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棠〕李小棠活了几岁

李辉1978年初入复旦大学，在校门前留影。

在1970年代动荡的岁月里，21岁的李辉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年高考，进入复旦中文系课堂，成为全国“最幸运的百分之五”。

在中文系资料室，还是大一新生的李辉，更有幸偶遇一生的恩师与伯乐——贾植芳先生。受其影响，他广泛阅读、研究巴金、创作文学，在复旦“7711”班“文学竞赛”的沃土上，慢慢接触到与湖北乡下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

毕业后，李辉一直从事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的工作，由巴金为起点，不断进入萧乾、沈从文、黄苗子、郁风等一批当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知名传记作家和散文家。

有时候，他还会回想起与同学陈思和一起见到贾植芳先生的那天。60岁的他，坐在那里，抬头问他们要找什么书，随后从书架上抽出民国初版巴金著作，交到他们手上。

“晚几个月也许就碰不到他了，因为他（平反了）要带青年教师做事情。”李辉一度觉得，“他好像受难的20多年，就为了等到我们两个人。而我执着地要到上海来，想看看新世界，实际上就是为了看他。”

李辉1974年高中毕业照。

与1973年“高考”擦肩而过

李辉的母亲是小学教员，在公社的小学里教书。幼时他就一直跟着母亲的学校转，这里待一年，那里待一年。

就在他十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爆发了。由于社会不稳定，念书机会亦很少。李辉的初、高中生涯基本上都是劳动为主，“大概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大概1973年，算是正儿八经地去学习了。”

那一年，李辉所在高中宣传队把一群年轻的孩子集中起来成立文艺班。说是文艺班，其实是为即将恢复的高考做准备，“因此，我们这批成天蹦蹦跳跳的学生，文化课成绩却都不错。”

回忆起一年短暂的文艺班时光，李辉感到幸运和快乐：在枯燥的政治术语和口号外，唱歌跳舞让他们接近知识，知道了家乡外面的世界；唱歌跳舞让他们有开放的心态和乐观的精神——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同学不敢随便讲话握手的年代，他们班男女同学间的交往却比别的班要自然、随意得多。

“我们的知识是从老师们的言谈举止中获取的。我忘不了老师带我们看月亮，看星星；忘不了在清晨老师带我们去乡下，脚下的草叶上还挂着冬霜。”李辉曾在一次聚会即兴讲话中感叹，“艺术让我们乐观，快乐，让我们总是对生活充满好奇和热情。在一个贬斥知识的荒唐年代，我庆幸在这样的班级度过中学时光。”

这份乐观一直伴随着李辉，度过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

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在随南山区的茶场种茶。曾经有过一连几个月没下雨，知青们不得不每天冒着高温从水库里担水，挑到几里外的山上，浇灌刚刚冒出头来的新茶苗。一天，天空终于有了雨意，整个茶场的人都跑到院子里仰望天空，祈祷雨神。

茶场书记对着大伙儿大声说：“今天只要下了大雨，我们就把那头最大的猪杀了加餐。”在一阵欢呼声中，雨真的下了。大家跑进雨里，跳着唱着，甚至跑到猪圈里去看书记许愿的那头猪。

第二天的那顿加餐，成了全场的节日。李辉后来笑说，至今最喜欢吃肉，“如果一天没有吃肉，就感到肚子里缺些什么。只要单位食堂卖红烧肉，我是必买不可的。”

为高考作文汗颜

在茶场，有专门的知青函授点，会有从武汉来的一些大学的老师，教青年们写报告文学，带他们采访一些知青的典型，了解他们如何扎根农村……每当茶场工作结束，李辉就会和50多个人一起聚到知青函授的地方，老师教什么写什么，李辉最早发表的作品就在知青函授杂志上。

在茶场呆了两年半后，李辉被湖北省油泵油嘴厂招工，因为一直以来对文学的坚持，被分配到工厂子弟学校做语文老师。也正是在那一年，全国恢复高考。10月份公布恢复高考，仅剩两个月准备时间。

