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宦官的分化与生死内斗

东汉宦官的分化来自东汉宦官的发展。

东汉宦官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郑，蔡伦既是起点，也是通过，也是序曲。

李闰、江京、樊丰等人的出现，是东汉宦官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孙程暴动打断了这次高潮，成为东汉宦官发展中的一道重要分界与桥梁，标志着东汉宦官的发展由上游进入中游，由第一次高潮进入第二次高潮，但这次发展进程很快被外戚梁氏（尤其是梁冀）家族的兴起所阻断和湮没。当梁冀被以“五侯”为首的宦官终结后，东汉宦官迎来了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也是最后一次和最高潮。这最后的高潮，中间经历两次“党锢之祸”——包括夹在其间的“窦、陈之难”——的刺激与激荡，将东汉宦官的政治势力，推上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伴随着东汉宦官跌宕起伏式的兴起与发展，宦官间的分化与内讧也随之出现，——发展就意味着分化，分化也是一种发展，——并呈现出频繁激烈与残酷无情的一面。可以说，东汉宦官的每一次兴起与膨胀，都会引发宦官自身的分化与内斗，其中尤以宦官与外戚的交替掌权和彼此缠斗，成为诱发东汉宦官分化与内斗的一道突出背景和原因。

此外，也还有别的背景和原因。

要说东汉宦官的分化，得从蔡伦说起。

东汉宦官在蔡伦以前基本是个相对平静的整体，但在蔡伦以后，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蔡伦的死，划出了一道标志线。

蔡伦自杀，我们不清楚背后是否有其他宦官的身影，但蔡伦活着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独来独往的逍遥派。史书上说，“（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汉书宦者列传》，以下凡引自《后汉书》者，只列篇名）。虽然这里只是说“每至休沐”，而且，他“闭门绝宾”，绝的是些什么“宾”，也没有明确说，但透过这句话，以及整篇的蔡伦传，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蔡伦是个偏于独来独往的人。在有关蔡伦的叙述中，你几乎见不到有其他宦官名字和身影的出现。这一点，跟日后东汉宦官动辄成群的景象，形成了绝大反差和对照。蔡伦之所以会是独自一人的形象，原因之一，也许是他很忙。蔡伦是个宦官，还是个著名的发明家和身兼多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蔡侯纸”，蔡伦还曾负责监造皇家兵器，而且同样是“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宦者列传》）他还负责过监典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校对。此外，蔡伦还要参与宫廷政事，还负责审案，汉章帝时的宋贵人案件，就是蔡伦负责审理的，结果宋贵人姐妹双双自杀，后来这成了蔡伦自杀的由头，听起来有点佛家因果报应的意思。

这么忙的一个人，大概是很难得有空去跟什么人，包括他那些宦官同事们，来来往往的。所以，我猜想《宦者列传》里那句“闭门绝宾”的“宾”，应该包括了蔡伦的宦官同僚。而“闭门”与“绝”两个动词，在不动声色中，体现出主观选择的意思。蔡伦这么做，我想除了他很忙以外，更有可能跟蔡伦的某种气质特征有关。在蔡伦的身上，似乎有一种清洁自傲的东西（当然他有这个资本）。除“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外，当蔡伦一听说汉安帝要他“自致廷尉”，——就是去办案中心投案自首，——蔡伦立马“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因为他“耻受辱”。

蔡伦这种独来独往的形象，除了独特气质和没空外，还可以找到另一个原因，这就是蔡伦所处的时代。

蔡伦在明帝末年“始给事宫掖”，基本生活于章、和、安帝三朝。这个时期，正是东汉王朝，特别是东汉宫廷政治转向的大关节，也是东汉宦官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范晔在《宦者列传》里说的：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宦者列传》）

章帝以后，窦太后和邓太后先后“临朝称制”，导致宦官使用的扩大和势头的上升，但范晔在这里对“邓后以女主临政”的特意强调，仍值得注意，因为这才是东汉宦官发展变化的一道重要分界。在此之前，除郑众外，没有出现其他具有独立形象的宦官，但郑众的出现（指其终结窦宪一事），多少带有偶然和孤立的味道，只有在邓绥当政以后，——邓绥临朝当政前后长达十六年，直到她驾崩为止，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东汉宦官才从整体上获得了真正的、更具纵深和持续性的历史发展机遇，蔡伦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得到了邓太后的青睐：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宦者列传》）

蔡伦是继郑众之后，第二位封侯的东汉宦官。长乐是两汉皇太后的宫名，后来就成为皇太后系统官称的前置定语。长乐太仆是所谓“太后三卿”之一，担任这个职务的，既有宦官，也有非宦官的其他知名人士，其地位甚至要高于朝廷九卿之一的太仆，由此可见太后邓绥对于蔡伦的亲信。

正是邓绥对于蔡伦的亲信与重用，使得蔡伦在当时的宦官群体中脱颖而出，跻身于重要权臣之列，为此竟成为某些人暗中愤疾，甚至想加以清除的目标。

从以上叙述、分析可以看出，蔡伦的独来独往，其实是东汉宦官发展与分化的结果，是东汉宦官分化的最初表现。换言之，它是蔡伦所处时代映照下的特别现象。而东汉宦官分化的最初动因，在于利益与权力的附加和扩张，它们成为分化的催化剂。权力与利益的非常态重置，打破了以往宦官环境的自然常态，使之趋于异化和分解。这一点，跟教科书上所说的原始社会的瓦解有所相似。原先是集体中安静、平常的一分子，由于某种机遇的偶然出现，或个人能力的特殊表现，率先从群体中结晶出来，成为令人瞩目或高高在上的人物。郑众和蔡伦可以说是东汉宦官的两个先进典型，属于先“贵”起来的两个人，他俩最早以宦官之身，获得宫廷中的尊显地位和特殊权力。不过，郑众与蔡伦虽然基本同时，却要早死七年，因此相比于蔡伦，距东汉宦官公开的大裂变，就还有一段时间。

蔡伦则完全处在了东汉宦官大裂变的前夜，成为东汉宦官历史变迁中的过渡人物，他的一只脚已踏进时代转换的车辙中。——说起来，蔡伦的死，背后是否有其他宦官的身影，始终暗藏着一层迷雾。

就东汉而言，蔡伦的死，像一个铰链，它连接着两头，一头是相对平静的古典社会，一头是充满风暴与急流的动荡时代。在蔡伦之前，郑众以外，史籍中极少出现有名有姓的（东汉）宦官，蔡伦死后，有名有姓的宦官，像雨后春笋一样，突然成群地一下子冒了出来。

东汉宦官史上的第一件大事，是孙程暴动。

延光四年（125），就是蔡伦自杀后的第四年，东汉宫廷内发生了一起从未有过的大冲突，据《孝顺帝纪》记载：

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上面出现的人名，除济阴王（汉顺帝）外，全都是宦官。另有几名宦官，我们下面会说到。可以说，这是一场以宦官为主角的冲突。东汉宦官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就显示出人多势众的特点，还有就是暴力。

这场暴力冲突是怎么来的？它为何会成为一起以宦官为主角的冲突事件？

前面说过，邓太后临朝称制时期，因为是女主当家，不得不大量起用宦官。宦官在作用、地位、权力、形象以及利益上的骤然提升，肯定会大大激发宦官的自我意识和欲望的活跃与表现。不过邓绥在世时，她毕竟是一位有一定控制意识和控制力的女主，宦官很难获得自行其事、越界扩张的机会。到邓绥病危、弥留之际，一些聪明有心思的宦官，开始主动寻求自己的政治机会。李闰、江京和樊丰成为率先冲刺在前、跑得最快的三个人，成为这段时间宦官的三个代表。他们不再像郑众和蔡伦那样，单凭自身品德或一技之长，来坐等赢得皇帝或皇后（皇太后）的信任与重用。他们都是自我发动者，是积极主动、哪怕是不择手段去攫取自己权益的追逐者。按照某种习惯说法，你也可以把这叫作“宦官的自觉”。

并且，他们也不再像郑众和蔡伦那样，始终是独自一人、独来独往的形象，而是以四处结盟的形式，跟皇帝身边的其他亲信，诸如安帝的乳母王圣和她的女儿，皇后阎姬及其家族成员，皇帝的嫡母兄长耿宝，以及黄门令刘安和钩盾令陈达，加上几个附势其中的官员，共同形成了一个皇帝的私人政治小团体。

这个混合型的政治小团体的形成，显然跟安帝以往的政治处境有关。邓绥当政前后十六年，朝廷内外几成邓氏江山。到安帝接手时，他不可能不首先使用和依靠自己身边熟悉、信得过的人，也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的：“十五载见郊见庙之天子，不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鸣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谁依邪？”（《安帝》）

