在蒙古入侵之前，俄国被留里克王朝统治。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统治的，但现代沙皇统治思想深深地受到了蒙古人的影响。

《罗曼诺夫皇朝》，作者: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译者: 陆大鹏，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

新京报：罗斯国的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国的侵略和统治切断了罗斯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系，残暴的蒙古让已成雏形的罗斯民主胎死腹中，使得俄罗斯历史从脆弱的民主萌芽逆转为持久难灭的专制形态。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入侵使得东正教成为泛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大凝聚力，使得民心从大公爵转而归向沙皇。除此之外，还有历史学家认为，基辅罗斯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民主形态和后来政治中心转移到莫斯科的军事化中央集权构成了巨大的撕裂，造就了俄罗斯无法调适东西方价值的漫长历史局面。对此，你怎么看待？

蒙蒂菲奥里：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基辅罗斯黄金时代的民主雏形是一个迷思，这种理解很多时候是被夸大了的。很明显的是，蒙古人的入侵，就像对任何国家的入侵一样，强化了罗斯人与东正教的差异，培养了后来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情绪。

毫无疑问的是，蒙古国的统治并没有切断罗斯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系。甚至在沙皇统治崛起，独立于蒙古国以后，蒙古统治的思想仍然影响着沙俄。在罗曼诺夫皇朝的初期，仍然有很多蒙古亲王（公爵）会出席沙俄法庭。

新京报：从基辅罗斯到罗曼诺夫皇朝甚至到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历史一直被三种力量所支配：尤其是在9世纪后期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倾向和激进的军事扩张欲望成为两大主要思潮，而自罗斯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之后，执迷于宗教信仰的民间狂热成为另一大社会思潮，包括后来由伊凡三世宗教联姻所开启的东正教信仰。这三种力量似乎一直在主导着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方向，这三者之间是怎样影响俄罗斯的历史方向的？

蒙蒂菲奥里：这些正是俄罗斯力量背后的关键因素。俄国中央集权的专制是异乎寻常的，有时就像一个军事总部。俄国以前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不是很强烈，但等到帝国向四面八方扩张以后，就没有了自然的边界。这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更多领土的渴望，一部分原因是希望明确边界，巩固帝国的安全。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完成对其他国家的使命，在全球传播东正教教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让每个人高度团结在沙皇和沙俄的统治下。

蒙蒂菲奥里

新京报：从罗曼诺夫皇朝的三百多年来看，俄罗斯一直都向往西方的价值，但总是发展成蒙古金帐汗国式的专制结局，以至于变成了一个位于欧洲却不属于欧洲的怪诞式地缘性国家。丘吉尔对此也曾表示难以理解，这片硕大的疆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

蒙蒂菲奥里：俄罗斯一直是欧亚国家，有很大一片领土在亚洲大陆上，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政权。在我看来，俄罗斯最终走向专制的结局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同时，俄罗斯也受到了欧洲很大的影响。即使在俄罗斯历史上排外主义最鼎盛的时期，比如斯大林统治的时候，人们也在读西方文学，西方国家的专家和技术仍然被引进国内。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新京报：布罗茨基在他的名文《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中论述俄国历史时说，从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到列宁用坦克把首都运回莫斯科，鲜明地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的地理学是一门政治科学，也鲜明地体现了国家元首对历史抉择的政治态度。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迁都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蒙蒂菲奥里：迁都从以前到现在仍然对俄罗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彼得大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彼得大帝有着三个其他政治家渴望、却很少有人拥有的品质：他具有眼光，非常聪敏，同时有着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样的大事。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部分是因为他想要打开通向欧洲技术的窗户，部分是象征着表示改革的决心。同时，迁都也是一个实际的需求，因为彼得大帝需要港口来建造他的船只。

彼得大帝像

迁都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罗斯的统治阶层开始变得“西方化”，有的人能说法语，有的人会说英语。这些是彼得大帝想要实现的部分理想。另一方面，彼得大帝也想加强俄国的高度军事化，和西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个军事独裁者。但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对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来说，彼得堡形成了独自隔绝的世界，一个幻想奇观般的城市。最终，彼得堡与俄罗斯人民相隔离，这是致命的问题。

所以，当列宁在1918年把首都迁回莫斯科的时候，这背后和当初彼得大帝迁都的时候一样，有着非常多的原因。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列宁要让首都远离支持西方自由价值观的彼得堡。同时，这有军事战术上的考虑。首都需要在俄罗斯的中心地带，而彼得堡很容易受到来自外部侵略者的袭击。第三，从策略的角度来看，莫斯科也是交通与通讯的中心，这是获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凯瑟琳大帝像