李辉觉得只有高考才能到外面去。他坦承，当时不存在改变命运的想法，就是想出去玩，要离湖北远一点，别在这个小县城呆着了。这是唯一的动机。

考完之后李辉过得迷迷糊糊。过完春节一天，李辉在街上遇到了工厂招生团委的书记，书记说了一句“你的复旦大学通知书来了。”

知道过审了，像是有烟花在李辉的心底炸开。他没想到，入学一两年后回乡的一个暑假，一位与他同时参加高考但未能如愿的中学同学，竟给他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他参加高考的所有试卷。

“其实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同学说。李辉也这样觉得。语文74分，数学62分，政治69分，历史地理（简称“史地”）69.4分，加在一起不过274.5分。

三十多年后，当他再次重看自己的试卷，除了感叹题目之简单，也为自己的答题“汗颜不已”，“笔迹之乱、知识之贫乏、文字之幼稚、见解之浅薄，用‘惨不忍睹’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羞于示人，连妻子也不例外。”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李辉对自己的作文更不满意。

“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哪里有一丁点儿文学性？更难见最基本的文字功力。至于后面牵强的构思，也就不必提它了。”多年以后，已是知名作家的李辉哭笑不得。

这些试卷，大小不一，颜色不一，有的纸薄得透明，如今连写便条都不会用它们，可当年，却派上了大用场。“都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试卷之寒酸正好印证了当时的物资的极度贫乏，若不是再见旧物，即便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大概也难以想象此情此景了。”李辉写道。

李辉在复旦图书馆查资料。

复旦“伤痕”班

1978年初，李辉走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入住学生宿舍四号楼。

全班71人，平均年龄大约在26岁。其中有好几位早在入校前就已经发表过诗歌、小说，甚至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家。巴金的儿子李小棠也在这个班，虽然这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为大家所知。

文学当然是中文系最热门话题，同学们意气风发，成立了不少文学兴趣小组，当一名作家更是不少人的梦想。但谁也没想到，最先引起轰动的是“外表大大咧咧、喜欢说笑、喜欢‘打嘴仗’的卢新华”。

1978年4月，写满17张稿纸的短篇小说《伤痕》，登上了四号楼底楼“百花”墙报栏。和它张贴在一起的，还有李辉的散文《奔腾吧，心中的长江》，写的是走进大学的激动。

李辉的宿舍在一楼北侧最东头，卢新华正住在隔壁，紧邻楼梯，推开房门，即可看到墙报前的读者。这出描写女青年在“文革”中与“叛徒”母亲决裂最后醒悟忏悔的悲剧，一连几天吸引了无数读者挤在墙报前，许多女生边看边抄边落泪。

“与其他同学相比，入校前我虽喜欢写作却毫无文学根底，当时，自己的习作混在那些优秀作品中间，读来令人汗颜不已。如同是在懵懂中参加高考一样，所谓写作课与作家梦，在我依然是在懵懂中。”李辉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作家梦与己无关，‘7711’开始最初的文学竞赛时，我只是一个相对隔膜和不够资格的新生，充其量，机缘巧合成了一个亲历者。”

那时的新生李辉，由于幼年的舞蹈基础，参加了学校舞蹈队，正到处演出玩乐。到了暑假，《伤痕》在《文汇报》整版发表。

复旦大学舞蹈队时的李辉（右）。

当时李辉回家乡度假，看望中学老师和知青函授班老师，都兴奋地提到《伤痕》和阅读时的极大触动。果不其然，到了秋季开学，卢新华成了轰动全国的明星。作为班上的“邮差”，这个学期李辉送信最多的人就是卢新华。

“（班里）好多人都做得比较好，我们从下面来的，那时候还处于初始阶段，知识面也不广。”意识到自己书读得太少的李辉，开始整日埋头在图书馆，期望从这里汲取更多的养分。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辈子的恩师和伯乐。

