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骏瑞宝正时皮带怎么对】汉文帝霸陵，为什么在白鹿原？

马英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事业重要进展工作会议，确认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墓主人就是汉文帝。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符合西汉最高级别墓地规格，周围分布着窦皇后陵、朴泰厚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是汉文帝霸陵。

上一次报告《真正的汉文帝霸陵确认！》

本文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英研究员对汉文帝霸陵地选定的研究。在他看来，汉文帝霸陵放弃魏北朝陵区而选择白鹿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受到“昭武制度”限制而被迫不埋葬，而是为了解决毛朴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守护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同时，问题的个人情感因素也影响着霸陵的位置。

2011年，笔者与楚南峰一起执笔《西汉帝陵选址研究》，系统分析了西汉帝陵的位置受到传统丧葬、风水思想、政治状况、皇帝个人好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这是西汉帝陵地普遍规律，具体到各帝陵地位置，与陵州自身情况密切相关，本文主要讨论汉文帝霸陵选择白鹿原的主要原因。

霸陵区外景

01

汉文帝是汉高祖庶子，公元前180年登基。当时，高祖和惠帝已经埋在咸阳院，形成了赵陵区。问题反而是放弃了这里，选择了另一个新的地皮建了霸陵。四中经纬、事务明才、后世学者有很多研究考证，其观点不是两种。第一，西汉帝陵是按照小穆排列的，问题是继兄弟后立的，其墓志铭和惠济陵都是无为的，不能安排，所以只能另开新址[2]。第二，西汉帝陵没有昭武制度，问题霸陵选择白鹿原主要是个人原因[3]。

这两种观点都涉及到昭武制度，据文献记载，先秦时，这种制度也多用于宗庙[4]和墓地。《周礼春官冢人》:“掌握墓地的坟墓之地，辨别其配角的画，先王的葬礼中，以所作所为为左右。”[5]考古发现根据“昭武制度”确定了位置，只有陕西凤翔马家庄1号建筑群的遗址有点意义[6]。但是没有发现墓地的例子。

汉文帝时，为了规划祖先陵园陵墓，丞相韦贤成提出按照“小武”规划宗庙。“新宇认为，高帝定天下，应该成为皇帝太祖的坟墓，不破坏细节，太后都要破坏。这个宗庙在别的地方，所以苏武没有定顺序，而是要进入太朝墓，依次举行苏武耶礼。[7]这里明确强调的是宗庙，何况韦氏名言当时的宗庙也是“小武不纯”，更不用说陵了！因此，西汉帝陵不可能有昭武制度，汉文帝霸陵的选址还有另一个原因。

笔者认为，汉文帝霸陵地白鹿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解决朴泰厚的葬礼礼仪问题。第二，政治需要，即教授交通要道，保卫东方诸侯。第三，问题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

02

汉文帝离开咸阳院赵陵，区分其他地方举行葬礼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解决莫博太后的葬礼礼仪问题。

据史书记载，问题的母亲朴氏原是真末伏立的魏王豹妾妃，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魏王豹去世，刘邦看了《朴喜色，朝内后宫》[8]。问题登基后，朴某被尊为皇太后，其陵墓礼仪问题当然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刘邦已被葬在长陵。古代有“夫妻一体”[9]“生死相恤、坟墓相宗”[10]观念、葬礼风俗、西汉也有后宫相庙陵的制度规定[11]。何况刘邦已经埋葬了戚夫人、夫妇等长陵[12]。因此，按照常识，朴某应该葬在长陵，和祖先在一起。

江村大庙

在中国古代，坟墓是墓主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迹，反映了墓主的终极地位和最后的荣耀。《周礼春官冢人》年：“将爵士等封为山丘的道及其树数。”[13] 《吕氏春秋孟冬纪》还说“永久土的大小是高、大、低、贱的等级”[14]。因此，坟墓不仅仅是埋葬死者的地方，还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被尊称为皇太后的朴某的坟墓并不是小事。它是用什么法规建造的？不仅是朴某本人的最终地位问题，还会影响问题继承韩室的正当合法性，所以不能粗心大意。但是吕后已经和正妻高调合葬，张陵不可能出现两个皇后能，朴想埋葬张陵，但只能以贫宫的身份下葬。这样一来，其墓葬限制将大大降低。

