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捡到很多钱是什么意思】文学首脑们带来“无国界文学之夜”，共同欣赏文学带来的美丽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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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和程永新

现实的回响：文学馈赠我们感知的能力

人生在世，坎坷与磨难不时存在。梁晓声和李敬泽都有一个共识，即不同时代的人，感受到的苦楚和困顿也是不同的。当下年轻人的压力未必比他们当年弱：同样大学毕业，有的考研成功了，有的差几分没考上；有的家里买房添车，很快有了儿女，有的却只能在郊区租房。“这种咄咄逼人的近在咫尺的差距和压力，我们那时很少。我们那个时代都差不多。”梁晓声说。

但梁晓声也认为，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当一个人对他人的命运和人生多一些了解，他就不会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那个人。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有文学？很多文学作品并不展示一个人过得如何好。相反，我们在很多作品中看到主人公经受的种种磨难。”李敬泽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首先培养了我们 ‘感受他人’的能力，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可能还有无数的人们和我们一样在承受困难。同时，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那些人如何去承受这一切，如何去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确证生活的意义。这是文学对我们的馈赠。”

他相信，每个人都身处现实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但就一个写作者来讲，现实一定还包含了对这个世界更深广的理解，对他人更深广的体贴。

“写作者要高度警惕仅仅沉浸于小的现实上，警惕自己陷入信息茧房。写作者如果不善于体会他人之心，体会他人的境遇，就是苍白的，羸弱。”李敬泽称，“由于现实是如此庞大，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现实时都会有一种把脖子伸出去，展望四周的茫然感。文学让人对现实有一个感知：周遭是什么样的，他人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文学不能放弃的很根本的职能。”

梁晓声深以为然。他直言自己的创作和阅读是不一样的，阅读是寻找放松身心的港湾，但创作一定是面对现实的，即使写历史题材，也要把社会和历史进行参照，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文学创作一定是特殊的职业，它的特殊不在于证明谁的才情天分有多高，而在于通过作品来让一部分人知道更多的另一部分人的现实状况。”

李敬泽和梁晓声

生活的诗意：需要自我的建构，需要爱的眼睛

毕飞宇特别喜欢福楼拜的一句话：“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感染，往往是靠作家给我们的。”这句话给了毕飞宇很多鼓舞。

“可能本来没有所谓的诗意，诗意是人类为自己的生存、环境，或生活细节所赋予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意是后天的，是通过文化积累的，然后形成的一种有关生活的感受和认知。”毕飞宇也认为，让诗意走进生活，最必要的条件是我们自身的精神性，“这个精神性首先是我们得有理想，有尊严，有自我，活得像个人。这是诗意最大的前提。与此同时，我们得有一种建构生活的能力。”

在苏童看来，诗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感受，这个感受需要被捕捉，被接受，才能形成诗意。而真正的现实生活往往是拒绝诗意的。比如柳宗元有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之后亦有无数水墨画出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老翁不在那条小船上钓鱼了，不在漫天大雪中钓鱼了，回到生活中的他是没有诗意的，诗人不会讲述他，画家不会描绘他。所谓诗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有门槛的，它需要一点点美学训练与文化积累。”

更重要的是，诗意的发现还需要有爱的眼睛。苏童想起自己的一篇小说《白雪猪头》，这个小说讲的是两个母亲的故事。一个母亲是工人，心灵手巧，会做衣服，一个母亲在肉店剁肉，但不会做衣服。原本两人关系不好，后来一个女邻居就让工人母亲给剁肉母亲的孩子做衣服，以衣服来换猪头。可等衣服做好了，送出去了，剁肉母亲却被调到别的肉店了。当读者都和工人母亲一样以为衣服白做了的时候，在故事结尾，一个快要过年时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剁肉母亲顶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送来了两个同样被白雪覆盖着的猪头。

“白雪恰好是覆盖在物质生活上的一点诗意，如果没有爱的眼睛，是看不见诗意的。”苏童说。

苏童与毕飞宇

命运的脚本：在任何时候都有所热爱

总有读者好奇，作家们如何走上了写作之路。

其实笛安自己都难以解释，为什么对虚构有持之以恒的热情。在她很小的时候，外婆就说过一句话：“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她有时候好像觉得谁都和她没关系一样。”

“我最爱的就是文学虚构的那一部分。”笛安说，她似乎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活在眼前的世界里，脑子里往往只有跟自己有关的世界。“我挺早的时候就相信一件事，我头脑里的世界都是真的。后来开始看科幻小说，我才知道有平行时空这个事，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但我一直有这样的信念。这可能造成后来我以虚构为生。”