新京报：你曾说，凯瑟琳是女权主义的典范，并且你也说过，正是因为凯瑟琳大帝是女权先驱，所以安吉丽娜·朱莉购买了图书版权进行影视改编。能否对凯瑟琳的女权主义这一点，给我们详加叙述一下？

蒙蒂菲奥里：凯瑟琳当然没有听说过女权主义，也对女权主义没有概念。她成长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俄罗斯历史上有很多女性统治者，其中有些统治者能力非凡，比如伊丽莎白一世，但凯瑟琳大帝是最优秀的。她拥有卓越的统治才能，而且智慧过人。

尽管如此，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只是一位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事实上，她不能成功地运作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她拒绝结婚，因为她不想因此失去权力。但是，凯瑟琳大帝也具有自由的精神。她放荡不羁，无拘无束。她希望拥有，也获得自己的情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她可以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但她自己不会这么认为。

安吉丽娜·朱莉想在根据我的书改编的传记片中扮演凯瑟琳大帝，这部传记片可能会在明年上映，这很令人兴奋。安吉丽娜·朱莉就把自己看作是凯瑟琳。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共同首都

新京报：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苏俄革命百年之际，伯克利大学苏俄史教授尤里·斯勒兹金（Yuri Slezkine）出版了鸿篇巨著《金銮大殿：苏俄革命纪事》（The House of Government：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认为布尔什维克本质上是一种千禧年主义的宗教性组织（the Bolsheviks were a sect），对此，你怎么看呢？

（注：在斯勒兹金看来，资本主义是“巴比伦”，布尔什维克是“传教士”，马列主义是“信仰”，煽动和宣传是“传教工作”，沙皇俄国末日是“世界的尽头”，革命是“大洪水”，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是“改信”，列宁在内战后的战术撤退新经济政策，是“再生论”，而斯大林的革命被命名为“二度圣临”，他实施的恐怖政策是“终极审判”。）

蒙蒂菲奥里：我在很久之前就读过斯勒兹金的著作，我比较同意他的看法。如果你读过《青年斯大林》，你会知道，我在书中把布尔什维克描述为一场教会式的宗教性运动。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方面吸收了东正教教会的专制思想。东正教想要向世界创造一个千禧年的世界运动，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和东正教契合的非常好。

新京报：除此之外，尤里·斯勒兹金在2004年出版的《犹太世纪》（The Jewish Century），从宏观角度解读了犹太族群体其所依附社会的关系，进而展现了犹太青年在俄国革命期间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追随，他的历史研究被称为改变了学界对近现代犹太史与俄国革命史的分离解读。作为犹太后裔，你的外祖父家族就是在1904年的沙俄虐犹运动之后逃离俄国的，你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以及如何看待尤里·斯勒兹金对犹太史的论述呢？

（注：尤里·斯勒兹金在书中列举了大量数据：虽然当时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的比例只有1.8％，但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犹太人占了45％。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代表中31％是犹太人。苏联红军军官中，40％是犹太人。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中，高达41.7％是犹太人。1935年的时候，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骨干，38.5％是犹太人。另外，不得不令人刮目的是，被称为苏联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是犹太人，俄共中央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苏共肃反委员会（即早期克格勃“契卡”）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当然了，为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是犹太人。）

The Jewish Century，作者: Yuri Slezkine，版本: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年9月

蒙蒂菲奥里：这是完全错误的。苏联第一代领袖中威望最高者之一的捷尔仁斯基，他就不是犹太人。犹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尽管在苏联的领导人当中有不少犹太人，但同样也有很多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以及俄国人。比如，早期克格勃“契卡”的创始人捷尔仁斯基是波兰人。事实上，这不是个犹太人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沙俄帝国的本质。

沙俄帝国是各个民族的监狱，罗曼诺夫皇朝迫害了包括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以及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族群。这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结果，这些少数族裔被迫走向了恐怖主义或革命道路，就像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所以，布尔什维克只是这其中的一个团体而已。

新京报：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开始不断强调，犹太是一个虚构的民族，并且对于以色列的犹太主义色彩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感。你对此怎么看待，又是如何看待犹太复国主义的？

蒙蒂菲奥里：阅读我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吧，这本书讲述了犹太民族的故事。犹太民族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根本不是一个虚构的民族。此外，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像其他民族一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就像中国人一样？

《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译者: 张倩红 / 马丹静，版本: 浦睿文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月

新京报：那么，美国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蒙蒂菲奥里：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他没有获得任何以色列的让步作为回报。因为在中东，任何事情都是一场生意。你永远不应该付出一些东西而没有得到回报。但同时，耶路撒冷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城市，自从1967年以来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这虽不是明智的决定，但也是认清现实的考量。