长期遭受压抑的汉安帝，在切实尝到权力的滋味后，他所表现出的政治风格，就是开放与自由（以他的远行巡游为代表，最后死在南巡的路上），来作为过往压抑岁月的一种逆向补偿。于是这就给宫廷中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几位特有活力的宦官，打开了一道奔涌的阐门，提供了激活与成长的现实环境。以宦官为骨干的政治小团体的形成，正是这种激活与成长的变态反应和自然结果。

通过这个政治小团体，通过政治组团的方式，东汉宦官迎来了它发展中的第一个小高潮。安帝亲政的四年里，三件大事的前后发生，集中凸显了宦官势力高潮的到来。

一，清除邓太后的政治遗留；

二，逼迫太尉杨震自杀；

三，废除太子刘保；

李闰、江京和樊丰等几位宦官，参与并主导了这几件大事的发生，成为其中的核心主角。不过，具体到每个人的参与情况，又各有侧重不同。

李闰主要参与了邓氏政治遗留的清除。

早在邓太后的政治晚年（其实际年龄刚刚四十而已），时为中黄门的李闰，就已经跟乳母王圣一道，着眼于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有所言语和挑动，并借此成功进入安帝的视线。史书上说：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宦官列传》）

通过对邓氏政治遗留的清除，李闰迅速获得了向上攀升的捷径，一路由中黄门而小黄门，小黄门而中常侍，升到了宦官权位的顶峰，成为继蔡伦之后，东汉第三位宦官封侯者，成了当时的宫中“红人”和要人。后来的大将军，时任大鸿胪的皇帝舅舅耿宝，为了李闰兄长的推荐之事，曾亲自跑去找太尉杨震托人情，并且说：

“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杨震列传》）

言语之间，很有点假传圣旨的味道（未必是假的），李闰当时的权势，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李闰的政治发迹过程，就会发现他跟之前郑众和蔡伦的路径有所不同。郑、蔡二人皆因为皇帝或皇后（皇太后）的看中而崭露头角，李闰则完全是靠自己的主动表现而出人头地。郑、蔡行动都属于上级指示和组织安排的性质，李闰则是自我捕捉机遇，带有自主创业型宦官特色。如果不是李闰的主动表现，安帝未必会给他一个什么特别的任务和安排，充其量不过是提供一个任其发挥的环境、机遇而已。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李闰，实在难以说出他本身的重要性和特色究竟何在，但在当时，放在东汉宦官日后的发展线上来看，李闰却是真正的起步第一人，王夫之说：“宦寺之终亡汉，李闰、江京始之也。”（《读通鉴论安帝》），这就是李闰的意义所在。显然，在东汉宦官发展与分化的道路上，李闰是个标志性的人物。

然而，出于某种不是很清晰的原因，李闰后来跟安帝的私人政治小团伙，有点渐渐疏离的意思。除了清除邓氏政治遗留外，在当时发生的诸多其它连串政治事件中，我们很少再见到李闰的身影，但这不是说，李闰就完全退出了这个政治小圈圈。

当李闰在政治上表现出趋于静态和有所止步时，江京的表现则大相径庭。从一开始在政治舞台上亮相起，江京就展现出一种彻底投身的姿态。从史籍记载来看，江京在宫廷政治中的起步，并不比李闰晚，却被李闰抢了先机。不过江京很快证明，我江京才是当今宦官第一人。江京继李闰之后，成为东汉宦官第四位封侯者，与李闰同时升为中常侍，并兼任了大长秋，成为宫廷之中地位最高、最具活力的宦官人物。

江京在官场政治中的快速崛起，显然跟他在政治作为上的积极姿态，甚至是激进表现有关。除杨震自杀外，——杨震之死，主谋推手是跟江京关系极为密切的中常侍樊丰。——江京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政治大事。他的身影出现在各个政治敏感和重要地带，是一个十足的政坛活跃分子。清除邓氏政治遗留有他，废除太子刘保，江京更是核心主谋之一。安帝南巡，路途驾崩，江京与阎皇后及其兄长阎显，还有樊丰等人一道，当即确立应对措施，成功摆脱“道崩”危机，将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帝。这就意味着，江京本人以无缝接轨的方式，由先前安帝政治小团体中的一员，转身成为以阎氏家族为核心的新贵集团中的一员，而且是铁杆成员和绝对核心，从而稳固了自己在风云变幻的最高权力场上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蔡伦和李闰、江京三位宦官放在一起加以观察，就能看出东汉宦官历史变迁中的某种演变，或者说进化的轨迹。蔡伦的形象基本是独来独往，其身上更多体现出专业和职业技能特色。到李闰时，除了带有越界性质的政治参与，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更多别的东西，然而相比于稍后者如江京、樊丰之流，李闰在政治上的表现与行为，又仍带有某种“前现代”或古典时期偏于保守和谨慎的特点，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知所进退（李闰后来的保命，当与此有关），跟江京等人把自己完全“扔”出去的做法，有明显不同。江京则已纯然是日后东汉宦官主流行为方式的楷模与范本，不顾一切、翻江倒海是他的基本行为特征，这是一个在宦官事业上狂奔迅跑的人，直到命丧刀刃之下。

从江京开始，东汉后期宦官的行为模式，开启了。

但孙程的出现，突然终结了江京异常活跃的政治生命。

《后汉书》对于孙程早先情况的介绍，只有一句：“安帝时，为中黄门，给事长乐宫”（《孙程列传》）孙程从安帝什么时候起为中黄门的？那时候李闰和江京又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能知晓这一点，或许会有助于我们对于孙程暴动的认识，可惜现在已无从推想了。我们只知道直到暴动时，孙程还是个中黄门。不过这里说的“给事长乐宫”，很明确是指邓绥为太后时的事。就是说，孙程和蔡伦曾经都属于邓太后系统的宦官，或许蔡伦还可以说是孙程的老上级和老领导。这样一来，李闰、江京等人参与主导的清除邓氏政治遗留，就有可能在孙程的心里埋下过阴影和痕迹。

因此，孙程领导的宫廷暴动（或者说宫廷政变），看似十分突然，其实并不突然。刘保的无辜被废，无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引线。而北乡侯的病危与病逝，则给了孙程一个绝佳的行动契机。

况且孙程是个敢想敢干、敢作敢当的人，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相当任性的人，但却不是个鲁莽用事的人，他像他的前辈郑众一样，“谨敏有心几”。在正史的记载中，孙程以一种带有电视剧情节的方式，策划、组织、实施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宫廷暴动。

同时，当时的宫廷状况，也是孙程挺身而出的重要原因。

后人对东汉宫廷，向有三大政治集团之说，所谓外戚、官僚和宦官。孙程暴动前夕，外戚一方不必多说，已是阎氏天下；官僚集团呢，自从杨震自杀和“来历抗议”失败，其遭受重创与无能为力的一面，就已显露无遗。此外，阎姬立北乡侯为帝，随即照例任命了一批高官，也使得阎姬当政期间，高层官僚一时万马齐喑，冷眼旁观成为普遍状态，更遑论有所行动。于是三方之中，只剩宦官，而宦官权势，尽在江京、李闰、刘安、陈达掌握之中，几乎整个宦官中上层，都已是阎氏一党或其同盟。即便不是公开站在阎氏一边的上层宦官，孙程也决不敢轻易贸然去向他们表明心迹。孙程所能试探联络的，只能是那些像他一样的下层宦官。一句话，孙程能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群众路线。孙程后来邀集起事的同志，除了长乐太官丞王国（也是下层宦官）一人以外，其余十七人，全都是清一色的中黄门。

这就使得孙程暴动，多少有了阶层对抗的性质。

《宦者列传》详细叙述了孙程暴动的具体经过：

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势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孙程列传》）

孙程他们一动手，上来就把江京、刘安、陈达直接砍死在刀剑下，没有丝毫的犹豫不决，这种做法在中国宦官史上，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如此斩钉截铁、干脆利落的政治暴力行为，我认为跟孙程他们的中黄门身份有关。

至于他们刚一动手，就率先直扑李闰、江京等人，说明，首先，李闰、江京一伙在敌对阵营中，居于核心和高端位置，对他们的攻击，带有直击要害，所谓“擒贼先擒王”的性质。同时，因为同是宦官，情况相对熟悉，信息掌握完备，也就更易得手。但更直接、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快速掌握、控制尚书台，只有这样，才能最迅速、顺利地确保济阴王刘保登基为帝。

