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宝马改灯店哪个好】同时，从深圳保安出发26年后，他们俩的命运大不相同

罗泽军(左)和陈文。新京报记者王伟照片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1993年，两名年轻人几乎同时离开家乡，抵达深圳开始打工。罗泽军，湖南衡阳人，26岁。另一个是陈文文，安徽泸州人，22岁。

罗泽军在家乡打工，有一份让别人羡慕的工作，他在考虑深圳，寻找他理想的城市。陈文文说，他是为了逃避贫穷而“脱硫”的。

他们去深圳的第一天是保安。命运相似，但不同。26年后，梦想理想城市的罗杰君工作到60岁，计划交15年的社会保险，回到家乡养老。(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陈文文开了自己的修理店，深圳有三栋房子，他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年纪大了可能不会回老家养老，深圳也是他的异乡和新家乡。

离开家是为了淘金的梦想

在老家的时候，罗泽军把村民们羡慕的工作岗位——作为铁路上的装卸工，那是代替半工半农的父亲的位置。在世代务农的村民眼里，尽管他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但这可以说是进城了。(莎士比亚)。

装卸工人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城市里想做的人太少，才能在农村招聘临时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村民们在宿舍、食堂、上下班、旱涝保收、不看上帝脸色吃饭的好条件下，只能出一点力，还能干什么？(莎士比亚)。

但是对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来说不是这样。当初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新鲜感和对城市的憧憬在每天的体力劳动中迅速消耗殆尽。(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天堂》)罗帝君认为这不是他想象的城市，也不是他想象的生活。所以他辞职南下，到达了深圳。“人们说深圳到处都是金子，我来了，”他说。

在深圳，罗帝君很快找到了他的第一个上班族——保安。这个工作很轻松，每天到处走走就行了，而且工资也比家乡高，他觉得对。

一口气从安徽跑到深圳的金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从‘脱硫’中走出来，家里的生活实在太难了，只能找到一条活路。”

但是现实给了他第一堂课。到达深圳后，他有22天没有找到工作。整整22天，他一直呆在表哥的宿舍里，不能出门。没有工作就不能临时居留证，也没有临时居留证，那个年代是“三无者”。将被发现并遣返。

22天后，陈文文终于得到了工作，也是保安。那是当时闯入深圳的少年们最理想的职业。穿着保安服，没人会调查的。当然没有遣返的危险。

第一次修自行车，补了三次轮胎

在南下打工的年轻人中，罗泽军和陈文文都被认为是“高学历”，都是高中生。不同的是，罗泽军高中没有毕业就在家乡工作，陈文文在高考前夕打工。

在家乡，罗泽军的家庭条件还不错，父亲一直是半工半农，在村里被认为是“体面人”。陈文的家更难。父母、哥哥都是地道的农民。高中毕业考试后，很多同学在准备高考。陈文要考虑自己的未来。“我们学校高三有两个班，每年有两三个人能考上本科。大学中学只有10所左右。我的成绩一直在二三十人左右，但家里的情况不允许我再读。”

保安的收入不低，但对真题来说不够。他不仅要在宣传上立足，还要给家里一些补贴。“那时我想多赚点钱，表哥告诉我。晚上下班可以出去修理自行车。我没修过车。第一次补充孩子，第三次补充才能补充。”

不久，陈文发现很多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晚上去夜校，他认为这是一个弥补不能上大学的遗憾的机会。所以他报了夜校，学会了修车，学会了修车，而不是修自行车。

到目前为止，罗杰君后悔年轻时没有学到手艺。那个时期深圳到处都是夜校，但罗帝君认为保安工作比家乡做装卸工人好得多。甚至大多数都比在深圳打工的人好，而且在深圳认识了同一个打工的妻子，两人的收入远高于家乡的同龄人。