新京报：从你对耶路撒冷历史的研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对未来的影响呢？

蒙蒂菲奥里：有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也有可能不会。即使特朗普声明耶路撒冷可以躲避在以色列的屋檐下，即使耶路撒冷是一座闻名的犹太城市，但我个人以为，耶路撒冷也属于巴勒斯坦和伊斯兰。耶路撒冷应当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共同首都。

现在是强人政治的年代

新京报：作为英国多家大报派驻俄罗斯的通讯和战地记者，你在俄罗斯待过很长时间，报道过苏联解体及当时若干加盟共和国的武装冲突，对叶利钦和普京时代的俄国社会生活有亲身体验的敏锐观察，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变化也有深刻的洞察。那么，沙皇体制与普京体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蒙蒂菲奥里：沙皇体制和普京体制非常相似，比如两者都拥有华丽的制服，讲究鞠躬问候的宫廷礼节。普京政府的运作模式和君主制很接近，就像罗曼诺夫皇朝。

新京报：听说普京读过你写的关于俄罗斯历史方面的著作，以及你说特朗普想做美国的沙皇。对于这两位强人政治家，你怎么看待呢？

蒙蒂菲奥里：普京很明显阅读过我的书《凯瑟琳大帝和波将金:帝王的爱情》。普京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人物，他很会处理国际政治问题。但他也没有成功地改革和振兴俄罗斯的经济。最终改革的失利会让俄国倒退不前。

特朗普个人非常迷恋普京的权力，他非常想成为普京总统，他想成为美国的独裁者，他想成为美国的第一位沙皇。但幸运的是，美国有很多相互制衡的机制，他没有办法做到这点。另外，特朗普也缺乏足够精湛的政治技巧。相比起美国沙皇，特朗普更接近于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他会取得一些成功，但总体上来说，他是美国政治的灾难。

Catherine the Great & Potemkin: the imperial love affair，Simon Sebag Montefiore，版本：Weidenfeld & Nicolson，2016年3月

新京报：在你看来，俄罗斯这片土壤是否具备融入西方世界的可能性呢？

蒙蒂菲奥里：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的，俄罗斯也许会在某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西方国家。但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讲究“本地化”的。我们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观念，世界必将走向西方式民主的观念是完完全全的幻想和假象。非西方的国家会保持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特性，所以俄罗斯最终也可能不会完全融入西方世界。

新京报：凯瑟琳女皇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政治生涯，都是从早期的拥抱西方民主转为晚期的维稳保守，如何评价他们这种从改革到退守的政治生涯？改革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危机，是否应验着“托克维尔悖论”？或者说，欧洲的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造成了罗曼诺夫皇朝的的历史冲击，让他们形成了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暧昧态度？

蒙蒂菲奥里：托克维尔的理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认为国家最脆弱最危险的时候恰恰是它想要改革之时。凯瑟琳大帝在执政初期是一个自由派，但她的权力并不稳固。篡位者和弑君者在旁蠢蠢欲动，她不得不对她的站队和政策保持小心翼翼的态度。她永远不可能真正威胁到贵族的权力，正是贵族赋予了她权力，还掌握着军队。所以她注定会日趋保守。

和凯瑟琳大帝一样，亚历山大二世也想要改革，但他不想触碰专制制度。所以这就是俄国的问题，同样反映在当下的普京时代。他应该要启动改革，打击腐败，提高政府的效率，把俄罗斯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他做不了，因为这会摧毁他的独裁统治。

启蒙运动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就像俄国改革，不仅仅关乎自由民主的观念，也要平衡效率的问题。彼得大帝或亚历山大二世，他们想让俄国更有效率，但他们并不必须引入自由民主的理念。

新京报：除去俄罗斯的长年强人统治之外，近些年从美国到欧洲的政治趋势，是否让你觉得冷战遗产被消耗殆尽，大家更乐意在和平年代去谈论民主体制的弊端而忘乎宪政体制的利端，这个时代似乎又在呼唤一个强人统治的时代？

蒙蒂菲奥里：从某些角度上来看，民粹主义的崛起印证了民主在运作。这符合民主最初的设计。在我们西方，当人们改变了想法，相比起专制政治，我们会用选举的方式来表达。假如这些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没有变成独裁者，那么民主就是在正常运作。作为历史学家，我不会因为一两次选举结果或英国脱欧之类的事件而感到惊慌。

另一方面，如果民粹主义走得太远了，这些国家的制衡机制又不能运作，那我们就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崩溃了。

