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现代麻将一样,马杰需要四个人参与,一个人坐着,三个人敲柜子,让他下场。缺三个人,就可以换三个叫“癞蛤蟆”的人,两个人就可以“吊梯子”。在《红楼梦》第51届内,徐文庆的女儿和陈经济玩的就是这个梯子悬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Northern Exposure,Northern Exposure
四条腿。
因同属叶子戏,马吊的牌面与叶子戏大体相同
这个斗智斗勇的游戏在中华大陆上风靡了数百年。明末崇祯时期,大学士周延儒奉皇命出城视察军情,“既出都百里,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大家都以为是有啥重大战情要报告,人心惶惶,结果只是为了“取纸牌诸弄具而已”。
这也难怪明朝遗老吴伟业(此人也是一代大师,近年来更有学者考证他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大叹“明之亡,亡于马吊”了。
直到清朝初期,马吊仍然是主流游戏,但很快发展成了默和牌,大致是以“默默地和牌”简缩而成。
图为叶子戏的一种变体——水浒牌,上有刻画108位水浒英雄,栩栩如生
再往后,人们在默和牌的基础上发明了碰和牌。《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贾母与薛姨妈、王熙凤玩的就是碰和牌。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贾母单吊一张二筒,使眼色给王熙凤。王熙凤“故意踌躇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再顶不下来的。’”
薛姨妈顺着话语让她打出来瞧瞧,等王熙凤亮牌后,薛姨妈笑着说:“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王熙凤顺势笑着说自己打错了。倒是贾母却忙不迭说到:“你敢拿回去!谁叫你错的不成!”
从这个角度来说,麻将能让参与者将社交暧昧化,牌起牌落之间关系熟络了,面子给足了。倒不是说游戏本身便立足于这个需求——这只是国人性格使然,情感太细腻以至于需要借用游戏委婉表达,才能相互都有面子。
清代晚期的麻将馆,墙壁上赫然贴有“大杀三方”四字
但是往后关于现代麻将的成型历史相对就模糊了。麻将作为这一游戏的用名,目前最早见于小说《宦海升沉录》(1909)——相比之下,“麻雀”作为牌戏名称的出现更早,首见于清末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1894),历史上第一部麻雀牌谱《绘图麻雀牌谱》(1914)也是以“麻雀”作为游戏名称,可见如今我们所用的“麻将”一词并非原名。
晚清遗老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中同样记载了称谓演变的相关信息:吴语中“鸟”的读音是“diào”,马吊在演变成麻将的过程中发生了变音,成了“麻 diào”,即为麻雀,因此而得名。
根据传播最为广泛的说法,麻将是由晚清时期的宁波人陈鱼门所创。传说中陈鱼门以出海捕鱼为业,捕鱼太无聊就改良了一种名为“公侯将相牌”的马吊牌戏变体的玩法,又将原来的纸牌换成了风刮不走浪打不湿的竹质牌,得以发明了麻将。
图为上世纪20年代美国制作的空心铁皮麻将,这种麻将牌的制作方式在当时是最为实惠的
这位陈鱼门历史上确有其人,道光年间贡生,后来官居三品,太平天国期间负责筹措浙江全省的军饷,得到过左宗棠的赏识。更有意思的是,这位清朝官员竟然还学过英文。
关于陈鱼生,2008年CCTV10一期关于博戏的《探索·发现》节目中交代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与陈鱼门交往密切,写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过陈鱼门教他打麻将的趣事。然而节目仅仅交代了故事,并未见到信件真迹。
节目组在节目中提到这个讯息来自日本“麻雀博物馆”的创办人野口恭一郎,后来美国作家汤姆·斯劳珀(Tom Sloper)曾联同英、法、日的三位麻雀研究者向千叶麻雀博物馆索取日记副本,后者同样表示无此馆藏。
末代皇帝溥仪御用的五彩螺钿牌原来便是藏于这个麻雀博物馆中
根据前文提到的《清稗类钞》中所记载,麻将传入宁波的历史契机是“粤寇起事,军中用以赌酒”,因此在这个说法中,、麻将是太平军发明的。但根据《中国赌博史》的观点,太平天国曾下过多次赌博禁令,其中只提到骨牌和骰子,没有提过麻将。因此太平天国创制麻将的说法同样有着较大可疑。
此外还有郑和发明说、万秉迢发明说等数种说法,也都没有能够坐实的依据。
转眼间大清倒台,麻将随着历史大流来到民国时期。麻将在民国有多流行?往南看看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手打造“福煦路181号赌场”引领时代潮流,每天近两万中外赌徒在夜上海的氤氲水汽中厮杀,主要赌具正是麻将。往北看看天津,外国人资本介入,赌场遍地开花,达3000多个,使得天津成为了当时继上海之后的国际性大赌城,主要用具仍然是麻将。
1939年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之后,曾经跟蒋委员长两次建议禁止麻将,后者均未表态。而根据《申报》记载,蒋介石曾亲自拨款在上海、福州开办麻将工厂,生产麻将做出口生意。蒋经国刚刚回国,显然不太了解父亲在麻将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
在每个时代,文人或许都是社会上最敏感的群体。在胡适的《麻将》一文中,他与麻将的爱恨情仇无疑深刻表现了这一点。胡适妻子江冬秀是个老牌骨,经常在家中设局搓麻,赢来的钱贴补家用,因此难免有三缺一的时候,这时候胡适就需要发挥男主人的作用了。
嗯,我们必须要承认,以三缺一为理由对他人发出的麻局之邀,带有难以掩饰的道德绑架成分。——胡适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合照
