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震下兑 上震下兑问运势

早期儒家读易方法初探

曾维术

作者赐稿 儒家网 发布

孔子二五六九年戊戌三月十三日辛卯

耶稣2018年4月28日

缘起

读《系辞传》孔子解易的部分，觉得孔子解易具体而微。如解复卦初九，“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爻辞本身很简单，但孔子从中读出了颜回自修的形象，具体为“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究竟孔子是如何做到的？进一步思考：爻辞又是怎么从简单的卦画中拟成的？复卦一阳在下，五阴在上，面对这六根爻，就能写出“不远复，无祗悔，元吉”了吗？若把我们置于爻辞作者的位置，我们以何种方法来拟定爻辞？现今居主流的爻位解易法似乎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爻位法根据爻位关系来解释爻辞，其依据有《系辞传》中的两段话：“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此外，彖传、小象中有诸多“得中”“当位”的讲法，也是爻位法的重要依据，尤其是既济卦彖传“刚柔正而位当”一语，是虞翻、荀爽卦变说的主要根据。

按今人的划分，易学分汉宋两支，汉易（东汉易）宗象数（以虞翻为代表，保存于《周易集解纂疏》），宋易主义理（以程朱为代表，《周易折中》为其大成），两派差别甚大，而以宋易为显学。但如果按上面的提问方式来看，汉易与宋易的主要根基都在爻位，只不过汉易讲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往来升降，整体性较强；宋易则更注重一卦六爻的乘承应比，整体性较弱而理学色彩浓厚而已，至于义理从爻位出这点，汉宋易差别不大。

试观屯卦六二，其辞曰：“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虞翻解作：“匪，非也。寇谓五，坎为寇盗，应在坎，故曰‘匪寇’。阴阳德正，故‘婚媾’。字，妊娠也。三失位，变复体离，离为‘女子’为大腹，故称‘字’，今失位为坤，离象不见，故‘女子贞不字’。坤数十，三动反正，离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谓成既济定也。”可以看出，虞翻解易以既济为鹄的，其余各卦都要往既济卦的方向变，义理从这种变化中显现出来。

往既济卦变，其依据在于既济“刚柔正而位当”，爻位的安定为虞翻的首要追求，可称此法为爻位法。除了爻位，虞翻还用到“离为女子、为大腹”等取象方法，可称之为八卦象法，主要来自《说卦传》。八卦象法是在虞氏的体系中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服务于各卦变既济的过程。如屯卦六二例，之所以会提到离卦，乃是因为屯卦与既济相比，三爻失位，要回复到既济的状态，需要把三爻的阴爻变为阳爻，这时就显出了离象。六爻的安定为虞翻体系的根基，为达此目的，他甚至在解屯六二的时候，会考虑到六三的爻变。

除了简单的变正复位，还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往来升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汉易家以此贯穿六十四卦，使得六十四卦有一个从乾坤到既济的运动，义理亦可从中推导而出。仍以屯卦为例。屯卦卦辞“元亨利贞”，虞翻曰：“坎二之初，刚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贞’矣。”这是说，屯卦由坎卦变来，坎的九二下降到初爻，即成屯卦。

屯六二的小象为“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九家易》用爻的升降来解此句：“阴出于坤，今还为坤，故曰‘反常也’。阴出于坤，谓乾再索而得坎。今变成震，中有坤体，故言‘阴出于坤，今还于坤’。谓二从初即逆，应五顺也，去逆就顺，阴阳道正，乃能长养，故曰‘十年乃字’。”九二下降到初爻为此解法的枢纽，再配上二五相应、乾坤生六子之象，大抵可以尽其机理。

宋易家解卦不怎么考虑六十四卦之间的运动，而专主一卦的乘承应比。《程传》解屯卦六二：“二以阴柔居《屯》之世，虽正应在上，而逼于初刚，故《屯》难邅回。‘如’，辞也；‘乘马’，欲行也。欲从正应而复‘班如’，不能进也。‘班’，分布之义。下马为‘班’，与马异处也。二当屯世，虽不能自济，而居中得正，有应在上，不失义者也。然逼近于初，阴乃阳所求，柔者刚所陵。柔当屯时，固难自济，又为阳刚所逼，故为难也。设匪逼于寇难，则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应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茍合于初，所以‘不字’。茍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极必通，乃获正应而字育矣。以女子阴柔，茍能守其志节，久必获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为贤明刚正之人，而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据二以柔近刚而为义，更不计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义如此。”

