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这个人物的共同点。1973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而且,还有作家说,写了超过1亿单词的文章,在校园背景下创造了半传统主人公。

即使是最成功的作家,也会对以上描述所指的人物甘拜下风——他们分别是伊丽莎白·戴利(Elizabeth Daly)、JG·法瑞尔(JG Farrell)以及“比利·巴特之父”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他的笔名是弗兰克·理查兹(Frank Richards)。这三位的共同点是:在今天的知名度都不高,作品要么没什么人看,要么已经停印绝版了。

克里斯托弗·福勒(Christopher Fowler)今年推出的新作《那些被遗忘作者们》(The Book of Forgotten Authors)就涉及了上述的三位作家,并总结了众多本应为更多人所知的作家,这本书的内容十分引人深思。书里提到的作家包括名噪一时的儿童文学作家、特定写作手法的实验性开拓者、专门撰写低级小说的作家、以及历史演义小说领域的前辈女作家等,他们在今天都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们都在文学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读完他们的故事,相信你会不由自主地快速跑向最近的二手书店,在尘封的书丛中翻找他们的作品。

“作家跟音乐家或电影制作人不一样,他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克里斯托弗·福勒

你听说过亚历山大·巴伦的作品《帝朵女王》(King Dido)吗?看来我们真的错过了不少,巴伦是二战时期一直被严重低估的小说家。福勒夸赞他写的成长小说是“以伦敦为背景的最优秀,然而却最鲜为人知的小说之一,他的作品可以被誉为是伦敦东区版的《悲惨世界》”。再说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她在小时候就开始写作廉价的惊险小说了,后来,她逐步转向奇情小说的创作,比如《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这本书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烦心事。布雷登自己的人生也能算得上是一部奇情小说了,她跟一位已婚的出版商(他原本的妻子住在庇护所里)同居了许多年。在她去世之际,人们称她创作的那些充满戏剧性的小说已经成为了“英格兰的一部分”。

本书的作者福勒自己创作的、曾红极一时的犯罪小说《布莱恩特和梅》(Bryant and May)系列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作品,想到这些优秀的作品也许会在我们子孙的时代消失殆尽,福勒不禁增添了许多工作的动力。他写道:“作家跟音乐家或电影制作人不一样,他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作品可能沦落到只能用最廉价的纸张印刷,在上架归类时被归错;他们的手稿可能会丢失、被禁、或者烧毁。他们也许闻名遐迩、影响甚大、功成名就,但这些待遇只能持续短短数年,他们及他们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度常在这之后就不复存在。”

但还没有一位曾风光无限的作家,后来的遭遇如帕特里克·丹尼斯(Patrick Dennis)一样令人唏嘘。他1955年的作品《欢乐梅姑》(Auntie Mame)讲述了一个无拘无束的的怪阿姨把害羞的侄子从狭隘、势利人手中解救出来的故事。这部作品是当时的畅销书,并被改编成了音乐剧和两部电影。丹尼斯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有三部作品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的作家。后来时代变了。按福勒的原话说,“1970年代是美国梦想破灭的年代,于是他创作的喜剧讽刺寓言不再受人关注了”。丹尼斯不再写作,他在麦当劳CEO的家里当管家,并把之前的风光全都抛在了身后。

销声匿迹

比起其他许多作家来说,丹尼斯已经算幸运了,他至少品尝过成功的喜悦。卡里尔·邦飞利(Kyril Bonfiglioli)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未受到青睐。表面上,他的小说就是简单的犯罪故事,但其实并不仅限于此。小说主角查理·摩凯迪(Charlie Mortdecai)为整个故事增色不少,他是一个“势利、胆小、道貌岸然的艺术品窃贼”,行事作风颇有《万能管家》中的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和英国政治家拉弗尔斯(Raffles)的影子。邦飞利评价自己为“一个娴熟的剑客,各种武器都不在话下”,并且“对所有东西都有节制,除了吃、喝、抽烟和说话”。写作之外,他生活贫寒,酗酒严重,在1985年死于肝硬化。在他死后出版的作品使他获得了一票热切的书迷,但福勒坚持认为,他本该享誉世界的。

朱利安·麦克拉伦-罗斯(Julian Maclaren-Ross)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他成日在城市游荡,口里散发着白兰地的余味。他的传记作家保罗·威利茨(Paul Willetts)形容他“拥有超强天赋,但外表却很平庸”。他的天赋体现在作品中,他的小说明快有趣、生气勃勃,而且风格无比辛辣,即便是放眼现在,也无几人能出其左右。在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的作品《随时间之乐起舞》(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中,那个“贫穷、爱喝酒的波西米亚”小说家X Trapnel便是以麦克拉伦-罗斯为原型而创造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因生不逢时而遭冷遇:他没赶上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时代,而对于“愤怒的青年”时代(指20世纪50-60年代在英国主要由小说家组成的一个文学派别)来说,他又生得太早了。