结果他们成功了。

孙程暴动发生时，曹节应该是个十几、二十岁的青年宦官。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夜晚，他肯定在宫里的某个地方，经历目睹了这场宫廷巨变。因为《宦者列传》上说，“顺帝初，（节）以西园骑迁小黄门。”据此可以推断，曹节在安帝时期，就已是宫里的一员，否则没可能在顺帝即位之初，就由西园骑升为小黄门。因此，那个夜晚发生的那场前所未有的血腥冲突，一定给年青的宦官骑兵侍卫，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象。半个世纪后，我认为他说出了一句跟他早年记忆有关的话，这句话是：

我曹自可相食。（《酷吏列传》）

这话是曹节在王甫的惨死现场说的。

光和二年（179），司隶校尉阳球趁中常侍王甫在家休假的机会，把他弄进了大牢，并在牢里直接打死，然后，“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榜曰‘贼臣王甫’。”（《酷吏列传》）

这一幕，刚好被经过夏城门的另一位中常侍曹节看到了。曹节震惊、气愤得浑身发颤，一边抹泪一边说了一句：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同上）

曹节的话里有两层意思。

一是表达了物伤其类的痛心与愤慨，表达了一种身份与类别的认同，所谓“我曹”。“我曹”是东汉时的一个习惯用语，各种人都会说会用的，但东汉宦官对这个词的使用，还是给人留下了特别印象。余华青著《中国宦官制度史》里说：“由于宦官存在共同的生理缺陷，彼此之间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又说，“东汉时期，宦官的群体意识大大增强，宦官之间常以‘我曹’、‘我曹种族’相称。”这应该也就是范晔在《宦者列传》里说的“同敝相济”的意思。

东汉宦官对“我曹”的习惯使用，是其某种内在心理和主观意识不经意的流露，或有意识的强调。

说起东汉的三大宫廷势力，宦官的集团性无疑是最强的，这是东汉宦官最为突出的群体特征之一。东汉宦官把跟他们作对的官僚士人一概称为“党人”，发动过两次著名的“党锢之祸”，但“党”这个词，其实是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指责、攻击的通用词，也是当时和后世之人对东汉宦官的常见评语。《后汉书》等史书中，随处可见诸如“中官相党”、“专树党类”、“黄门协邪，群辈相党”之类对于宦官的指控，所以，要说“党”，宦官其实是最“党”的（这能不能说也是一种“党性”？）《中国宦官制度史》里一再指出宦官的这一特性，所用的词是“结党自固”，并说：“结党自固，是为历代宦官的通病。”

宦官之间的“结党自固”，除了基于共同的生理状况外，更与其职业特点和工作方式密切相关。

当然，宦官的所谓“党”，并不只局限于宦官之间，它同样是一种广泛的、跨身份同盟，但不管是怎样的同盟，宦官间的团结必然是其核心所在，否则任何所谓同盟，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东汉宦官之所以能在历次宫廷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除去别的原因，其犹如“群狼战术”的团体作战方式和能力，是其获胜关键之一。从李闰、江京的结伙到孙程暴动，都展示了这一点。曹节和王甫的联手，更是东汉宦官结合与合作的典范。基本上，在《后汉书》里，你看到曹节，就会看到王甫，反之也一样，他俩堪称形影不离。

所以，面对王甫的惨死，曹节会发出痛心疾首的悲鸣，悲痛于“犬舐其汁”！

但曹节话里还有另一层意思：自可相食。

东汉宦官虽然是个集体感（或者说团伙性）特别强的特殊群体，但不是说它就是铁板一块。所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差异，就有矛盾和冲突（现在的流行说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宦官虽然被割掉了阴茎，失去了正常男性的功能，但你不能因此说他就只有“党性”而没有人性了。宦官也是人，是人就有共同性。东汉宦官多次与外戚和官僚集团作殊死斗争，从而赢得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东汉宦官自身内部的分化与冲突，其频繁激烈与血腥残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和官僚、外戚的对峙与厮杀，往往也是毫不留情的生死之争，孙程暴动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谈论东汉宦官，谈论东汉宦官的分化与内斗，就不能不先看到东汉宦官团结性的一面，它构成了宦官相残的背景板。正是在对“我曹”强调的映照下，“自相食”的图像才会显得愈加清晰和醒目。所谓越是团结，越是强调团结的群体，其内部的分化与冲突，就越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也就越能看出其中的奥妙和深意。

“我曹自可相食”，这话好像是从曹节的嘴里脱口而出的，但脱口而出不代表就是信口开河，相反，那绝对是种有感而发，因为在曹节算得上高寿的一生中，他经历过太多宦官间的“自相食”（有没有看到蔡伦自杀？），距离他说话最近的一次，是郑飒之死。

这事跟曹节和王甫直接有关。

熹平元年（172年），在外征战多年的名将段颎回到京城。回来后不久，段颎就接手处理了一桩大案，所谓“勃海王刘悝谋反案”。这起案件的结果，是勃海王刘悝自杀，受牵连而死的超过了百人，其中有一名叫郑飒的中常侍。

在以往有关东汉人物（包括东汉宦官）的各种叙述中，郑飒充其量只是一个被顺带提及的名字，跟同样史上留名的那些宦官相比，郑飒是一个容易被后世读者忽视和遗忘的人，从没有人对他有过单独的留意和叙述，他的生死也从未引起过谁的兴趣。

既然郑飒是死于一桩“谋反案”，怎么又说是死于王甫和曹节之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一下郑飒其人，尤其是他跟曹节和王甫的关系。

郑飒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是陈蕃在灵帝即位初年（168）任太傅时，给皇太后的一封奏章中，其中有一句：

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陈蕃列传》）

郑飒的名字赫然在列，跟曹节、王甫并列一起，紧排在王甫之后。可见，很可能在灵帝即位之前，至少在灵帝即位之初，郑飒已是当时的出名人物，——被大家议论的、在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不过，他跟曹节和王甫的实际关系，仅凭这句话，还看不太清楚。

陈蕃上书后没多久，东汉历史上的重要一幕，“窦武、陈蕃之难”就发生了。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中，郑飒是个关键身影。

建宁元年（168）八月，当大将军窦武从侍中刘瑜那里得知形势有些不妙时，他先是任命了几位重要官员，然后就“乃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窦武列传》）

北寺狱是东汉时期专门由宦官管辖的监狱，桓、灵期间，曾经关押过大批所谓“党人”。现在，本是宦官关押“党人”的地方，宦官郑飒被“党人之友”窦武给关进去了。

陈蕃听说郑飒被抓后，立即说，“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意思是，这家伙抓到就应该立马杀了，还审什么审？！但窦武没有听陈蕃的，他让由他刚刚任命的小黄门山冰和尚书令尹勋、侍御史祝瑨一道审讯郑飒，结果郑飒在供词中说到了曹节和王甫。根据这一点，联系之前陈蕃给皇太后奏章中的那句话，我们可以推断，郑飒跟曹节、王甫等人，极有可能是确有来往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具体事实内容供出来，否则所谓供词，就只能是间接，甚至是想象、捏造之词了。

山冰、尹勋得到供词后，立即要求抓捕曹节等人，窦武则连夜将情况向内廷（皇太后和皇帝）报告。

结果消息因此走漏，宦官抢先发难。

曹节成为宦官反击战的总指挥和总舵手。他先是劫持了登基未久、此刻正睡意朦胧的汉灵帝。然后，以刀剑相逼，通过尚书台任命王甫为新的黄门令，——曹节没有起用被窦武免掉的黄门令魏彪，而是“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宦者列传》），可见两人关系，关键时候用关键的人，同时，这也就意味着窦武任命的黄门令山冰被作废了。新官上任的王甫立即带人赶往北寺狱，宣布逮捕尹勋和山冰。山冰拒不接受王甫的命令（两个新旧黄门令的较量），被王甫当场格杀，尹勋也随后遇害，关在牢里的郑飒被释放出狱。

然后王甫和郑飒一道，前去劫持了皇太后，“夺玺书”，这样就将皇帝和皇太后全都控制在了宦官手里。随后，郑飒连同侍御史和谒者等人，前往逮捕窦武。窦武反抗，当场射死使者，但郑飒却没事。最后的结果是，窦武和陈番等人悉数殉难，曹节、王甫和郑飒等宦官反击成功、大获全胜。

整个事件经过，我们看得很清楚，从头到尾，在几个紧要环节上，郑飒都是关键人物。在这次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关头，曹节、王甫和郑飒可以说是生死与共、携手并肩、力挽狂澜，王甫更是亲手将郑飒从北寺狱中解救出来，一道挫败、终结了窦武、陈蕃的致命图谋。事后，王甫和郑飒两人都升为中常侍。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可以确定无疑地说，郑飒和王甫与曹节之间，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鲜血凝成的关系（窦武和陈蕃等人的鲜血），这份关系，就是生死与共的关系。