不难发现，《程传》主要考虑六爻是否得中当位，小象中的“乘刚”更是《程传》发挥的重点。至于八卦象法，基本上不予考虑。另一方面，《程传》详细阐明爻辞对于人事的意义，加强了周易的道德教化作用，此为宋易的特点。张浚进一步将之具体化为史事：“‘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盖以二抱节守志于艰难之世，而不失其贞也。若太公在海滨，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阳，义不茍合，是为女贞”。

从以上举例可知，汉宋易虽有微异，但其基础都是既济卦“刚柔正而位当”的模板。 这个模板当然很好，爻位法亦自有其根据。但正如上文所说，它在解释爻辞之生成时并不令人满意。爻辞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与有了爻辞之后对其进行解释，两者不尽相同。如虞翻解屯六二，现在看来似没有问题；但若像拟辞者那样，仅直面六二和六三，可能会有如下疑问：既然屯卦变既济只需变动三爻，二爻的“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为何不可安放在三爻上？三爻完全符合“失位为坤”、“变复体离”的条件。

如通过三百八十四爻的往来升降来解释爻辞，看上去也没有问题，而且显得大气磅礴，但从拟辞的角度去看，会觉得往来升降更像一套数学公式，根据这套公式来拟定五花八门、时而牛时而马时而王时而寇时而蒺藜时而枯杨的爻辞，可能性不大。公式的抽象性与爻象的丰富性形成不小的反差。

汉易与宋易相比还算好，至少还有八卦象的辅助，宋易侧重一卦的乘承应比，更为抽象，凭藉得中、当位几条简单的原则，恐怕难以写成丰富的爻辞。更何况还有反例：遁卦上九，既不中，也不当位，而且乘刚，再者无应，所有不利条件都齐全，然其辞曰：“肥遁，无不利”，《小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显然是非常好的一爻。单从“刚柔正而位当”去考虑，并不能解释此爻的无不利，需要另寻路径。

转向《太玄》

《太玄》准《易》而作，或许可以从《太玄》得到启发。《易》有卦，《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赞，有爻辞，即有赞辞，有爻位，即有赞位，有小象，即有测。《玄掜》篇提到赞辞的拟定方法：“玄之赞辞也，或以气，或以类，或以事之骫卒”。气即阴阳消息，《太玄》以一年的阴阳消息为准，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于冬至，终于大雪。每首九赞，一赞直半日。类指《玄数》篇里的五行取象，如“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等等，可对应《易》的八卦象。事之骫卒指事情的曲直终始，赞位或为其表现。

《玄》有九赞，赞位比《易》的爻位丰富，甚至可以说，赞位被扬子云发挥成一种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赞位象，与之对应的是爻位象。如《玄数》篇称：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九地：一为沙泥，二为泽池，三为沚崖，四为下田，五为中田，六为上田，七为下山，八为中山，九为上山。九人：一为下人，二为平人，三为进人，四为下禄，五为中禄，六为上禄，七为失志，八为疾瘀，九为极。九体：一为手足，二为臂胫，三为股肱，四为要，五为腹，六为肩，七为㗇喖，八为面，九为颡，诸如此类。

又如《玄图》篇称：思心乎一，反复乎二，成意乎三，条畅乎四，着明乎五，极大乎六，败损乎七，剥落乎八，殄绝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勮莫困乎九。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资者也；七也者，祸之阶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祸之穷者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则往而祸则承也。九虚设辟，君子小人所为宫也。自一至三者，贫贱而心劳。四至六者，富贵而尊高。七至九者，离咎而犯菑。

赞辞的三个源头，往往相互叠加。气规定了首名，如《中》首，得名于“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乎中”。首名往往会影响赞辞的写作，赞辞或多或少会反映《中》首的含义，即照顾到四日半内气的总况。每赞又分别表示半天的阴阳之气，如《中》首初一表示冬至日白天的气，次二表示冬至日黑夜的气。因为一首直四日半，到了第二首《周》首，初一即表示黑夜，这种以奇数赞位表示黑夜的首叫阴家，以奇数赞位表示白天的叫阳家。《中》为阳家，《周》为阴家。《玄测序》曰：“阳推五福以类升，阴幽六极以类降”，《玄》贵阳贱阴，昼辞多吉，夜辞多凶，非常明显。这是《太玄》中的阴阳，属于一生二的层面，将《太玄》全说成三分，并不全面。