在最困难的那一年，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卖血。

与家乡的同龄人相比，罗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读了一半高中就代替了父亲的工作，之后来到深圳打工，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不低，认识了同样打工的妻子。到了2000年，他在家乡的村子里买了地，建了一栋房子，一共花了10多万韩元。“那时还是很漂亮的。可以说是"义金归乡。"他说。

陈文文的生活不如罗杰君舒服。当了一年保安后，他遇到了比他晚一个月在深圳打工的妻子，当时妻子正在服装厂打工。

不久两个人结婚了，之后他跟着妻子去娘家九江，在那里继续学修车，但很快就觉得当地的修车厂还是太低了，到了南京。(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女人》)白天要在4S店当学徒，晚上要去夜校学理论，有时要出去打工。

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岗位，陈文文再次回到了深圳。“当时压力太大了。父母哥哥在家生活很困难。有时候我帮了点忙。我也有孩子了。妻子不能从娘家带孩子出来打工。完全是我一个人。”陈文说。

1996年，陈文的妻子怀了第二个孩子，回到了回乡的娘家，孩子的脐带感染了，住进了医院。

最需要钱的时候，我打两份工，白天在4S店，晚上去海鲜市场做搬运工，在太阳出来之前，运到市场的海鲜都要搬完，每晚能赚20元。搬完之后到早晨上班，还有三四个小时可以睡觉，就睡在市场里”。

即便如此，钱也远远不够，每隔一段时间，陈正文还要去卖血，每次400cc，可以得到200元，这等于他在修车厂一个月的工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陈正文在深圳苦熬，妻子在老家的医院花了几千块钱，但孩子最终还是没保住。

那一年，陈正文没有想过未来，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罗泽君想过，但他的未来里，没有深圳，“打工的，总要回去，所以才在老家盖房子”。

罗泽君后悔年轻时没学个手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干了十年保安 他被老板辞退了

1998年，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之后，陈正文一家人又在深圳团聚，他们打算重新开始。陈正文在宝马4S店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到街边去摆地摊，卖点儿闹钟、扎头绳之类的小玩意儿，妻子则开了一个小卖部。

“那时候，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地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了”，陈正文说。

罗泽君依旧过着日复一日相同的生活，他还在做第一份工作，只是职位从物业保安换到了岗亭保安。他的大女儿刚刚出生不久，送回了老家，父母帮他们带孩子。罗泽君住在保安宿舍里，妻子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周相聚一两次，春节回家，是他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

陈正文渐渐干出了些名堂，他喜欢学习，即便最难的时候，也会抽出时间看看书。后来，因为城管查的严，不让摆摊了，他就开始学写修车的文章，投稿给维修杂志。

慢慢地，在修车行里，陈正文有了点儿名气，开始有人找他创业、合作。“以前有过艰难的经历，我不太敢放弃稳定的工作，但后来，有一个相熟的老板，说想开个修车厂，让我帮他管着，不算合作，我还是拿工资。我觉得也不算冒险，最多算是‘升职’吧，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他说。

就在陈正文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时，罗泽君失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干了差不多十年吧，快到十年的时候，老板辞退了我们，因为他不想和我们签无固定期合同”，罗泽君说。

按照《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满十年，或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合同之后，就必须签订无固定期合同，这意味着用人单位不能随意辞退员工。而对罗泽君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十年，几乎是一个过不去的门槛。

第二份工作，他也没干满十年

干了十年保安，没有五险一金，走的时候，公司依法补偿了罗泽君十个月的工资，每个人800多元，一共不到9000元，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罗泽君需要一份新的工作，但他已经30多岁、没有一技之长，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和20来岁的小年轻们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罗泽君想过回家，但回去之后，才发现，在老家找一份工作，远比深圳要难。不得已之下，只能再次回到深圳。

不久之后，罗泽君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酒吧保安，兼服务员。这份工作同样没有社保，但工资比之前要高，每个月3000多元，管住不管吃。罗泽君在这里又干了近十年。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危机感了，想换个更有前途的工作，但这很难，我没手艺，而且家里负担也不小，承担不起丢工作的风险，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罗泽君说。