但是没过几年，郑飒就死在了王甫（还有曹节）的手上。

从表面上看，郑飒的死，是由于卷入了“刘悝谋反案”，所谓：

初，迎立灵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抄征书，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数与悝交通。王甫司察，以为有奸，密告司隶校尉段颎。熹平元年，遂收飒送北寺狱。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飒等谋迎立悝，大逆不道。（《章帝八王列传》）

这里没有写到郑飒的死，只是说把他收送了北寺狱，——郑飒再次被送进北寺狱！一个宦官，一个有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高级宦官，前后两次被关进由宦官专门管辖的特种监狱，郑飒是东汉两百年里独一个，而且这次把他送进去的，正是上次亲手把他从里面救出来的（“密告”一句，清楚显示了王甫幕后操纵的形象）——但“谋迎立”和“大逆不道”两个词，已足以让人郑飒死无葬身之地。

《皇甫张段列传》则明确记载了段颎投靠王甫，诛杀郑飒之事。

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皇甫张段列传》）

这句话直接写明了，郑飒的死，背后主使是王甫。

王甫为何要置郑飒于死地？郑飒是不是因为卷入“刘悝谋反案”，从而导致了他的丧命？

这事暂且先搁置一下，回头再说。

“窦、陈之难”的夜晚，细心的人一定注意到了那个叫山冰的宦官，他拒不受命，被王甫当场格杀，显示了对窦武的誓死忠诚。

身为宦官，因为跟外戚的关系，死于其他宦官之手，山冰不是第一个。

像孙程暴动，从表面上看，很像是一场宦官间的冲突（发动者是宦官，首当其冲者是宦官，死的多的是宦官，宦官一被杀，大局就基本底定了），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一场宦官与外戚的冲突，作为外戚的阎氏家族，是冲突另一方的真正主角。因此，江京、刘安、陈达，以及小黄门樊登，可以说都是因为跟外戚的关系而死的。

宦官与外戚的冲突，是东汉宫廷政治的一个基本面相，从郑众协助清除窦宪起，这一脉络几乎贯穿了此后东汉的全部历史。同时，宦官与外戚的冲突，也是引起宦官之间龃龉、内斗的一道主要背景和导火索，孙程暴动是典型事例，其后的张逵事件和蹇硕之死，也应当归于此类。

孙程暴动成功后，东汉宦官迎来了新一次的发展机遇，也就是东汉宦官的第二次发展高潮。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首先十九名宦官同一时间集体封侯，就是前所未有的事（此前东汉百年，受封为侯的宦官，只有郑众、蔡伦、李闰、江京四人）。与此同时，史籍中有名有姓有事迹的宦官，一下子多出好多来，其规模与活跃程度远超李闰、江京和樊丰时期。如果说这只是表面现象，那么孙程死后，宦官养子袭爵成为定制，就必须看作是东汉宦官史的大事，它为东汉宦官今后的突破式发展，奠定了一项重要的制度基础。另外可证明宦官势力获得大发展的，是敌对势力不断发出的批评与指控声，从顺帝即位到“张逵事件”期间，先后有李固、张纲、王龚等官员，相继对宦官势力的膨胀提出质疑与批评，并引起了宦官阵营的强势回击。

宦官势力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发展，除了孙程暴动成功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平台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外戚的缺席，无疑也是原因之一。顺帝是在阎氏外戚被铲除的情况下登基的，即位时年方十一，四年后“帝加元服”，又三年后，立皇后梁氏。有了皇后，才有了当时意义上的外戚。这是自阎氏家族消亡后，当家外戚在东汉宫廷的重现。阳嘉四年，两件只相隔一月的大事接踵而至，分别是“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和“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孝顺帝纪》）。这样，孙程暴动后，原本几乎一直由宦官独占的宠信位置，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张逵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据《梁统列传》（附梁商传）记载：

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悉伏诛。

引文中的几个人名，除中常侍张逵、蘧政、曹腾、孟贲明确是宦官外，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和冗从仆射杜永，应该也都是宦官，这又是一起以宦官为主角的冲突事件。

站在后世旁观者的角度看，“张逵事件”有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奇异感。事件发生前，张逵等人向汉顺帝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却遭到皇帝明确、断然的否定。张逵等人的攻击目标，首先当然是外戚梁商，而梁商既是皇帝的“岳父”，也是皇帝亲自树立（以恳请的方式，详见《梁商传》）的辅政大将军，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完全不具有攻击性的人物目标。其次，张逵等人不敢直接拿梁商下手，就转而绑架、扣押了同为中常侍的曹腾和孟贲。孟贲的详细情况不清楚，曹腾又是何许人也？曹腾不仅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宦官政治家，还是汉顺帝当太子时的“读书伴郎”，“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宦者列传》）——张逵等人这不纯粹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张逵等在后宫中扣押曹腾和孟贲，这一劫持的目的到是什么？他们接下来想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除了迫使皇帝承认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外，也只有换掉皇帝一途了，这可能吗？这完全是一桩正常人干不出来的事啊！它似乎证明，自古以来的“宫斗”，有时就像大街上的“小三战争”一样，充满了盲目和冲动。不过要是联想到此前，已经有过窦氏、邓氏和阎氏外戚的强势崛起，他们最终无一不是被宦官所终结和清算，事情也就有了些可理解的地方。只是这副政治“吃相”也稍嫌急迫、难看了点，最后的结果是龙颜大怒，派一名宦官将张逵等人悉数拿下，然后全部处死。

这件事情标志着外戚梁氏的正式兴起和走向稳固，也标志着东汉宦官第二次高潮的至此结束。

梁氏的兴起，除引发张逵等宦官的拼命反弹外，还直接带动了宦官群体的分化。如上所示，曹腾、孟贲被张逵视为梁商的政治同伙，成为张逵等人的攻击目标。在更早前，也许是鉴于宦官势力的强大，新兴的梁氏家族曾主动向宦官人士有意示好，“而（商）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梁商列传》）。尽管曹节后来并没有在“张逵事件”中出现（全程目睹是肯定的了），梁氏兴起带来的宦官分化，已是一目了然，其后更一直延续到梁冀的垮台。

如果说“张逵事件”是一场事先张扬，且貌似盲动的“飞蛾扑火”，蹇硕的死，就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借刀杀人”，它的关键词是：出卖。

汉灵帝在临终前，先后把军事和托孤两项至关重要的事权，托付给了中下层宦官蹇硕。乍一想，这事着实有点让人觉得蹊跷费解。首先，事权与托付对象完全不相称，俨然一副“小马拉大车”的架式。其次，灵帝平日极度宠信的高层宦官都在，包括声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的张让和赵忠，著名的“十常侍”也都在，灵帝怎么偏偏会对小黄门蹇硕另眼相看，委以重任？不管怎么说，汉灵帝的这一终极选择，在他死后，将蹇硕与外戚大将军何氏摆到了针尖对麦芒的位置上，使双方处在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境地。当蹇硕没能在灵帝驾崩后的第一时间除掉何进，完成灵帝的政治嘱托，蹇硕随即发现自己已陷入危局。于是，势单力孤的蹇硕，开始向他的宦官阵营（“我曹”）求援，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援助，反而落入了最干净彻底的出卖：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何进列传》）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当然是宦官集体盘算的结果。

以郭胜和赵忠（还有张让）为首的高层宦官，基于自己个人与何氏家族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郭胜和张让与何家的私人关系，以及对于当时形势实力的判断，作出了自以为明智、务实的选择。相比于范晔略显概括的笔触，东晋袁宏的《后汉纪》留下了更具细节过程的叙述。当常侍们把蹇硕要求联手除掉何进的信件转给何进后，何进随即暗示众常侍跟他一道联手除掉蹇硕。当有人表示，“硕，先帝所置，所尝倚仗，不可诛。”郭胜的回答是：“进，我所成就，岂有异乎？可卒听之。”（《孝灵皇帝纪中平六年》）

经过这么一番异议和权衡，蹇硕的命运就此被决定。

有人说，托孤顾命者的命运结局多不太好，好像是真的。

“十常侍”的“反水”式选择和决定，除去与何氏家族的私人关系外，还有其它原因。事实上，何进最初并没有想要除掉所有宦官，何太后更是明确反对清洗宦官的计划。因此，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自然容易认为，如果出卖掉一个蹇硕，就可以换来跟皇后家族关系的和平与稳定，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宦官群体没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袁绍等人的背后撺掇下，何进最终还是选择了跟宦官集团来一场鱼死网破。（这是后话）