类，每首均有五行，按水、火、木、金、土的顺序循环。如《中》首属水，《周》首便属火。这是一家的五行。一家之中，每赞又有五行。一六属水，二七属火，三八属木，四九属金，五居中属土。某赞位于某家，在五行上便形成了生克。如《中》首次二，便是火在水家，受水克。此外还需要考虑进气、退气的问题。《玄数》篇曰：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废，胜王囚，王所胜死。如《中》首水当家用事，即为王；木为水所生，即为相；金生水，即为被废的故王；土克水，为水的敌人，故被囚；水克火，火被水胜而死。五行生克象能演变万千，赞辞相当一部分内容都要追溯到五行生克象。这是《太玄》中的五行，是将四日半作五分，属于五的层面。

有了阴阳与五行生克，尚需考虑爻位象，三者叠加成赞辞。如《中》首次二，其辞曰：“神战于玄，其陈阴阳”，这里先确定其阴阳：阳家偶赞为黑夜，多凶。然后确定五行生克：水当家，次二属火受克，为水火交攻之象。然后结合赞位象：下为思，中为福，上为祸，思福祸各有下中上；二为思之中，故称“神”，水火交攻，正邪混战，故称“战于玄”、“陈阴阳”。

又如《中》首次三，其辞曰：“龙出于中，首尾信，可以为庸”。阳家奇赞为白昼，多吉；次三为木，在水家受生，木为龙，形诎伸；赞位象为成意、为进人；这几层意思结合《中》首之名，基本可以得出拟定次三赞辞所需要的东西。然后看“测曰：‘龙出于中’，见其造也”，会发现“测曰”与赞辞的拟定并无直接关联。

《玄告》篇称，“《测》所以知其情”，《测》起到提点赞辞教化意义的作用，但并不能仅凭“测曰”反推出赞辞的写作原理。“测曰”过于简短，不能囊括赞辞所有构成元素。再看次八，其辞曰：“黄不黄，覆秋常”。阳家偶赞为黑夜，多凶；次八为木，故以木为喻，在水家受生而旺；赞位象为剥落；再结合《中》首之名，大概可以得出“木在秋天，应该叶黄而陨反而郁郁葱葱，失时令之中”的意思。“测曰：‘黄不黄’，失中德也”，起到点题的作用。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太玄》给我们启发：

（一）赞辞以气、类、事之骫卒为构成元素，其中类所占的比重极大。司马温公仅从赞位来解赞辞，非常吃力。东汉易、宋易侧重以爻位解爻辞，同样给人吃力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思考，解周易爻辞是否应该加大八卦象的比重，优先考虑八卦象？

（二）《测》仅起提点作用，并不能根据“测曰”反推赞辞的写作方法。与此相仿，解爻辞时是否应该暂时将《小象》与爻辞分开考虑？

转向《左传》《帛书易传》

《左传》里面有不少筮例。观之可发现，《左传》解易非常重视八卦象法，乃至根本没有提及爻名。今本周易中的爻名，《左传》一律以遇之卦代替。魏献子问龙之有无于蔡墨，蔡墨答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由此可见，今本周易乾卦初九，《左传》以乾之姤表示；乾卦九二，《左传》以乾之同人表示，如此类推。

这是占法的体现，本卦称为遇卦，如这里的乾卦；动爻变后的卦称为之卦，如这里的姤、同人等。初九、九二等爻名，就用某爻动的遇之卦来表示。《左传》所有筮例均如此。这是否意味着，写作《左传》的时候还没有爻名？对于这类考古的问题，似乎保持“证有不证无”的态度为好。《左传》使用遇之卦，可以证明有遇之卦表示爻名的方法；但未必能证明当时没有爻名。正如在清华简发现了归藏筮法，只能证明战国时候尚有归藏易，但不能证明战国时期没有周易。

虽然不能证明先秦没有爻名的思想，但《左传》对遇之卦的诸多记录，可以证明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广泛使用遇之卦解易法，即注重八卦象解易，爻位法似尚未流行。试观“陈厉公筮公子敬仲生”例：