汉初应该对葬礼有制度性的规定，《史记》说：“高济鹏、孝惠登基后，叔孙生‘先济源陵墓，君臣不熟’。”迁移太常见，制定宗庙义法。”[15]张家山汉简出土《葬律》 [16]。在汉经济时期，武源侯伟没有伤害到“坐下来问法，战胜了国家”。[17]汉爱帝奶奶傅绍仪以皇夫人后身份强行合葬元帝卫陵，根据普通贵族大臣的等级，不得不使用“甲”字状坟墓[18]

考古资料显示，西汉帝陵区只有皇帝和皇后的两个墓是主墓，其墓型是带有四个墓道的“啊”字形。

地面有高大的封土(一般在30米左右)，陵墓周围有大量外藏坑。其他嫔妃姬妾、贵族大臣的墓葬规制则一般是“甲”字形墓葬(个别为“中”字形)，封土高度10多米，大多无外藏坑。

江村大墓墓葬

如果薄氏要入葬长陵，大概只能以后者的规制修建陵墓。这样的墓葬形制，明显贬低了已被尊为皇太后的薄氏。倘如此，我们勿作他论，仅从情感上来讲，文帝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史书记载，薄氏进入汉宫之后，“岁馀不得幸”，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代王刘恒生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至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的七八年间，按理说，他应当有机会与父亲一起生活相处。但问题是其母薄姬“希见高祖”[20]。在古代皇家，母以子贵，同时，子也以母贵。既然母亲被冷落，儿子恐怕也是“稀见”父面。偌大的汉宫中，母亲薄氏是年幼的刘恒唯一的亲人和依靠。

薄氏母子当时的处境凄冷，却也因祸得福，“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21]从此，薄氏母子在边鄙之地——代国相依为命，互为慰藉。期间，“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代国虽僻远，但王府侍女应不缺少，刘恒亲力亲为，以王者之尊服侍母病达三年之久，其心可鉴!诚如爰盎所言：“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22]足见刘恒对母亲的挚爱与至孝。他因此被后世列入“二十四孝”，世代传颂。古人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23]文帝绝对会以最高的礼仪修建母亲的陵墓，以尽最后的孝道。

在汉文帝之前，秦昭襄王嬴稷的情况与其颇为相似。嬴稷是秦惠文王的庶子，“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琇氏，号宣太后。”[24]“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曰羋八子者是也。”[25]关于秦昭襄王的父亲惠文王、兄长悼武王的葬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有学者研究认为，他们可能葬于咸阳原秦都咸阳以西[26]。但昭襄王并未随父、兄葬在咸阳原上，而是在咸阳以东另辟陵区，“葬茝阳。”[27]其母宣太后作为秦惠文王的嫔妃，也没有祔葬公陵，而是随子“葬芷阳郦山。”[28]

前朝旧事，文帝应该有所耳闻。仿照秦昭襄王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文帝霸陵离开咸阳原祖陵区，另择新址。其母薄氏则以“近孝文皇帝霸陵”[29]为由，顺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后之礼营建陵墓。薄氏丧葬礼仪问题迎刃而解。

03

汉文帝以别葬他处的办法解决了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但霸陵选址白鹿原却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汉初，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东方的政治势力，即六国旧贵族和异姓诸侯王；其二，北方的游牧部落，即匈奴。为了消除这些威胁，汉朝的建立者高祖刘邦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面对异姓诸侯国这一明显的威胁，刘邦在被迫分封不久，就确立了逐一翦除的方针，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到他去世前，几乎将其消灭殆尽，这个威胁可以说基本消除。但六国余孽妄想复辟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另外，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因为实力不足，无法消除，后虽以“和亲”的办法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匈奴仍不时南侵抢掠。这些问题，汉帝国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彻底解决，只好采取防范的措施来化解。皇帝陵墓的选址必然会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因为其附设的陵邑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防范手段。

