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为宝的思想早就熟知于胸。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写道:“《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

以“人民”为宝的民本思想更是贯穿于《孟子》全书。《孟子·梁惠王下》中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有一段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话:“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尽心下》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毛泽东高度重视“人间正道”;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次引用“民贵君轻”之说。他对孟子的民本思想更是熟记于心。

孟子所讲的“政事”,就是治国理政的事情,就是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解决好土地与人民结合的问题。突出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民事不可缓”的问题。通过制定土地政策,不使土地闲置,也不让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尽可能地发挥土地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是实现“使有菽粟如水火”的目标。尽可能地发挥民力、民心的作用,解决好人民的需求问题,使人民衣食有保障不为生存而担忧。尽管党的建设有着千差万别的时代内容,但也是离不开土地和人民的。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时指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

毛泽东的“三宝”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说与孟子的“三宝”有相通之处,不能说没有一点思想影响。统一战线就是要“得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广交朋友,使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少,使革命力量形成“千千万万”之众、“浩浩荡荡”之势。这与孟子“三宝”中的“人民”这一宝是相通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依托的是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立足之处是根据地。这与孟子“三宝”中的“土地”这一宝是相通的。 “党的建设”这一宝,与孟子以处理土地、人民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政事”这一宝更是相通的。

最后,谈谈老子的“三宝”。老子也有“三宝”,《道德经》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的慈、俭、不为天下先,与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与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主张是不一样的,但仍有殊途同归之处。老子的三宝对毛泽东的三宝,不像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与孟子土地、人民、政事的影响那样大、那样直接,但影响也是有的。

从毛泽东武装斗争的角度认识“慈”:其一,对敌人是不能仁慈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其二,对人民和人民军队之间是必须讲仁慈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也许就是老子讲的“慈,故能勇”吧。其三,国与国之间,要像老子说的,“不以兵强天下”,要和平相处;强兵是为了防卫;靠穷兵黩武,称霸世界,是不会长久的。

从毛泽东统一战线的角度认识“不敢为天下先”:对同盟军,能先让一步,才能有统一;能独立自主才能保持统一。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讲了三条,“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从毛泽东党的建设的角度认识“俭”:这个“俭”,就是俭朴、俭省;就是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什么如此强调艰苦奋斗?因为成由俭败由奢,因为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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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妙解“三大法宝”

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给师生做报告。当时,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大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出发在即,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在演讲过程中,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卓诚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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