陈厉公生敬仲，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观内卦）。巽，风也（外卦）。乾，天也（否外卦）。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巽变乾，故曰风为天。自二至四互艮，艮为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山则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观国之光。（四为诸侯，变而之乾，有国朝王之象）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艮为门庭，乾为金玉，坤为布帛，诸侯朝王陈贽币之象。旅，陈也。百，言物备）。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尚秉和注释，见《周易古筮考》）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为观卦六四之爻辞。先看遇卦内外三画卦，即上巽下坤，上风下土；然后看之卦，上乾下坤，上天下地；再看遇之卦之“变”：巽变乾，风为天；再细看之卦的八卦象组合：从上往下是乾、互巽、互艮、坤，即天光、树木、山、土四个象叠加，得出“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的意思，扣着观卦的卦意，提炼成“观国之光”的爻辞。

后半句依然是这几象，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读取而已：巽变乾，乾为王，有朝王之象，这里还可以考虑遇卦四爻是诸侯位，朝王之意更显，由此可见先秦虽不一定有爻名，但爻位的思想、爻位象可能早以有之。互艮为门庭，又为手（同一个象反复读取），乾为金玉，坤为布帛，手持金玉布帛朝王的场景就能显现。这种画面感应该是拟辞的基础，没有这种画面感，细致的爻辞不知如何写得出来。此外，这里又要避免字字落实到八卦象的做法，常见有学者将爻辞逐字拆开，分别寻找对应的卦象，如利字，必寻找一个巽卦；宾字，必寻找一个坤卦，这样过于拘泥，反而有失画面感。

遇之卦解易，并非《左传》所独有。在《帛书易传》的《缪和》篇，孔子也用遇之卦解易。庄但问孔子，《谦》之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何解。孔子答道：

夫务尊显者，亓心又不足者。君子不然，畛焉不[自]明也，不自尊[也]，□□高世□。《嗛》之初六，《嗛》之《明夷》也。人不敢又立也，以又知为无知也，以又能为无能也，以又见为无见也，憧焉无敢设也，以使亓下，所以治人请，牧群臣之伪也。“嗛嗛君子”者，夫□□□□然以不□□于天下，故奢多、广大、斿乐之乡，不敢渝亓身焉，是以而下驩然归之而弗猒也。“用涉大川，吉”者，夫《明夷》离下而川上，川者，顺也。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明察所以□□□□[丑]，是以能既致天下之人而又之。且夫川者，下之为也。故曰：“用涉大川，吉”。

孔子解《谦》之初六，是从《明夷》卦入手（注意这里同时提及爻名与遇之卦），不是简单地以《明夷》初九对应《谦》初六，而是将《明夷》的上下卦（离下坤上，注意这里坤卦以川表示）纳入考虑范围。这意味着，整个之卦都是谦初六开辟出的一个时空，这个时空专属于谦初六这一爻，解读时既要考虑之卦的卦意，也要考虑之卦的八卦象组合，乃至考虑之卦的大象。

如《左传》“毕万筮仕于晋”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此为考虑之卦的卦意。相反，“陈厉公筮公子敬仲生”例，则没有考虑否卦的卦意，而从八卦象组合来判断其吉（当然，完全可能因为否卦有更深的卦意，只是我们尚未了解，正如明夷作为谦卦的之卦会吉）。如讼卦初六，小象曰“其辩明也”，有可能是从之卦即履卦的大象来考虑，履卦大象恰好是：“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总结《左传》里的筮例，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之卦这一时空，可以看成是事情的后一阶段或结果，可以看成是事情的另一面，甚至可以看成是与遇卦并列的场景，只是情况太复杂，仅凭遇卦不足以描述。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例，遇归妹之睽，归妹上六变上九成睽卦，即雷泽归妹变火泽睽，上卦的震（雷）变成离（火）。

史苏解作：“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震为雷，离为火，震为长子故亦为周，离为鸟故为秦象，离之震可读成火焚木，故称“嬴败姬”；离为车轮，变震，轮子脱落一个，故称“车说其輹”；震为旗，离之震，故“火焚其旗”。整个就是混战的场景，已经分不出孰先孰后，阴阳互根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极大的发挥。而正因为阴阳互根，爻辞并不全是从之卦推出，有时仅仅考虑之卦的卦意，然后返回遇卦读象拟辞。