蹇硕遭遇突然袭击式的出卖，除了以上原因，是否还存在别的因素？蹇硕以一名小黄门被汉灵帝直接安放在权位顶层和核心位置，这对于那些一直饱受宠信、资历深厚、位居高层的宦官们来说，会引起一种怎样的心理反应，从人（尤其是宦官！）之常情的角度揣测，大概不难想象。政治原本也是一种情感游戏，嫉妒（信任）与排斥（合作）就像在爱情中一样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灵帝在世时，大家自然会懂得做人，一切均可顺其自然，包括携手合作，现在灵帝已死，还需要再给这个小黄门什么面子吗？

身份资历的畛域，新旧权贵的敌意，之前再怎么装作若无其事、相安无事，也总有暴露和发作的一刻。

何况是在这种生死关头。

窦武和陈蕃一死，窦太后就遭难了。

于是，这又牵动起宦官间或明或暗的风波。

熹平元年（172），东汉宫廷召开了一次隆重的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窦太后的下葬问题。

与会的有中常侍曹节、王甫，太尉李咸和廷尉陈球，以及公卿百官。

会议主持人是中常侍赵忠。

“窦、陈之难”后，曹节、王甫出于对窦武、陈蕃的仇恨，在事情过后的几年里，一直迁怒于已经失去权力、迁居南宫的窦太后。他们无视于窦太后曾经当过他们的“保护伞”，对窦太后不依不饶、百般设难。黄门令董萌为维护窦太后的权益，直接被曹、王二人下狱弄死。董萌死后不久，窦太后也死了。

窦太后死后，曹节和王甫依然百般刁难，先指使人“遂以衣车载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张王种陈列传》）；后又提出要按贵人而非太后的规格来举办丧礼，被灵帝给否定了。到下葬时，曹节、王甫又说要另葬窦太后，改以冯贵人与汉桓帝合葬，灵帝似乎不便再直接否定，于是有了熹平元年的专题廷议。

主持人赵忠在会上的表现，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据《后汉书》记载，廷议的过程是这样的：

廷尉陈球率先发言，认为皇太后理应与桓帝合葬。

赵忠一听，马上笑着说，陈廷尉应该把意见当场写下来。

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同上）

陈球立即写下一大段书面意见，否定了曹节和王甫的提议，赵忠看后，作出这样一种反应：

忠省球议，作色俯仰，蚩球曰：“陈廷尉建此议甚健！”（同上）

这话是理解赵忠在会上表现的关键，但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夸奖，是讥讽？还是另有它意？

经过陈球一番慷慨陈词和明确表态，会场上其他人也都纷纷表示赞同。曹节和王甫见状，当场跟众人争执起来，争执不了了之。会后，太尉李咸直接向灵帝面陈意见，灵帝听后对曹节、王甫说：

“窦氏虽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节等无复言，于是议者乃定。（同上）

算是一锤定音、尘埃落定。

那么，在这件事中，赵忠的立场到底是站在哪边的？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这段文字，所看到的白话注释本，基本都认为赵忠是站在宦官（曹节和王甫）一边的，认为赵忠对陈球所作反应，全都暗含讥讽和敌意。网说不宜为据，我们看看蔡东藩的《后汉演义》里是怎么说的。

在写到汉灵帝派赵忠监议时，作者特意用一行小字，以自注的方式插了一句：“用阉人监议，可见曹节等势力。”这话表明，作者认为赵忠充当监议，并不是，或不完全是，出自灵帝本人的意志。

赵忠看了陈球的书面意见后，《后汉演义》的叙述是：

惟赵忠面色陡变，强颜语球道：“陈廷尉创建此议，可谓胆略独豪。”

这句话基本符合《后汉书》原意，只是原文中的“蚩”字，被作者理解、转译成了“强颜”一词。

真正明确反映作者对原文理解的，是下面这段话：

球应声道：“陈窦已经受冤，皇太后尚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亦无不愤叹；今日为国直言，就使朝廷罪臣，臣也甘心！”这数语更拂忠意，顿时扬眉张目，欲出恶声。咸至是不能再忍，便起语道：“臣意与廷尉陈球相同，皇太后不宜别葬。”群僚听着，方才同声附和道：“应如此言！”忠自觉势孤，未便多嘴，乃悻悻入内。

这是完全把赵忠放在陈球、李咸等人的对立面了，但是对比原文可以看出，《后汉演义》这里对于赵忠的几处描写，只能说是演义本色，基本属于文学的夸张、想象和虚构。

这些都反映了蔡东藩对赵忠在廷议上表现的基本判断和理解。

这种理解对不对？我觉得大可商榷。

首先，灵帝特派赵忠监议，是不是出于曹节等的势力？而非灵帝本人意志，我觉得蔡东藩先生的断语，至少是缺乏依据的。

汉灵帝十二岁登基，到熹平元年（172）已有十六、七岁。这个岁数在今天，或许有人会说还未成年，但对一位古代皇帝来说，却早已不是年少无知的年纪。事实上，中国历代皇宫里的皇帝，普遍存在一种早熟现象，关于这点，史事多有，不烦例举。说到汉灵帝，据《孝灵帝纪》，建宁四年（171）——就是熹平元年的头年——正月，“帝加元服”；同年秋七月，“立贵人宋氏为皇后”，这都是灵帝成年的标志。因此，对于熹平元年汉灵帝作为皇帝的意志，我们不宜过于低估和无视。

更足以为凭的，当然是汉灵帝在窦太后生前身后所表现出的实际态度和行为。

“窦、陈之难”后，曹节和王甫对窦太后百般迁怒、不依不饶，但是灵帝始终有自己的看法和表现，“帝犹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宁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于南宫，亲馈上寿。”（《皇后纪下》）董萌为窦太后说话，灵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同上）。窦太后驾崩，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被灵帝直接否决。曹、王要将窦太后“别葬”，灵帝不得已启动廷议方式，特派赵忠监议，最后灵帝一番话，“节等无复言”，可以说，一切还是回到了灵帝的思维轨道上。

这些都说明，汉灵帝在窦太后一事上，有自己的主见，也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因此，特派赵忠监议，如果确应看作灵帝本人的意志，而非曹、王的势力，那么，作为灵帝特派员的赵忠，他能不能领会灵帝的用心？他有没有可能或必要去违背灵帝的用意？从而跑偏、走岔，站错队伍？

实际上，从整个廷议过程看，我们也看不到赵忠跟曹节、王甫之间，有任何的同声通气。别说这次廷议，就是在现有史籍记载中，我们也见不到赵忠与曹节、王甫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言语或实际交往。这次公派廷议，是赵忠与曹节和王甫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的集体亮相，这就不能不提醒我们，赵忠与曹节和王甫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实际关系？

把同为（同时为）中常侍的赵忠和曹节、王甫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我们能看出些什么来？

从年辈上说，赵忠应当比曹节要低，而跟王甫比较接近；从政坛出道的时间说，赵忠比王甫还要稍早些。

赵忠政治履历上的最早事迹，是他也参与了清除梁冀集团，不过不是作为核心骨干，只能算是其中的边缘人物，所以事后只是被封为乡侯，而不像“五侯”那样是县侯。

真正值得我们给予特别注意的，是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两件重大政治事件中，——“窦、陈之难”和“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都没有出现赵忠的身影，而曹节和王甫却是两件大事的绝对“主创”与领导，这说明什么？起码说明，赵忠和曹节、王甫并非是同舟共济、合作紧密的政治同路人。这一点对于我们辨明赵忠与曹节和王甫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赵忠的政坛出道时间还在王甫之前这一点。

此外，赵忠和曹节、王甫之间，——尤其是和曹节之间，还呈现出另一种差异，一种带有时代感的差异。在曹节身上，更多展示出的，是一种宦官政治家式的风范。如果暂且不将吕强这个特殊人物考虑在内，那么在整个东汉一代的济济宦官中，具有这种纯宦官本色的政治家风范的，首推（或者说唯有）曹腾和曹节二人。他们更多的精力与才干，体现在权力的经营与较量上。反观赵忠，虽然同样在政治权力上不甘寂寞、劣迹斑斑，但展现更多的，却是个钱字！——尤其是对于房地产（包括墓穴）的置业能力，简直到了傲视群雄、独步天下的程度。这种展现在权与钱之间的分别（这种分别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权与钱从来难分难舍），不仅是赵忠和曹节两个人的差异，也可以说是东汉前后期宦官群体的某种不同。从总体上看，前者更偏重于权力利益的争夺，后者则日益沉溺于经济利益的诱惑。（王甫则似乎两者兼具，带有过渡性质）

窦太后的身后事，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剩余纠缠和末了发泄，看不出有任何实际利益成份在内，因此对于赵忠来说，也就没有任何非要卷入其中不可的动力和兴趣。如果不是灵帝的特派，赵忠又怎会出现在这个场合？他又有多大必要，非要违背灵帝的旨意，而去附合曹、王的心意？