汉高祖刘邦将陵墓建在与京城长安仅一水之隔的咸阳原上，“长陵位于长安正北，控制着北向甘泉宫的驰道。由甘泉宫所在的云阳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边长城防线。”[30]因此，汉高祖刘邦在此建设陵墓，设置陵邑，徙民移居，等于在京城北侧设了一道缓冲的防线。此后，汉惠帝安陵又建于长陵西侧，同样也设陵邑，迁徙民众。此举不但加强了京城长安正北的防御力量，也能起到缓解来自西北威胁的一些作用。马正林认为：“西汉王朝把陵区选择在咸阳原上，除讲求‘风水’外，封锁交通要道、保卫国都长安也不能不是考虑的重要问题。”[31]汉初，匈奴多次南下抄掠，其前锋甚至直抵雍城(今陕西凤翔县)、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北)一带，直接威胁长安。在长安北首的咸阳原上建设帝陵，并设置陵邑，大批迁徙关东的六国旧贵族，将之置于京城眉底，严密监控，后患自然消除；另一方面数十万人迁居咸阳原，无疑为京师长安的北门户增添了一道防御匈奴的坚强屏障。因此，咸阳原祖陵区的选址可谓一石二鸟。

汉文帝即位时，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经在京城北侧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但长安以东除了关中东部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之外，却再无屏障。一旦关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秦末，刘邦攻破武关，进军霸上。秦王子婴很快就“素车白马，系颈以组”[32]从咸阳出降。刘邦破秦不久，项羽突破函谷关，进军鸿门，刘邦也只好亲赴楚营，卑辞言和。这些史实都说明，函谷、武关失守，分居渭水两岸的咸阳、长安即无险可守，只有束手就擒。

长安以东的防御严重不足，但威胁却不断加剧。上文提到，高祖将异姓诸侯王逐一翦除，但他却没有在其地盘设置中央直辖的郡县，而是分封同姓诸侯国。这些同姓诸侯国逐渐变为汉朝廷的反动因素。汉文帝即位前，齐王刘襄就曾兴兵西向，威胁京城长安。尽管其矛头是针对擅权谋篡的吕氏集团，但仍然被认为是反叛中央的军事行动。当时，率汉军阻击的大将军灌婴在诸吕已被诛除，齐国也已退兵的情况下，依然严厉问责唆使齐王起兵的齐国中尉魏勃，一向勇武的魏勃居然“股战而栗”[33]，足见此事性质之严重。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又悍然发兵，“欲袭荥阳”，威胁长安。汉文帝“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34]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前被及时逮捕，虽未造成骚乱，但却表明了来自东方同姓诸侯王的威胁日益严峻。

为防止长安受到来自东方的直接威胁，必须控制交通要道，缓冲压力，屏卫京师。在此情形下，文帝可选的措施之一，就是仿效乃父高祖刘邦，在关键位置修建陵墓，并设置陵邑，迁徙民众，形成京城屏障。

如此，霸陵的选择就只能在长安以东，其位置则必须是东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

秦末，刘邦破武关，降子婴，入咸阳。灭秦后，除派兵把守函谷关外，亲率汉军主力“乃还军霸上”[35]，以观天下形势。此时，项羽携巨鹿之余威一路西进，势不可挡。函谷关刘邦所遣守军几乎是螳臂挡车，但其进入关中后，却在距秦都咸阳咫尺之遥的鸿门(今西安市临潼区北)停住了脚步。我们推测，这当与刘邦先行驻军霸上不无关系。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举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征讨。为屏卫京师长安，临行前“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36]公元前158年，匈奴从北方和东北两个方向大举南侵，文帝除诏令军队急赴北方御敌之外，还紧急调集三路人马防御京城长安，其中一路“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37]。霸上之所以位置重要，是因为当时通往关东的两条主要道路都汇聚于此，“受地形控制，武关道只能在长安附近与函谷道相交。”[38]马正林认为：“说霸上是控制武关道的枢纽，容易被人们接受，而说它又能控制东通函谷关的大道，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其实不然，唐代以前东出函谷关的大道就在汉霸陵县附近与武关道分离，距霸上很近，自然受到它的控制。”[39]