前面的“毕万筮仕于晋”例如此，这里的“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例亦如此。归妹上六，其辞曰：“女承筐，无实。士㓥羊，无血，无攸利”。其解法大致如此：从睽卦得“不和”之意，然后返回归妹卦读象。归妹上震下兑，兑为少女，震为筐，筐虚而无实（《小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可见小象作者也善于八卦象法）；震为士，兑为羊，为斧，士握斧㓥羊之象现，至于为何无血，未得其确解，尚秉和以为是三爻无应的原因。总之，这句爻辞没有过多依赖之卦的八卦象，只取其卦意。

不管主要是从之卦还是遇卦中推导爻辞，依赖八卦象这点却从未改变。值得深思的是，孔子尽管知道遇之卦，尽管可能知道八卦象的组合为拟辞的方法，但他很少提及遇之卦，很少提及爻辞的八卦象根源，《帛书易传》亦仅有一例。更多的时候他会像《系辞传》那样，仅说爻辞对于人事的意义，如“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爻辞背后的象数被隐去。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要“后其祝卜”。《帛书易传》的《要》篇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这一场对话：

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里出现了巫、史、孔子三个等级。巫是最低一级，单靠感通能力（如跳大神）或读象（如龟卜）预测，未通数学之理，其弊在于不稳定。象是多变的，唯其多变，故可以尽万物。前面观之否，我们已经见识过同一组象可以读出不同意思，就这组象而言，其实还可以不断读取，如《易林》解观之否，其辞曰：“青牛白咽，招我于田。历山之下，可以多耕。岁藏时节，人民安宁”，讲的是舜耕于历山的事，与诸侯朝王毫不相乾。从八卦象去解，其实都是通的，并无对错之分，取决于卜筮者所问何事。

如归妹之睽，当问秦晋两国婚姻时，当然可以读出战争象，若问一般人家的婚姻，大概不会读出“车说其輹，火焚其旗”，卜筮者不会往此方向联想。象的多变性会令人产生疑惑感，需要增加确定性，这时候需要引入暦数，这是史的专长。在易学上可表现为卦气或者三百八十四爻往来升降运动（卦变说）的引入。卦变说究竟是何时产生的，目前恐不可考。

作为卦变说一大源头的彖传与小象，在《左传》中并未提及，在《楚竹书易》与《帛书易》中均不见附于卦爻辞之后。只是《帛书易》中载有《系辞传》，而《系辞传》确立了《彖传》“思过半”的地位，那么至少可以说，在《帛书易》入土的年代即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就已经有彖辞，有彖辞即有卦变。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彖辞就是孔子所作，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卦变没有更早的源头，或者说重卦者那里没有包含卦变的思想。总之，此类问题还是阙疑为好。

暦数的引入会使得卜筮变得稳定。然而这尚未究竟，因为稳定亦会带来问题。数容易令人产生宿命论，以为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其负面影响或表现为，占得吉利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有上天保佑，可以玩世不恭乃至胡作非为；占得凶咎者，可能会恐惧战栗、自暴自弃，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又有可能转为对上天的怨恨。这时候需要引入德行来清除这些负面能量。

从数到德，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今天的中国人并不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自孔子以来，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讲“敬鬼神而远之”（虽然有局部的反弹），对于鬼神的感觉是淡泊的。加之今人自幼受机械宇宙论影响，上升到数已经很难，何况从数上升到德。从数到德，其机理何在？数不是西方几何式的数学，而是象数。比如计算得天星运行规律，不单是为了推算天星未来的运动，更重要的获取其象，根据此象观察人事。如《太玄》准卦气而作，每四日半之气成一单位，此单位可拟成一首；每半天又成一单位，此单位可拟成一赞。这些单位仍然是象，不过比龟卜的象要更加确定而已。

但再确定仍然是象，否则就没有“包罗万物”可言。因此即便就同一件事占得同一个象，不同的人结局可能仍然不同，同一个人的不同作为结局仍然不同。其机理或可进一步推测如下：人之所以有吉凶，乃是天地阴阳消息与人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假若人体达至中正，外界气体对人内部的扯动就不大，天地阴阳消息对人体的影响就会变小；即便占得凶象，若以中和之道行之，仍可将此象应得很轻，甚至应成不凶之事。反之，假若不修德而放任偏气自行，凶象可能就应得很重。