但灵帝的这次特派，对赵忠来说，却又是次难得的机会。据史书记述，赵忠在桓帝时被封为乡侯，后被“黜为关内侯”（《宦者列传》），是在灵帝即位后，赵忠才升为中常侍，并重新被封为列侯。赵忠再次被封为列侯的具体时间，已无法确知，但无论是在熹平元年之前还是之后，这次“监议”对赵忠来说，都意味着某种的“东山再起”。纵观两汉，宦官监议，乃是极罕见的事，因此对赵忠来说，就绝对是次特别的机遇和暗示。从史书所记载赵忠生平来看，正是从这次监议之后，赵忠的政治生涯就逐步变得热闹、亮眼起来，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除继曹节死后接任大长秋（宦官最高职位）外，更被灵帝宣称为“赵常侍是我母”。

在这样一个时刻，赵忠会不会不清楚自己的行动方向？窦太后一事，灵帝与曹节、王甫的主张，始终南北分驰，这是明摆的事，身为中常侍的赵忠会没有这道眼力？还是他会故意选择跟自己的前程背道而驰？

在此我们不妨把视野再放宽一点。

汉灵帝以河北乡下一个穷困的小侯爷身份，忽然被人接到京城洛阳当皇帝，我猜想他直到被迎进京城的那一刻，脑子里都是糊里糊涂的。对于这个尚在童年的小男孩来说，京城和皇宫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更别提复杂激烈的宫廷权斗了。可偏偏坐上皇位没多久，就碰上了“窦、陈之难”和“党锢之祸”，——前面说过，曹节和王甫是这两件事的主创人员。尽管“党锢之祸”在灵帝的手上延续了十几年，但从本源上说，“窦、陈之难”和“党锢之祸”跟汉灵帝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灵帝在起初一大段时间里，都是个懵懵懂懂被蒙蔽、被恐吓、被利用、被裹胁的被动角色（当然这不是说，汉灵帝跟“党锢之祸”就没关系了）。这是灵帝始终坚持要善待窦太后的原因之一，也是“黄巾起义”刚爆发，汉灵帝就听从了吕强等人的建议，果断终结了“党锢”的部分原因所在。

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准确、切实地看清灵帝与曹节、王甫的实际关系，大有帮助。

以往至今，一说起东汉，一说到汉灵帝，人们就会说到汉灵帝宠信宦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总体上看，这当然没错，只是稍嫌笼统。这种稍嫌笼统、一言以蔽之的概括，很可能遮蔽了一个不易察觉的事实，即汉灵帝对于宦官，——尤其是对那些居于政治核心和首要位置的宦官，有一种不断“取舍”，或者可以称之为“以新汰旧”的做法，请看下面这份名单：

侯览→曹节、王甫→吕强→张让、赵忠（十常侍）→蹇硕；

这些都是在灵帝即位以后，曾经红极一时、炙手可热，或鹤立鸡群的宦官人物，然而他们的最终结局，是这样的：

侯览（兄弟）自杀（172年）；王甫死于狱中（179年），曹节差点步王甫后尘，侥幸得以寿终正寝；吕强自杀（184年）；张让、赵忠及“十常侍”在灵帝临终前（189年）被弃置不用，身份偏低的蹇硕跃升为上军校尉和托孤者。

看清了这一演变过程，我们再来端详灵帝与曹节、王甫的关系，就会发现，熹平元年对于曹节和王甫来说，很有可能是个特殊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曹、王的势力达了旁若无人的顶峰，但也有可能从这年起，曹、王的势力出现了转折的倾向（跟灵帝的成年密切相关），——熹平元年的这次廷议，正好显露了某种端倪。当然它最多也只是个转捩，曹、王的势力会依据惯性继续有所伸张，还会持续一个过程，然而某种变化的苗头，已然悄悄出现。

如果真是这样，那灵帝特派赵忠监议，就不仅不是蔡东藩先生所说的，是曹节等势力的结果，相反，倒有可能是曹节等势力步入拐点的标志。

赵忠要想平稳上位、取而代之，他能不能洞察到这一时势？

最后，说起赵忠这个人，好像天生有种跟宦官（“我曹”）“过不去”的劲。蹇硕的死，赵忠是主谋之一，下面要说的吕强的自杀，赵忠更是直接的加害者，还带着一股赶尽杀绝的狠劲！

以为宦官就一定会站在宦官一边，这想法未免简单了点。

吕强，东汉宦官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个。

一个最不像宦官的宦官，而且，还是个中常侍。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五里，罗列了一堆他认为是贤者的（东汉）宦官，吕强也在其中，但这种泛泛的排列，并不能突显出吕强的特色。

吕强在东汉宦官里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我们注意到，吕强之外的东汉宦官间的冲突，绝大多数都带有突然性和瞬间性，甚至纯粹是单方面的，即其中一方事先完全没有意料，或来得急作出反应，事情就已发生或结束了。像孙程暴动、张逵事件、蹇硕之死、郑飒之死，莫不如此；王甫格杀山冰，也是发生在一场突发事件的背景下。至于赵忠在熹平元年廷议上的表现，如果确如本文所分析，它所展现的，也只是一种宦官间的自然分化，一种带有潜伏性质和代际特征、不动声色的隐形分化，内斗与冲突是完全谈不到的。

吕强的情况就大不一样。

吕强和其他宦官的矛盾与冲突，是完全公开和持续的，相互之间具有攻击与反击的性质。据《后汉书》的记载，至迟从光和二年（179）起，——有可能还要更早，——一直到“黄巾起义”爆发之初（184），起码在五年的时间里，吕强跟其他宦官的对立、冲突，始终是公开的，毫不掩饰，无所避忌。

也就是说，吕强跟其他宦官的对立冲突，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冲突性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几乎是孤本范例的经典标本。

说起来有些奇异，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从吕强拒受封侯引起的。

灵帝即位后，按照某种历史惯例，照旧给一些上层和重要宦官封侯，吕强也在其中，但皇帝的这份好意，被吕强给拒绝了，——东汉是个推辞的时代，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场都屡见不鲜，推辞的内容也五花八门，但宦官推辞封侯，吕强是独一个。——不仅如此，吕强还乘机发难，以上疏的方式，向自己身处其中的宦官阵营，甚至皇帝本人，发起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攻击。

臣闻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伏闻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及侍中许相，并为列侯。节等宦官佑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轘裂之诛，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继为蕃辅。受国重恩，不念尔祖，述修厥德，而交结邪党，下比群佞。陛下或其琐才，特蒙恩泽。又授位乖越，贤才不升，素餐私幸，必加荣擢。阴阳乖刺，稼穑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诚知封事已行，言之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谬，从此一止。（《宦者列传》）

这里对曹节、王甫和张让等人指名道姓的攻击，就先不说它了，像“宦官佑薄，品卑人贱”，这种明显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字样，也不值得惊讶，甚至交织其中对于皇帝本人的直接指责，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常态（考虑到吕强是名宦官中常侍，这些句子还是相当震撼而刺激），这段话中真正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是“有赵高之祸，未被轘裂之诛”，——一股杀气扑面而来！吕强上来就将对宦官的攻击音调，调到了最高点，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架式。

吕强之所以将对宦官的攻击，跟对皇帝的批评结合起来，在于他毕竟是宦官中人，深知宦官的权力与作为，归根结底来源于皇帝，宦官不过是皇权众多代表（代理人）中的一个，而且是最贴己的那一个。吕强对宦官攻击的同时，将矛头指向皇帝，分明有要斩断宦官权势之根的意图。

身为宦官，对宦官施以如此猛烈、决绝的攻击，吕强之外，别无他人。

吕强这种尖锐、强悍的发声，跟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吕强涌现的时代，东汉宦官的发展与分化（分化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宫廷之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譬如“太平道”）达到了最顶点，同时也是东汉社会政治矛盾总爆发的前夜。从某种意义上说，吕强和蔡伦分别处在东汉（宦官）历史的两个端点上，一个是即将爆发式展现的前夜，一个是即将爆发式终结的前夜。站在这个错综复杂、大厦将倾的历史节点上，吕强以自己的方式，从体制内部的最深处（最高处），发出了想要力挽狂澜的呐喊。

在此我们注意到吕强身上的另一个特点。东汉宦官之间的内斗与冲突，绝大多数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和背景，出于某种比较具体而明确的权益之争，如孙程暴动、张逵事件、蹇硕之死，以及其它等等，但吕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吕强与其他宦官的矛盾与冲突，起初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权力与利益的纠葛与冲突，——直到吕强的攻击触及、冲撞、损害到其他宦官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吕强与其他宦官的矛盾与冲突，基本是源于某种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属于思想的冲突，用今天的话说，属于“三观”的冲突。我们看看《后汉书》所引述的吕强上疏，就会明白这一点。吕强始终是站在朝廷、国家和社会民众的立场和利益，——而非个人的私利，来思考和发声的。