关于霸上的具体位置，学界意见不一，辛德勇认为：“隋以前的霸上当指今谢王庄、王家围墙、上桥子口一带(西安市东北郊——笔者注)”[40]。马正林则讲：霸上“位于白鹿原上，或者说在白鹿原的北端。”[41]但无论霸上位置是否在白鹿原上，通往关东的主要道路——函谷道和武关道从白鹿原旁侧经过都是不争的事实。“白鹿原居高临下,又有灞、浐两河护卫，绾毂东去和东南去的两条大道，兵家相争，势所必然。”[42]如果在此营建陵墓，设置陵邑，迁居大量民众，扼守东西交通要道，势必在京城长安以东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汉文帝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将自己的陵墓建在了白鹿原西北部。后又将其母薄太后的南陵也建在其西南约两千米处，同样设置了陵邑，这与安陵辅助长陵，加强其屏障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江村大墓”与西安市区相对位置

04

解决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应当是霸陵选址的主要原因。除此而外，文帝个人的情感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霸陵的选址，虽然这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但我们也应加以考虑。

文帝个人情感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文帝不愿葬在父亲刘邦身边；其二，对代国的眷念之情。

前者的原因应当与文帝儿时的境遇有关。我们上文提到，薄氏生了刘恒之后，就“稀见高祖”，随母生活的刘恒肯定也“稀见”父面。这样，势必造成他与刘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而同为高祖庶子的赵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却“日夜待御”，赵王如意也“常抱居前”，刘邦也明言如意是“爱子”“类我”。两相对比，可谓天壤之别，刘恒心中感受可想而知。刘邦的态度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刘邦晚年曾明确讲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43]，多次“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44]，“大臣固争之，莫能得”[45]，以至于“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46]。虽然刘邦此处所言“不肖子”是指嫡子刘盈，但相对父亲的“爱子”如意，被冷落的刘恒肯定也在“不肖子”之列。我们假设文帝入葬咸阳原祖陵区，根据其嫡兄惠帝安陵紧邻长陵西侧的情况来看，文帝陵墓应当选在紧邻长陵东侧的位置。我们推测，文帝可能更愿意避开这样的情况，远离父亲的陵墓或许能使其稍稍心安一些。

除此而外，文帝对自己早年的封地—代国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响到了霸陵的选址。

文帝幼年离京，与母亲在代国相依为命生活了15年。代国虽北邻匈奴，多有边患，却给刘恒母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因此，吕后曾欲将刘恒迁到河东腹地赵国，然“代王谢，原守代边。”[47]汉文帝即位之后，提倡节俭，其本人也很少出巡，但却四次巡幸代国，有一次居然留居两、三个月之久[48]。文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刘武和刘参封太原王，王其故地。当刘武徙为淮阳王后，文帝又徙封刘参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如文帝在代时”[49]。可见其对代国的眷念之情。

据《汉书》载：文帝曾到霸陵巡视，家在赵国邯郸的慎夫人随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50]史书记载的这个历史细节，使后人能够借此一窥汉文帝的内心情感，对其陵墓选址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测。

代与赵同在河东，位置比邻。文帝给慎夫人指示家乡的道路后，紧接着提到了陵墓之事，而且“意凄怆悲怀”，他应该是想起了视为故乡的代国。限于当时的条件，文帝不可能远葬代地，因而只能寄望于百年之后，魂魄能够方便回归代国。西汉杜邺曾经说过：“骨肉归于后土，气魂无所不至”[51]，说明当时确有灵魂出游的观念。汉墓中的壁画、画像石等多有车马出行的题材，时人认为灵魂也需要乘车出行，这就需要道路。东汉张衡《冢赋》：“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52]可见灵魂是需要乘车、船沿着道路(包括水道)才能回到旧居。既然如此，灵魂的居所—墓葬建在大道旁边自然会方便出入。由此可见霸陵的选址，文帝颇有用意。

另外，文帝提倡薄葬，霸陵“因其山，不起坟”[53]，为了便于防水，可能需要借助白鹿原头“高敞”的自然地势，这大概也是霸陵选址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应当不是因为“昭穆制度”的限制被迫别葬，而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同时，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霸陵的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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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J].考古，2011(11).