这个道理，中国人可能很早就搞清楚。《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暦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本来，按暦数运行的阴阳消息会有盛衰之变，若仅被动接受阴阳消息的影响，难以说“天禄永终”。因此尧在“天之暦数在尔躬”之后，补充说明“允执其中”，就饶有深意。只有执中才能避免消息的不良影响，才有可能天禄永终。周人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与此同出一辙，孔子“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与之一脉相承，是既尊重天时、又自强不息的道德教化，是君子真正该俟之命。

具体到《周易》，孔子通过彖辞、小象，不仅将三百八十四爻的升降运动嵌入《易》中，而且每每提点与卦爻辞相配的行为准则，使学易者在每个处境都得到道德指引。在解说爻辞的时候，一方面，孔子隐去象数，只谈人事；另一方面，孔子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运用爻辞，需重点说明：

李羊问先生曰：“《易•归妹》之上六曰：‘女承匡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将以辤，是何明也？”子曰：“此言君臣上下之求者也。女者，下也。士者，上也。承者，□[也。匡]者，[器]之名也。刲者，上求于下也。羊者，众也。血者，恤也。攸者，所也。夫贤君之为列执爵立也与实具，群臣荣亓列，乐其实。夫人尽忠于上，亓于小人也必谈博，知亓又无，而□□□□□□□行，莫不劝乐以承上求，故可长君也。贪乳之君不然，群臣虚立，皆又外志，君无赏禄以劝之。亓于小人也，赋敛无根，耆欲无猒，征求无时，财尽而人力屈，不朕上求，众又离[心]而上弗恤，[此]所以亡亓国，以及亓身也。夫明君之畜亓臣也不虚，忠臣之事亓君也又实，上下迵实，此所以长又令名于天下也。夫忠言请爱而实弗隋，此鬼神之所疑也，而兄人乎？将何所利？[故《易》]曰：‘女承[匡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此之胃也。”孔子曰：“夫无实而承之，无血而卦之，不亦不知乎！且夫求于无又者，此凶之所产业。善乎，胃‘无所利’也！”

在这段文字中，孔子将“女承匡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解释成“君臣上下之求”，这种解释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占法，虽然并不是真的在占卜。其道理与占法相通，即以国家大事、安身立命之事来问卦，这样，爻辞就需要往国家大事方向去解释。解释的时候其实要以占法为基础，如上震、下兑，在上为君，在下为臣民；又如“群臣虚立，皆又外志”、“众又离[心]而上弗恤”，要结合之卦睽卦来推断。

再者，要将爻辞之象读活，采用一种类似“起兴”的方法，如将女子理解为臣、匡理解为器、羊理解为众、血理解为恤，与《诗经》取象其实无异，可见《诗》《易》之相通。通过这种解释，原先奇奇怪怪的八卦组合象，就变成了活生生的政治道德生活，《易经》真正成为了政治道德生活的指南。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早期儒家读易方法给我们的启发：

（一）爻辞主要根据遇之卦的八卦组合象拟成，若要追问爻辞的来龙去脉，从这条进路入手可能较为容易。有了节卦贞节之意，屯卦六二的“女子贞不字”会廓然开朗；有了坤迷之象，复卦初九的“不远复，无祗悔，元吉”可能迎刃而解。

（二）卦变说为《易经》数的层面，实为将《易》从卦象推进到爻位的努力，为易学的重要发展，其与遇之卦的八卦组合象能否结合，如何结合，尚待研究（《帛书易传》中，孔子亦从爻位阴阳解《易》，爻位象与八卦象在孔子那里应是结合的）。

（三）孔子以《易》观德的方法，虽然隐去象数，但其实内含象数基础（以数见德，参孔子解《损》《益》二卦）。若非百占而七十当，恐亦难将《易经》解得如此细微。故学易者即便为了求其德义，仍要学习占法。

（四）八卦象法失传已久，学院派尤其不擅长。大量八卦象保存于《易林》，可从《易林》学习取象之法。只是象学容易荡人心魄，进入《易林》之前，尤需熟习《论语》。

作者简介：曾维术，字子浚，号虚中书舍，男，西历1984年生，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房山书院教师。主治儒家经学，旁涉诸子及西方学术。有志于复兴孔子时代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编有《 塔西佗的政治史学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