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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君说

在民国大师中，有一个人非常特别。

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甚至没有系统地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

然而他竟然站在了北大的讲台上，开设了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孔子哲学和孔家思想史等课程和专题研究。

在当时，学习“西化”还是保留“国粹”的文化之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

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继承传统文化的阵营，并放言：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代西方强势文化，而成为世界的主导。

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梁漱溟的故事。

甲午战争前一年，即1893年，梁漱溟诞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

梁氏的先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五子忽哥赤，当时被封为梁王。

几代沉浮后，显赫的门楣早已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有“梁”这个姓。

虽然门庭萧条，但是梁漱溟祖上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也算“世代诗书礼仪之家”。

不过从曾祖父起，家道中落，梁家的日子便过得非常艰难。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27岁考中举人，是清朝一个不大的官。

梁济秉性笃实，思想敏锐，亦有一腔热血，一身侠骨。

他对当时中国饱受各国列强欺凌，感到十分痛苦。

对主张维新变法的梁启超，非常钦佩和仰慕，把救国大任寄希望于变革。

因为梁济非常赞成变法维新中的停科举、废八股，学习西方有用知识等主张。

所以，梁漱溟的启蒙教育，并没有一板一眼苦读四书五经，而是涵盖了中西文化。

而且，在梁漱溟的成长中，父亲从未过多干预他学习，只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形成认知。

平时嘱咐最多的，无非是小心着凉、注意饮食之类的养生之道。

在梁漱溟十四、五岁时，已经有一定的思想见解，对时政和身边的事物常常发表自己的看法。

父亲认为好的，便加以鼓励，他不同意的，也只是让梁漱溟知道自己不同意，却从不干涉。

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至深，从小便在他心里刻下了爱国、求知、独立思考的烙印。

二十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许多文人志士急切地想要找一条救国的出路。

主张维新的思潮，不断冲击着旧的体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梁漱溟从小萌生出一种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鄙视那些世俗中求衣食、谋利禄的生活。

而且，他还意识到，一个人缺乏眼光见识是不行的，必须力争上游，有一颗“务实”、向上的心。

和父亲一样，他认为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所误。

所以，在中学时，除了应付课业，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自学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宋明理学，以及从梁启超主编的报刊杂志中学习新思想和学说。

虽然中学过后，梁漱溟再没有继续深造，但是在孜孜不倦的自学中，他已经积淀了厚重的学识。

对此，他说：

“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
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能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十八、九岁时，梁漱溟沉湎于佛学，认为佛家的出世最合心意。

他吃素，不婚，勤学佛典，立志学佛。

然而，冥冥中似有安排，他终将无法做到超然世外。

1916年，梁漱溟写了一篇关于佛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

在蔡元培看来，梁漱溟对佛学的研究，正好可以补充北大教学的多元化。

在蔡元培的力邀下，梁漱溟担任了北大印度哲学教授。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北大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想，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这对于研究东方古哲学的梁漱溟来说，无疑是激烈的冲击。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组织演讲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发表意见。

做为研究佛学、讲佛学的教授，梁漱溟应邀做了一场题为“宗教问题”的演讲，同时解答反对观点。

那场演讲从早晨持续到日暮西山，整整持续了一天。

操场上千听众兴致勃勃，意犹未尽，原定的另一位教授不得不取消演讲。

在演讲时，梁漱溟曾听到有学生对旁边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对于这种质疑，梁漱溟觉得无可厚非，反而认为彼此质疑，互相问难，更有利于学术发展。

在梁漱溟看来，思想或道理，原本就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人之所以进步，恰恰是因为他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答。

他常常给学生讲：

“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
思想进步的原理，一言总括之，就是如此。”

对于东西方文化到底哪个更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详细进行阐述。

在书中，他将西方哲学，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置于同一坐标下进行考察。

不仅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哲学等作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对印度哲学作了比较研究，并且还对“五四”前后中国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作了梳理评判。

最后经过抽丝剥茧般的论述，梁漱溟得出结论：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代西方强势文化，而成为世界的主导，中国文化将进入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的开山巨著”，也奠定了梁漱溟儒学大师的地位。

在当时，学习“西化”还是保留“国粹”的文化之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

梁漱溟的继承文化传统、开拓传统文化新境界的观点，犹如混沌中照进一缕阳光，点亮了很多人的心。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梁漱溟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1940年，他和张君劢等人发起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破裂。

为了让言论不受国民党控制，民盟决定在香港办报，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

1941年，梁漱溟只身一人来到香港，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

筹备期间，有人利用关系要给报社塞进一个“副经理”，当时人员已齐备，而且报社经费十分紧张，梁漱溟断然拒绝。

那人邀梁漱溟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甚至说，如果不答应，就不再把他当作盟友，而是敌人。

梁漱溟身处异地，这样的威胁细思极恐，然而他毫不为之所动。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自然也不高兴，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

当民盟的《光明报》刊发政治言论时，旅港的参政员，以及在港的国民党元老，都被授意劝说梁漱溟回到重庆。

对此，梁漱溟一一“辞谢”。

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出马，“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

杜月笙请梁漱溟喝茶、吃饭，各种威逼利诱，终没有达到目的。

直到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梁漱溟才返回内地。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悲愤发表言论：

“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
假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国人。”

他又说：

“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

在梁漱溟的号召下，民盟强烈要求调查李公朴、闻一多二人的死因。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调查此案。

直到一个月后，迫于舆论压力，才勉强同意民盟自己派人调查。

在梁漱溟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赴昆明查访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特务在密切监视，百般暗中阻挠。

最后他们还是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先生。

梁漱溟后来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梁漱溟像个“不识实务”的斗士，以命相搏，寻求正义和公理。

梁漱溟说过：“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

他认为对的事情，便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百折不回。

他是中国最敢说真话的硬骨头，无论对谁，都直言不讳。

1953年，他因为跟当时领导人对当下形势的看法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批叛孔子，否定当时文化革命的人。

后来年过八十的梁漱溟接受批斗，被问有什么想法。

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一个人，你什么都可以夺掉我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我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文人的风骨，尽显无遗。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他曾说过：

“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
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
如果不想干，干脆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态度：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