[2]a.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J].考古与文物，1980(1).b.杨宽，等.秦汉陵墓考察[J].复旦大学学报，1982(6).c.刘炜.西汉陵寝概谈[J].中原文物，1985(2).d.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J].人文杂志，1987(2).e.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西汉帝陵分布[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7).f.秦剑明等.西汉帝陵昭穆与陵位探[J].文博，2002(2).g.雷百景等.西汉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讨[J]文博，2008(2).h.刘尊志.西汉帝陵分布及相关问题浅析[J].中原文物，2010(5).

[3]a.时瑞宝.西汉帝陵与昭穆之序[J].中原文物，1987(1).b.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J].文博，1988(4).c.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J].文博，1999(5).d.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J].文物，2005(4).e.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J].文物，2006(7).f.刘瑞.昭穆制度与西汉帝陵排序[C]//西部考古(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g.同[1].h.崔建华.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J].考古与文物，2012(2).

[4]a.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b.周礼·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左社稷，右宗庙，……辩庙祧之昭穆。”孙诒让.周礼正义(第3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21,1435.c.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43.

[5]孙诒让.周礼正义(第4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a.发掘者认为：“马家庄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5(2).b.韩伟：“《简报》所称的“朝寝建筑”实为太祖庙。与其形制相同的左前方建筑即为昭庙(即东厢),右前方之建筑则为穆庙(西厢)。”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J].文物，1985(2).

[7]班固.汉书(第7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司马迁.史记(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杨天宇.仪礼译注：丧服第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班固.汉书(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焦南峰.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J].考古，2014(1).

[12]a.戚夫人因受刘邦宠爱，遭吕后忌恨，被其残害致死。刘庆柱等认为：“吕太后在世时不会把她安葬在长陵附近，使之陪葬于高祖。然而，吕太后去世后，诸吕被翦灭，戚夫人被迁葬于长陵附近还是有可能的。”“戚夫人墓，传说在长陵以南，即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柏家嘴村的大汉墓。”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b.关于傅夫人陪葬长陵事，文献记载：汉哀帝时期，司隶校尉解光言：“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班固.汉书(第97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同[5].

[1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第10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15]司马迁.史记(第9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8(4).b.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J].江汉考古,2009(4).

[17]司马迁.史记(第1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2013(11).

[19]班固.汉书(第97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同[8].

[21]同[8].

[22]同[10].

[23]焦循.孟子正义(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7(6).

[24]司马迁.史记(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5]司马迁.史记：司马贞索引(第7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6]a.焦南峰，等.秦人的十个陵区[J].文物，2014(6).b.刘卫鹏，等.咸阳原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J].文物，2008(4).c.徐卫民.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J].唐都学刊，2010(1).

[27]司马迁.史记(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8]同[24].

[29]同[8].

[30]王子今.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J].唐都学刊，1995(3).

[31]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J].人文杂志，1987(2).

[32]司马迁.史记(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3]司马迁.史记(第5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4]司马迁.史记(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5]同[32].

[36]班固.汉书(第1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7]同[34].

[38]辛德勇.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J].中国历史地里论丛，1989(2).

[39]马正林.也论霸上的位置[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

[40]辛德勇.论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41]同[39].

[42]同[39].

[43]司马迁.史记(第5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44]同[15].

[45]司马迁.史记(第9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6]同[8].

[47]司马迁.史记(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8]文帝三年，“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馀日。”“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还。”“(后元)三年春二月，行幸代。”“(后元)五年，……秋七月，行幸代。”班固.汉书(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6).

[49]班固.汉书(第4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0]班固.汉书(第5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1]葛洪.西京杂记:杜子夏自作葬文(第3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2]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冢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3]班固.汉书(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来源：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