威妮弗蕾德·沃森(Winifred Watson)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尽管在她死后,她的作品《明星助理》(Miss Pettigrew Lives for a Day)得以再版,而且改编成了电影,由艾米·亚当斯(Amy Adams)主演,但其实她本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有三个事件成了她成功道路上的“拦路虎”:大萧条(因为没钱,她无法跟几位姐姐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偷袭珍珠港事件(让《明星助理》改编成好莱坞音乐剧的计划泡汤);二战期间的伦敦大轰炸(让她不得不跟父母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完全没有写作的空间)。

有的作家没能享受成功的果实则是因为他们活得不够长。比如1973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法瑞尔,在得奖三年过后就去世了,年仅44岁。萨尔曼·鲁西迪也同意这个说法,认为法瑞尔要是足够长寿,必能获得与其才气相衬的名气。如果说作品太少会抑制文学的发展,那么作品太多——即使你能保证它们的质量——则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以惊悚小说作家约翰·克雷西(John Creasey)为例,他使用过二十多个笔名,出版作品无数,有的书名甚至自己都不记得了,作品总销量达到年均约250万本。这为什么会是坏事呢?福勒解释说“因为读者喜欢给每个作家贴上专属的标签,如果一个作家有太多副面孔,就会给他们带来识别困难”。

查尔斯·汉密尔顿是一名写作总字数超过1亿字的作家,他是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然而,现在他的作品——主要写的是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已经很难买到了。他笔下的“比利·巴特”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为出名的角色,但这个胖男孩儿制造的各种低俗闹剧以及故事中时常出现的鞭刑,显然已与这个时代脱节。

有的作家淡出大众视野的原因则更微妙。为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喜欢的伊丽莎白·戴利失去了关注度呢?20世纪40年代,在她六十多岁时,她出版了16本以亨利·伽麦基(Henry Gamadge)为主角的推理小说。伽麦基是一个居住在纽约的古籍专家,同时是一个爱猫达人,他需要解开一系列精密设计的案件。太晦涩难懂?或是太女性化了?都有可能。但在那个时代,戴利是一位非常受追捧的作家,在1960年,她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授予了埃德加·爱伦·.坡奖。

起死回生

总而言之,这些伟大作家销声匿迹的原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根据福勒的发现,上文还没提到的原因还有:对自己的作品妄自菲薄(“我时常感叹,我这么一个三流作家竟也能混到二流作家的行列里。”奇幻讽刺小说作家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曾经这么说自己);自我封闭(专写摄政时期小说的作家乔吉特·海耶(Georgette Heyer)从不接受采访);体裁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喜剧作家的作品往往得不到认真对待,难以继续流传)。流行元素的变幻莫测,使平民小说的创作格外困难;作者挖空心思让自己的作品符合当代的主流,这毫无疑问会使其更易变质。

还有,别忘了性别因素。福勒用了整整一章的笔墨来写那些以“心理悬疑”为题材的女作家,直到很久之后,这种类型的作品才开始占据畅销榜单。这些“被遗忘的悬疑女王”,他写道,她们“被忽视、低估,或者不当回事,那些以写流行小说为生的女作家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作品得以出版,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读者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让优秀的作品流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

但时代在变化,女性有了自己的地位。此外,数码革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时代,现在,哪部作品更加优秀由读者说了算,读者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让优秀的作品流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插一句,福勒温馨提示,下雨天和二手书店更配哦)。

此外,尽管福勒书中提到的许多作者本人及其作品如今已鲜为人知,但他们都在文学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神秘哥特小说的先锋作家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为例,她的作品对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的创作有着重大启发作用。弗兰克·贝克(Frank Baker)的小说《群鸟》(The Birds)写成16年后,由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重新整合,最后被希区柯克搬上了大银幕(贝克的出版商是杜穆里埃的表亲)。RM·巴兰坦(RM Ballantyne)的作品《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启迪了两位作家:第一位是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他在《蝇王》中明确提到了这本书;第二位是大文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他在自己的作品《金银岛》的前言中特别感谢了巴兰坦。

已经淡出大众视野的作品可以通过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起死回生”。当你去买一本绝版书的二手书时,你可能会发现里面写有各种笔记——以及旧车票或咖啡渍等——这些都是之前的主人留下的。皱巴巴的二手平装书里可能会有出人意料的好东西,有一次,福勒想要找一本由克利福德·米尔斯(Clifford Mills)所著,名为《彩虹的末端》(Where the Rainbow Ends)的二手书——这本书因其法西斯主义倾向而被禁。最后,他在肯特郡找到了一本。当福勒翻开封面时,他赫然发现内页上竟有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在7岁时写下的。

(翻译:黄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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