2009年，稳定了差不多十年的陈正文，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当时帮那个老板开修车厂，但因为想法不同，有些干不下去了。家里人就说，不如自己干吧”。

十年之后的陈正文，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打工者，在深圳安家落户，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还单独管着一家汽车修理厂。这是罗泽君渴望而不得的稳定生活，但对陈正文来说，却并非不可以舍弃的。

凑了20万元，陈正文盘下了一家正要转租的修车店，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自己创业，和给人打工完全不一样，压力特别大，我们这样的人，在深圳是没根的，一旦失败，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了。但我老婆跟我说，没事儿，大不了把房子卖了”。

陈正文的妻子在店里忙碌。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创业十年，没钱了就让老婆回娘家

开始创业的陈正文，似乎不能再算是打工者了，甚至他的身份，也不再是农民，而是在深圳引进技能人才时，落户深圳，成了一个真正的深圳人，但陈正文觉得，创业的日子，比打工更难。

“我觉得我算挺幸运的，创业当然比打工要有风险，但好在第一个月就盈利了。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只要你把事情做好就成，不存在歧视外地人的问题，好好干，总有回报”，陈正文说。

经历过最难的日子，陈正文觉得，生活总会越来越好，但创业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多年的经验，仍不能保证生意一帆风顺。

“有过困难的时候，当时我就让老婆回九江的娘家，娘家虽然条件也不好，但种地的人，总是饿不着。她回去以后，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个人睡大街都行，总能想到办法”，陈正文说。

创业五年之后，生意逐渐稳定，陈正文又换了一个更大的店，这个店接近600平米，只修两种高档车，规模不算大，但专业程度不低。“现在算是挺好了，房子没卖，还添了两套，孩子们也长大了，不会再有让老婆回娘家的情况出现了”，陈正文说。

陈正文买第三套房子的时候，罗泽君正在找第三份工作。在酒吧干了近十年，这回老板没有辞退他，他自己辞职了，“工资太低了，十年前的3000多不算低，但十年后，我四十多岁了，要自己上社保，每个月1000多，剩下2000多，能干什么呢？酒吧老板挽留过我，但他不可能给我上社保，也不可能涨太多工资，我只能走了”，罗泽君说。

罗泽君的第三份工作，还是保安，不过这回总算比较正规了，公司和他们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也给他们上社保，工资也不算低，一个月近4000元，“这个年龄，知足了”，他说。

深圳仍是年轻人梦想打拼的城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归居田园？还是留在城市？

再有几年，罗泽君就到了退休的年纪，26年前，他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寻找他想象中的城市和生活。26年后，他只想干到退休，回家养老。

“我自己上了十多年的社保，现在公司也给上，到我60岁的时候，上满15年可以拿养老金，那时候就回家”，他说。

在老家盖房子的那一刻起，罗泽君就没有想过要留在深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罗泽君居然用了一句网络用语向记者形容他的处境，他说，“来深圳这么多年，找第一份工作时，让人卖猪崽一般的给卖了，一直到现在，换过两次工作，但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保安这个工作很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敬业就成，其实对我来说，也不能不敬业，快60岁的人了，不敬业哪儿还有工作的机会呢？”

对陈正文来说，不存在去哪里养老的问题。他说，“未来回老家养老也不是不行，但可能性不大，我们一家人，户口都已经落在深圳，这里有家有业，回老家连个朋友都没有，恐怕没有在深圳舒服”。

陈正文觉得，自己离退休还很远，他的事业也才刚刚起步，远没有到放心退休的时候，“市场变化很快，随时都要学习、总结，要能跟上时代”，他说，“现在我们还在学习互联网营销，也在直播网站上宣传我们的店。以前埋头干活就成，但现在这个时代，还要学会推广，学会维护客户”。