毕飞宇有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剧本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语文老师，曾经遭遇不幸，特别不希望儿子也从事文字相关工作。父亲还是一个物理发烧友，喜欢自学物理，所以早早地给儿子制定了计划：将来要学科学。“恢复高考后，他就不停地抓我的数理化，特别希望我去北京大学读物理系，可是我的父亲忽略了一个事情，他不仅给了我剧本，还给了我基因，那就是热爱文学的基因。我冒着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开始写作，可以说，我是一个亲手把命运剧本给撕了的人。”

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毕飞宇特别渴望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内心。当年没有网络，这个分享的渠道就是刊物和出版社。“我的终极目标就是把东西写好之后，只要有刊物发出来，我的目标就完成了。”

但他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经验贩卖给别人，尤其是比他年轻的人。“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也不是努力和不努力的问题，每个人的空间不一样，时代不一样，外部环境不一样。一种条件，一种可能性只可能在一代人身上轻易地实现。”他说，“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机会多一些，大家可以更多地去观察，真心喜欢什么，未必把这个东西当成饭碗。如果此刻有年轻人来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聊文学，我倒不一定希望你们去做职业作家。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爱文学，可以去写，可以享受自己的才能，享受自己的创作过程。”

笛安也发现自己给不了任何文学爱好者建议。“十年后，很多读者也长大了，从他们的私信的问题里可以感觉到很多变化。”但她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工作之外有一个真正的爱好，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能力，不要太烧钱的那种。一个人有一个爱好，或者因为这个爱好交一些日常生活不大一样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它是一个喘息的空间。”

毕飞宇和笛安

文学的礼物：它把光无限拓展，帮我们完善自我

谈到文学带来的美好，阿来想起文学阅读为他打开的另一个世界。

小时候，他没有看过教材之外的读物，也没有听过“文学”这个词，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走进正规学校，发现学校里有图书馆，那里的书和他原来读到的那些完全不同。“1970年代末，打了封条的书又重新开封了，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我突然对这些书产生兴趣，疯狂地读。有时候借书借不过，就跟图书管理员商量，你能不能假装把我关在里面？我这样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有善意的、美的世界。情感也好，语言也好，都是美的东西。”

贾樟柯接触文学作品是在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中学教语文，他因此接触了很多古典文学。到了初中，语文老师见他喜欢文学，也会借一些当代文学作品给他看。“对我来说，那时候也不是想做作家或者从事文学创作相关工作，就是孩子的一个礼物。它像今天的孩子发现了一款游戏，发现了一段视频，那个时候文学跟人的关系非常轻松。”

在贾樟柯看来，身处物质世界的我们，同样追求精神世界。孩子也能够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光芒，哪怕从简单的唐诗里也能学到某种看到对待事物的独特方法。“比如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描写河水可以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水从天上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奇异的想象就是一个礼物，它教会了我们想象。”

他也认为，文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保持人性，“人性里有着非常复杂和重要的东西，比如包容、好奇心、谅解……这些关键词是我们保持人的独特性所需要的情感元素。文学能够唤醒我们，维护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元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完善自我。”

阿来表示，文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爱因斯坦打过一个比方，人的知识像一盏灯，照亮某一个地方。知识少的人说你看我照亮了这里，但他没有反过来想，灯的周边还有一个圆周，光明以外全是黑暗，那就是未知。那么我们能不能多几个光，把光无限拓展，这就是人类知识的构建。”

阿来和贾樟柯

无界的世界：文学至少可能是一个无人机

最后一场漫谈来自韩少功和淡豹。韩少功在写小说的同时也做翻译，淡豹也有小说创作之外的从业经验。

韩少功从来不觉得一个作家是很纯粹的作家，对于“纯文学”这个提法也抱有怀疑的态度。“我们中国古代都不是纯文学，是杂文学。司马迁写的历史不是文学吗？庄子写的哲学不是文学吗？很多都把它们纳入了文学的教材。西方也这样，比如在英语世界，literary不光是指文学作品，还包括一切的文献，所有纸媒的文字的活动，都可以统称。英文writer是作家吗？中国把写小说、散文、诗歌的人叫作家，但英文世界里包括新闻记者都可以叫做writer。”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文学变得非常纯，俗话说 ‘文学无界’，过去它不但有界，还越来越窄，变成要满足非常单纯的文青的要求，这一点不好。”韩少功希望，文学这个界起码要非常宽，“一个写作者不光要读文学，最好是读杂书，干一些杂活。”

淡豹生于1984年，她直言她这一代人如果不流动，很容易觉得虚无，然后会感到自己被限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用文学来打破这种疆界就变得很重要。”

她是东北辽宁人，小时候家附近有一片稻田，儿时记忆里插秧的人一直都是弯着腰的。“我有时候会想，文学它可能没有我们说得那么诗意，说能给人插上翅膀，人其实插不上翅膀的，你没有办法，插秧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坐到飞机上去。那我想文学至少可能是一个无人机，让你在低空看一看下面，看到这个稻田旁边是有沟壑的，有边框的，还能看到高速公路和远山，这个时候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淡豹和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