这就使得吕强看上去，不像一位典型的宦官，倒像一个标准的官僚士大夫，像一位官僚政治家，或政治批评家。事实上，吕强的确是东汉高层宦官中罕见的一位具有政治家胸怀、眼光和风范的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吕强字汉盛（寓意汉朝强盛）——所标示的，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爱国者，一位地地道道的爱国宦官，吕强在自杀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宦者列传》）

国家，是吕强念念不忘、念兹在兹的中心。

这一点，显然跟吕强的阅读有关。

东汉是个推辞的时代，也是个学习的时代，两者互有关联，且都蔚然成风。不过要说到宦官的学习和文化，尽管其中也不乏有知识、爱学习的例子，但总体来看，宦官的文化修养应该是偏低的，然而吕强又是个例外。在读书和文化修养上，吕强绝对说得上是一位鹤立鸡群的佼佼者，堪称饱读之士。从《后汉书》所引吕强上疏中，我们可以看出，吕强博览群书、引经据典、运用自如的一面。除直接引用《周易》、《榖梁传》和《尸子》外，文中用典还涉及到《诗经》、《春秋》（《公羊传》、《左传》）、《说苑》、《韩非子》等典籍（后来赵忠、夏恽指控吕强读《霍光传》，如果属于，那吕强的阅读物中就还包括《汉书》）。读这样一份上疏，我们会不由产生一种恍惚、疑惑感，这是一位宦官写的吗？难道它不更像是出自一位官僚士大夫的手笔？事实上，吕强的这份上疏，跟此前陈蕃的一份上疏如此相似，无论是内容、文字还是风格，都有惊人的雷同。这到底是源自“抄袭”？还是英雄所见略同？抑或出自别的原因？

总之，从《后汉书》提供的形象看，吕强不像是我们熟知的宦官中常侍，而更类似于李膺、陈蕃、朱穆、范滂一路的人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吕强犀利、刺耳、充满正义的措辞看，吕强非常近似于今天所说的左派激进人士，像一名宦官中的左翼斗士。如果把吕强放入东汉那批激进无畏、前赴后继、殉道而死的士大夫群体中，可以说绝无半点违和感。有人说北宋宦官中有一种士大夫化的倾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追本溯源，吕强就是开此风气之先的那个人。

说到吕强身上的士大夫气质，不能不说到吕强与“党人”的关系。

“黄巾起义”爆发前，尽管吕强言词激烈，对高层宦官，甚至皇帝本人，都多有抨击，但并没有直接明确涉及到“党锢”，只是在某些地方，以或明或暗的方式，间接侧面地显示出对“党锢”，或“党人”的态度，如上疏中的“放毒人物，疾妒忠良”，及“贤才不升，阴阳乖刺，稼穑荒蔬，人用不康”等语，都容易让人联想到侯览、曹节、王甫迫害“党人”的情形。吕强与陈蕃上疏的惊人雷同，自然也是惹人遐想的事例，甚至吕强的辞爵，都像是陈蕃辞爵的翻版。最后，吕强的死，也被挂在了“党人”的铁钩上。

如果说“黄巾”爆发前，吕强跟“党人”之间是一种隐晦而曲折的关系，在“黄巾起义”爆发后，吕强就直接明确地踏入了“党人”这个敏感险地。

“黄巾起义”刚一爆发，吕强迅速提出建议，要求“大赦党人”（《宦者列传》），并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党锢列传》）字里行间，透露出吕强对“党锢”一事的萦绕于心和深思熟虑。如果不是此前对“党锢”事件在内心抱有自己的看法，恐怕很难在“黄巾”爆发之初，就有如此知微见著、洞若观火的见识与话语。

纵览东汉一朝，宦官多次因皇帝、皇后（皇太后）和外戚的缘故，发生内斗与冲突，但在吕强之前，宦官之间因为官僚士大夫而发生冲突的情形，只有孙程廷上怒斥张防一例。吕强在“黄巾起义”爆发之初，立即提出解除“党禁”，不仅使他成为在重大历史关头影响时局走向的人，客观上也让他成为“党人”的同情者与解放者。

解除“党禁”，标志着延续了十几年的“党锢”的结束，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了对于“党锢”的否定，这就相当于直接冲撞了宦官集团的政治形象和利益。

更有甚者，吕强同时还要求对宦官大开杀戒。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帝问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宦者列传》）

这里说的“左右”，其实就是指宦官，所以这才会有后文：

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

吕强的提议，成为后来何进和袁氏兄弟屠戮宦官的先声。

这怎能不引起宦官的强烈反弹？

“黄巾起义”爆发时，王甫和曹节都已死去，以赵忠和张让首的“十党侍”，成为当时的集体首席大宦官，吕强的命运，将终结在他们的手上。

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构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宦者列传》）

“与党人共议朝廷”，现在已无法断定它的虚实真伪。灵帝虽然同意解除“党禁”，但这不意味“党人”就是个可以让他感到安稳的词，更让灵帝紧张、发怒的，自然是“数读《霍光传》”（李贤注：言其欲谋废立也），于是吕强没有因为在上疏中直批皇帝而死，却因为赵忠、夏恽的一句话，结束了他过于慷慨激昂的生命。

然而，不管吕强跟“党人”之间，到底有种什么关系，他为“党人”说过什么样的话，吕强始终是一名宦官，一名上层宦官。也不管吕强曾经对宦官发出过多么激烈、骇人的抨击言词，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吕强也不是要否定整个宦官群体，更不可能是要全盘推翻宦官制度。在袁宏《后汉纪》里，我们看到，“黄巾起义”爆发时，灵帝向吕强请教对策，吕强的回答是这样的：

上内忧黄巾，问掖庭令吕强何以静寇，对曰：“诛左右奸猾者。中常侍丁肃、徐演、李延、赵裕、郭耽，朝廷五人，号为忠清，诚可任用。”（《中平元年》）

既有需要诛杀的，也有“忠清，诚可任用”者，这才是吕强对于宦官的完整态度。吕强所说“五人”，在范晔的《后汉书》里，被附于《吕强传》之后，因此，袁宏的记述想必应该是可信的。

说到底，吕强与其他宦官的对立与冲突，仍然是宦官内部的对立与冲突。

最后说说郑飒的事。

说之前，有个人要被重新捡起来一下。

——樊丰。

前面说过，樊丰是安帝末年冲锋在前的三个宦官之一，是东汉宦官发展史上的先驱之一，但这个先驱后来消失了，不见了，樊丰去哪了？

他被他曾经是其中一员的那个政治团伙给干掉了。

安帝在路上驾崩，樊丰还跟着阎后、江京等人一起出谋划策，但回到京城后不久，就被除掉了。

（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夏四月辛卯，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坐相阿党，丰、恽、广下狱死，宝自杀，圣徙雁门。（《孝安帝纪》）

从上面引文可以看出，樊丰的死，是一场大清洗中的一部分，不是专门的个案。这场大清洗，是早先两个有所区别的政治团体，——一个以安帝乳母王圣为首，一个以安帝皇后阎姬为首，都是以女性马首是瞻——在其中一个（阎氏集团）攀上政治绝顶后，对另一个进行的“卧榻”式铲除，樊丰成为其中之一的牺牲品。

两个团体的倾轧，不是本文叙述的内容，这里只想关注一下，为何会是樊丰？樊丰跟其他几位宦官一样，起初也是王圣集团一员，但也同时穿梭于另一个集团之中，跟阎氏集团有过共同一致的行动。安帝“道崩”，樊丰也是核心谋划者之一，但为何后来李闰、江京，还有刘安、陈达等同为宦官者都安然无恙，顺利转型进入到阎氏集团，唯独樊丰作为其中宦官，被无情抛弃、铲除了？

这得在樊丰个人身上找原因。

如果说李闰、江京多少还有几分宦官政治人物的本色，樊丰所呈现出的，就基本是一副流氓宦官的形象了。

在当时发生的那几起重大事件中，——清除邓氏遗留、逼迫杨震自杀，废除太子刘保，这几件事，也被那个时代的人看作是难以忘记的恶行，——樊丰一件不落地全都参与了，而且还多是其中最为核心和首屈一指的罪魁祸首，成为一个到处冲锋陷阵的“马前卒”和“急先锋”。说来或许有些偏见，同样参与其中的李闰、江京，给人的感觉多少有些政治选边的味道，唯独樊丰（还有那两个同他一道狼狈为奸的侍中谢恽和周广），散发显现出的，始终是一种格调低下、行为卑劣的流氓无赖气息。此外，樊丰还曾诬陷尚书郎成世翊以“重罪”，险些致其于死命。樊丰积极为王圣修建宅第，有可能造成过大量人员死亡（见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一文），这真是个恶行累累的人物。