陈思和、贾植芳和李辉。

贾先生影响的一生

1978年底，同班同学陈思和跟李辉聊天，“我们都喜欢巴金，就一起研究巴金吧。”李辉回忆，“我当时很随便地答应了，就想有个事情做。”

这个时候恰恰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是发在香港《大公报》上。他们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去看香港报纸，边看边抄，这在外面是看不到的。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去中文系资料室借书。

“进去一看，一个60多岁的老师坐在那儿，他问我们找什么书，我们说准备研究巴金。他就拿过来旁边一个架子上的书，说研究巴金要先看最初的版本，这是民国的版本。我们才知道，研究要从最初的版本做起，这是第一课。”

后来李辉才知道，那就是文坛大名鼎鼎的贾植芳先生。1955年贾植芳受胡风事件牵连判刑，坐了10多年牢。出狱之后被安排在复旦印刷厂上班。“你别看他那么瘦，他还要干重体力活，搬运很沉的纸。”

贾植芳后来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因为没有平反，还不能当老师。每念及此，李辉总说：“我觉得先生就是在那里等我们的。”

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李辉很是动情地说了一段话：“晚几个月也许就碰不到他了，因为他要带青年教师做事情。我就觉得，他好像受难的20多年，就为了等到我们两个人。而我执着地要到上海来，想看看新世界，实际上就是为了看他。我和陈思和对他都有一种对父亲的感觉。”

贾植芳老两口就住在复旦，也没孩子，李辉每周都要去他家好几趟，吃饭聊天。“贾先生喜欢记日记，每天都记谁来吃了什么，写得清清楚楚。我有一回看他的日记，我说：‘你这么写，分明是让我还饭钱嘛。’”

李辉说，当时与贾先生的关系就很深了，“他是大学者，也搞翻译，还是作家，我跟陈思和都受益匪浅。”

1979年，贾植芳获得平反后，便组织青年教师编一本巴金研究集，也喊上了李辉和陈思和，就这样进入到研究巴金的领域。如今两人，一个是知名作家，一个是知名学者。

贾植芳有着与一般文人不同的江湖气，一生都在漂泊。复旦印刷厂的时候，下至工人、炊事员，上到校长、书记，还有别的大教授，他都交往自如。他用他的人格力量和眼界，持续影响着李辉。

比如在研究巴金的时候，贾植芳告诉他们，英语不能丢。他让他们看美国出版的巴金著作，到了大四，还要求他们自己动手翻译。当时，李辉硬着头皮翻译了几篇叔本华的哲学论文和散文随笔。

20年后，当他着手研究美国《时代周刊》上中国人的封面报道时，才意识到，如此一个大工程，不懂英语真是不行。“这确实要感谢复旦，感谢贾先生，让我英语没有丢，才有后面这些写作。”

李辉无数次表达过对贾先生的感激。“贾先生确实是改变我一生的人。有的人说，他个人学术成就不算很高。但是他有人格力量，培养了很多学生。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学会做一些事情，而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他的回报和感激。”

2007年4月，李辉因发表“封面中国”系列作品，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6年最佳散文家”。次年4月，贾植芳93岁高龄去世。

生前，他曾多次告诉弟子，要认识中国就要去西北。身后，弟子陈思和促成了他在河西走廊“安家”。2014年，贾植芳的7000多册藏书被捐赠给河西学院，建起“贾植芳藏书陈列馆”。

李辉曾表示，“我们这些弟子，仿佛与他的书和精神相伴，也融于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也成了河西学院的一员。”

2016年7月初，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河西学院举行。李辉与陈思和当即决定设立一个“贾植芳讲堂”，每年约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前来演讲，为新一代大学生提供内心与精神的滋补。

“这既是我们对恩师的感恩，也是为远方的河西走廊的教育，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对于贾植芳先生，对于1978年的相遇，李辉用一生在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