当年和陈正文一同出来打工的朋友，有人生意已经做得很大，有人的收入依旧微薄，在陈正文看来，他的这份事业已经算不错了，“细水长流，和我的经历很像，我打工26年，就做了一件事儿，修车。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坚持。以前在南京的时候，想上南京农大机械工程学院的夜校，报名费要450元，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200元，而且是家里最难的时候，我没钱报名，把我同学上大学的费用都借来了，每天夜里骑1个多小时单车去上学，下课又骑车回来，但我没放弃过。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未来会自己创业，只想着多赚一点儿钱养活家人”。

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罗泽君的妻子已经回老家，照料年迈的公婆，两个女儿原本都在深圳打工，去年，大女儿成婚后，回到家乡打工，如果留在这里，未来孩子上学，将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如今，只剩下罗泽君和小女儿还在深圳。

打工26年，罗泽君说他是“稀里糊涂”过来的，“我不后悔出来，但后悔年轻时没学个手艺，不然也不用干一辈子保安，现在年龄大了，身不由己了。”罗泽君的两个女儿中，大女儿学工商管理，小女儿学服装设计，“也算是有点儿技能吧，年轻人必须要有技能，还要学得精通才行，否则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他说。

陈正文的父母和哥哥还在老家，仍在务农，两个孩子，老大已经大学毕业，老二上大三。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不过我的孩子和一般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最难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妈妈在乡下生活过，我创业的时候，老大刚11岁，那时候特别忙，我们两个人几乎照顾不了家里，老大在家里给老二做饭，所以他们从小就很自立”。

陈正文觉得，他现在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农村，因为有了互联网，反而不怎么出去社交了，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到店里一呆就是一天，晚上6、7点回家，11点多睡觉，很有点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意思。“小孩也长大了，房贷还完了，没什么压力，能生活就成，现在的我，就想做点儿事情，而不是非要把生意做到多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没什么压力”，他说。

陈正文觉得自己离退休还很远。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故乡？还是他乡？

第一次给罗泽君打电话时，罗泽君并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混了20多年，混了个灰头土脸，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觉得他的经历，并不代表那一代农民工，“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的经历也没什么特殊的”。

对于深圳来说，他是一个停留了26年的过客，从20岁出头，到接近60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这里，唯一的成果，可能就是他在镇里盖的那栋房子吧。那是当初他和妻子打工七年一起攒下来的家底，如今，他的妻子已经回去了，他终究也要走，回到他生命中的起点，回到那个他曾经逃离出来的地方。对于他来说，深圳永远都是他乡，永远不会变成故乡，“我们不适合这里，没有房子，养老金也少，老了以后，不可能在这里生活”，他说。

如果以现在结果看，或许会觉得陈正文是人生赢家，罗泽君泯然众人，但如果人生真可以交换，曾经的惨痛，不见得有人愿意重来。谁的人生更加美好，不好评判。

陈正文的打工生涯，是另外一种模式，他吃过罗泽君没有吃过的苦，也承受过罗泽君没有承受过的压力，他是“逃荒”出来的，没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每到艰难之时，只能让妻子回娘家，没人帮助他们，没人体谅他们，只能靠自己，拼出一条生路。

陈正文离开过深圳，但最终又回来了，在10年前，他还是一个真正的打工者，但10年创业之后，他完成身份的转换，不再是农民工。

陈正文修车店里有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他是第二代打工者，他说，“我们老板可厉害了，有三套房子，每套值几百万”。但陈正文却说：“我不知道当年出来是对是错，也不知道是得是失，别人听我说这话，可能觉得矫情。但谁想过我们究竟经历过什么呢？那时候，我每天打两份工，还要卖血，夜里还要在海鲜市场干苦力，干到凌晨3、4点，就地睡一觉，天亮了醒来接着上班。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谁又能说得清得失呢？”

采访陈正文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在店里，记者本想采访她，但说起过去，她只是默默地流泪，不肯说一句话。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牵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