所以，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事过多年以后，我们看到，在杨震、虞诩、李固等人的上疏奏对中，说及安帝末年的乱象，他们都不约而同点出了樊丰的名字，却没有提及其他宦官。实际上，被阎氏集团清除掉的那批人，——以耿宝和王圣母女为首——基本上都是当时人眼中的“烂人”，而樊丰又是其中极为显眼的一个。

简单说，这是个招人鄙夷、厌恶的人。

尽管樊丰是被阎氏家族清除的，并不是直接死于其他宦官之手，但李闰、江京、刘安、陈达等人（还有小黄门樊登），后来都成了阎氏集团的成员，换言之，阎氏集团是一个有着浓厚宦官色彩的团体，因此，樊丰的死，就必然带有双重的内部清洗的性质，像蔡伦自杀一样，虽然未必是直接死于宦官之手，但在它们的背后，同样站着其他宦官难以袪除的身影。

樊丰的死，像一面镜子，能照出郑飒的影子来。

范晔坚持认为，所谓“刘悝谋反”，是桩冤案。

之前的司马彪也这么认为。

之后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这种说法可信，那么说郑飒参与了“刘悝谋反”，惹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范晔坚持认为，郑飒是被王甫“诬奏”从而被“枉杀”的。

若果真如此，那就值得追问一下，王甫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甫密告刘悝“谋反”，陷其于死地，还可以说是出于巨额资金没有到手的怀恨在心和挟私报复，以“诬奏”的方式“枉杀”郑飒，又是为何？他们可是曾经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友。虽然曾经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后来又相互撕咬、互捅刀子，自古以来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但王甫跟郑飒的故事里，又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原因和理由？

这也得先从郑飒的为人说起。

在史书不多的叙述中，郑飒的形象总是伴随着一些特别醒目的词语。

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数与悝交通。（《章帝八王列传》）

这里值得留意的是“并任侠通剽轻”几个字。

方诗铭先生在其《论三国英雄》一书中，多处对“任侠”、“剽轻”等词语，作了专门详尽的剖析。在汉代，有众多杰出或著名人物身上有过这种特色，不过用在宦官身上，郑飒又是独一个！

作为两汉常见词语，“任侠”一词跟今天的使用有所不同，不能说完全是贬义，但通常（尤其是东汉往后）情况下，它的贬义色彩越来越明显。“任侠”有逾越本份、不守规矩的意思；“剽轻”则有不管不顾、冲动型的含义，都是一种易于惹是生非的形象。试看《汉书》与《后汉书》里的两个例子：

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汉书谷永传》，又见于《汉书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文字为：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

同县孙礼者，积恶凶暴，好游侠。（《后汉书 朗顗襄楷列传》）

这样的例子，在两汉史书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出现在郑飒身上的“并任侠通剽轻”，跟同样用于描写郑飒的一句话，——“素狡猾尤无状”——在词义上有高度的近邻关系。

“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窦武列传》）

对于描写一个人的形象来说，“素狡猾尤无状”六个字，堪称有画龙点睛之效。“素”与“尤”两个副词，赋予了语气以极强的感情色彩。所谓“无状”，就是俗话说的“瞎搞没名堂”，“搞得不像话（样子）”，“胡来”、“胡作非为”等等。这种具有分明情感色彩的措辞，会是来自于距郑飒之死已有两百多年的范晔吗？我认为它更可能是源自于以往的史料记述，来自于距郑飒在时间上更近得多的人的笔迹，因此它也就有了更切实得多的可信性。关于这六字的描述，我们可以通过史书中对郑飒的其它描述，来一判它的实在程度。窦武、陈蕃意图铲除宦官，行动之初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郑飒（为什么？），这成为窦、陈向宦官进攻的突破口。陈蕃听到郑飒被抓后，当即说：“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另外，在桓帝时北军中候史弼的奏章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话：

是时，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险辟，僭傲多不法。弼惧其骄悖为乱，乃上封事曰：

……窃闻渤海王悝，……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有口无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吴延史卢赵列传》）

王甫说郑飒和刘悝有串通“谋反”的行为，我们或许可以暂且相信司马彪和范晔所说的，属于不实之词，但要说郑飒和刘悝压根没有来往，甚至像羽林左监许永说的，刘悝“处国奉籓，未尝有过”（《皇后纪下》），这就不是什么矫枉过正，而是纯属信口雌黄了。刘悝曾经有过“不轨之举”，并由渤海王降为瘿陶王，这是明见于史的。只不过说刘悝“吃一堑”，不长一智，会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两跤（又谋反一次！），这的确让人生疑、存疑。本文无意在此纠缠，只想说明，说刘、郑二人串通谋反，也许是虚妄的，但要说俩人完全没来往，就肯定是跑向另一边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一下《章帝八王列传》里这段话：

初，迎立灵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抄征书，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数与悝交通。王甫司察，以为有奸，密告司隶校尉段颎。

注意“而”字的使用，它极有可能表示，郑、悝之间，是确有“交通”，这一部分并非是“道路流言”，而可能是史书作者的客观陈述，因为只有这样，才有被王甫“司察”的可能，否则“司察”什么呢？由此我们判断，郑飒与刘悝之间，应当是确有往来的。

基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史弼的密奏里也出现了“剽轻”二字。尽管我们不能断定，它就是指向郑飒的，但它的确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郑飒，联想到《后汉书》中有关郑飒的那句“并任侠通剽轻”的描述，它跟我们已知郑飒的其它材料和描述，存在一种能够兼容和互释的关系。

假如以上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郑飒作为一名在当时社会上极为活跃、具有相当影响的知名宦官（公共化的宦官），他不但让清流型官僚如陈蕃（包括窦武和史弼）产生了强烈的痛恨感，必欲除之而后快！同时，郑飒还让他的同事兼同伙，同样产生了极其相似的排斥感，跟樊丰一样，这也是一个格外招人讨嫌的角色。

换句话说，郑飒有可能成了一个敌我共弃者（两度被敌我双方先后关进北寺狱），并最终被自己人彻底抛弃和清除。

第一次“党锢之祸”时，王甫曾在狱中被“党人”代表范滂打动，“愍然为之改容”（《党锢列传》），然而对于本是自己人（“我曹”）的郑飒，王甫却以“密告”“诬奏”“枉杀”的方式，将其一脚踹上了死路。

郑飒之死的直接推手是王甫，这二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个人关系？

“窦武、陈蕃事件”之前，王甫是长乐食监，郑飒是长乐尚书，同属皇太后宦官系统，可谓系出同门，且地位相等。“窦、陈事件”过后，王甫、郑飒同升为中常侍，再次成为关系近密的同僚。这种相互熟近的职务关系，在有些人那里，是关系亲密的理由，在另一些人那里，却可能是互为隐患的源头（两人之间有太多的知根知底）。郑飒的狱中供词，直接暴露了这一点。王甫跟刘悝的政经交易，肯定是一件不适宜见光的私密事，但郑飒就有可能门清此事，这不但符合我们推知的他与刘悝的关系，更符合他那“任侠”、“剽轻”的为人和性格，而郑飒偏偏还有张极不牢靠的嘴，他在被窦武关进北寺狱的第一时间，就把王甫和曹节给“吐”出来了。

这种行径在任何时代和政治团体中，都属于可耻的变节和出卖，何况是两汉。

两汉时代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自杀的人特别多，———特别是官场（广义的官场）自杀，其中很多人——包括宦官，如蔡伦和吕强——都是在被捕前，或坐牢时自杀。即便没有选择自杀，很多人也因至死不屈，在牢里被打死（如王甫父子），但郑飒却是一审就招的货，招的还是曹节和王甫，当时宦官界的核心领袖人物。

这笔账，就算当时不被清算（有可能被延迟知晓），事后曹节和王甫会放过他吗？

曹、王可不是善茬。

郑飒之死发生在“刘悝谋反案”的背景下，所谓“刘悝谋反案”，又是由刘悝与王甫的私人交易引发的，直观地看，这事不仅跟郑飒无关，跟曹节也无关，但我们却在“刘悝案”的背后，看到了曹节的身影。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余日。是时，中常侍曹节等，共诬白勃海王悝谋反，其十月诛悝。（《续汉志 五行一》）

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诛之。（《宦者列传》）

这样一来，郑飒之死，也就跟曹节有了间接或直接的关系。

曹节的陡然出现，除了再次显示曹、王二人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外，似乎也在暗示，郑飒的死有可能牵扯到了更大、更深的宦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