现在是强人政治的年代。生活在19世纪的人曾说，当巴黎打了个喷嚏，欧洲就会得一场感冒。如今我们生活在拥有互联网、24小时新闻的数字时代，所有信息都在飞速地传播。强人政治的观念现在得到了正名，所以每个人都很想尝试扮演这个角色，在土耳其，在美国，在巴西等等。感谢上帝，英国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位人物。

新京报：除去创作历史著作之外，你还创作历史小说“莫斯科三部曲”（《萨申卡》、《正午的红色苍穹》和《冬天的一夜》）。对你来说，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这两种体裁的创作，是为了处理不同的创作命题，还是为了深化历史议题？

蒙蒂菲奥里：我喜欢写历史，我写了俄国的历史，斯大林的故事，罗曼诺夫皇朝400多年的历史；我还写了耶路撒冷和中东5000多年的历史。我的历史作品主要呈现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宗教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也喜欢写小说，尤其自豪于“莫斯科三部曲”。我把热情和灵感投入其中。我想把它们介绍给中国观众。

这三部书都在讲述爱情的故事与惊悚的政治。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的俄国，有些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一些小说人物贯穿了三部曲，但你可以打乱顺序分别阅读每一部小说。它们都是令人心碎的故事，挣扎于爱你所爱的人，保护你爱的人。非虚构的历史作品谈论权力与军队，而三部曲都在讲述关于个人生活的私密故事，当爱情同政治的现实与个人的自由相碰撞时的情景。

脱欧是英国政治的自残行为

新京报：你似乎对布鲁姆斯伯里这个文学团体很不屑，很想知道你会如何去评价这个在中国被认为几乎近于文学神话的文学团体在英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蒙蒂菲奥里：我认为布鲁姆斯伯里被严重高估了，他们是社会团体，我发现布鲁姆斯伯里的大多数作品都被高估了。但这只是个人看法。

新京报：我看到你最近对于英国政治表达了很多意见，对于英国脱欧，你怎么看待呢？

蒙蒂菲奥里：我认为脱欧事件是英国政治的自残行为。治国之才是不把事情变得更糟，如果什么做法有效果，就保持这么做。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和对当下脱离现实的看法，英国公投选择退出欧盟。我个人投票留在欧盟，但我和所有英国人民一样，对欧盟傲慢的官僚作派非常反感。

我同情理解那些支持脱欧的人，但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这将逐渐瓦解英国，从世界第二的超级强国沦落为一个失败国家。从短期来看，这完全就是一场灾难。但从长远的角度，我们会没事的。这样一个经验老到的国家会把事情安定下来，我们会找到办法渡过难关。

蒙蒂菲奥里

新京报：你的记者好朋友(Robert Hardman)在婚礼上称赞你是伍迪·艾伦和比格斯（Biggles，著名小说比格斯系列主人公，喜好探险）的结合。另外，你妻子(Santa Montefiore)也是一位小说家，对于你们这样一个夫妻皆为作家的家庭，很想知道日常生活与创作著述之间是怎样的形态。

蒙蒂菲奥里：我的夫人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她非常有才华。我们会互相给对方提供建议。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我们过去常常待在同一个书房，她听一些难听的音乐，我会听一些好听的音乐。现在我们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不会在一个房间，但会给对方提供建议。两个作家在一起生活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不会互相妒忌，因为我们会分享所有的事情。结婚相伴二十年以来，我俩可以从事相同的工作让我感到很愉快。

我的朋友说我像伍迪·艾伦，因为我长得很结实，同时对生活很敏锐。说我像Biggles是因为我曾经是战地记者，喜欢冒险，热爱到不同的地方旅游。所以，我的朋友说得挺对的。

新京报：听说你对中东史有很大的兴趣，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蒙蒂菲奥里：我现在正在写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很多是基于我自己的创作。“莫斯科三部曲”会被改编成电视剧，包括《耶路撒冷三千年》、《青年斯大林》以及《罗曼诺夫皇朝》，这些都在进行中。我的夫人和孩子创作的书，也被21世纪福克斯改编成为了动画电影。

如今我正在创作更多的小说，之后会逐渐在中国出版。下一本在中国出版的小说会是《凯瑟琳大帝和波将金:帝王的爱情》。

最后，我想对我的中国读者说，我爱你们，也很喜欢你们阅读我的历史书。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北京，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读者见面。我非常热切地盼望听到你们的意见。我希望你们可以联系我，无论是谁，我都会回复每一封邮件。

（感谢新京报记者李永博对本文采访的翻译整理工作。）

作者 新京报记者 萧轶

编辑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