但胡适本人喜欢打麻将吗?很可惜,胡适在随笔《麻将》中给出的评价是这样的: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有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不仅如此,胡适还给全国人民算了一笔账: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这个算法有没有很熟悉?大思想家胡适无疑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从业者。虽然对麻将文征笔伐,但是在他的《胡适留学日记》里头,仅1910年8月就有10天记录了“打牌”二字。其中的8月5日,全天日记仅有两字——打牌;24日则记录了“打牌两次”。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老实。
同代几位能叫得上名的文人墨客,技术差距也很大。据说梁启超极为热衷麻将,甚至能快速解牌,并发出感慨“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辜鸿铭跟老舍也喜欢打,但打得都不太行,前者被称为“光绪(光输)皇帝“,后者打牌打到秃发。
然而在胡适的这篇《麻将》随笔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关于麻将海外传播的相关信息:
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成为出口货的一宗……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上世纪20年代,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Waldorf Astoria)开授的麻将课程
胡适的这篇文章写于1919年,可见麻将在海外的兴起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此外,1925年的《朝日新闻》中也已经出现了关于麻将的报道;1920-1924年的短短四年间,第一本英文麻将说明《麻将规则》(Mah-Jongg Rules)重印了12版;美国1922年进口的13万多套麻将抢售一空,即使售价高达500美元一套。1923年的美国人口为1.11亿人,其中便有1500万人在玩麻将,占了总人口的13.5%。
四个亚洲面孔在当时的西雅图移民中心打麻将。图源:西雅图历史工业博物馆,1938年
从成型到现在短短百余年,麻将文化能够在本土绵绵不息,更在海外生根发芽,自然可以归因于人口流动带来的群众基础、游戏本身极高的娱乐性。
与上面提到的胡适先生一样,学贯中西的梁启超先生在工作之余,他也是一个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娱乐“发烧友”,尤其对玩麻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梁启超先生
1919年的一天,几个学界的朋友邀梁启超去做演讲。梁启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问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们说的那个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
朋友误以为他要辅导学生,便说:“辅导之事晚一点也无妨。”梁启超哈哈大笑:“错了错了,我指的这‘四人功课’,乃四人上桌打麻将!”说着,还做出一个抓牌打牌的动作,引得在场的一干人哄堂大笑。为了打麻将推掉演讲,可见麻将对梁启超吸引力之大。
不过,有时有人请他做演讲,他还是会爽快答应的,但在演讲之前,都要先玩几圈麻将。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振振有词:“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说来也怪,每次从牌桌上走下来,登上演讲台,梁启超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不得不让人钦佩他的演讲灵感来自牌桌的滋润。
据梁启超的朋友严范孙回忆,梁启超还曾发明过五人与三人麻将玩法。
一次梁启超去朋友家玩麻将,四人正准备开局时,又来了一位访客,而此君也是他们圈中的雀友。这种情况下,多半是主人主动退出,让客人玩上几圈。但梁启超不同意:“如此一来,满足了客人,主人岂不是很扫兴?不妥,不妥。”
梁启超随即想出了一个五人打牌的办法: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这一玩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那天晚上,牌桌上出现了五人轮流上阵的奇观,让人不得不叹服梁启超在牌桌上高人一等的创造性。
三人麻将玩法就是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索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于是三人也可以作“三缺一”的牌战。
梁启超虽然热爱麻将,但战绩糟糕,十打九输。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玩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他曾有理有据地把麻将和救国结合起来:
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炼坚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即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炼出来。
讲了这么多,估计够大家在牌桌上吹牛用了吧!最后研习君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逢打必赢。
另外提醒大家,小撸怡情,大撸伤身,点到为止,友谊第一,打牌第二。
研习君去打牌了,祝各位牌桌上装逼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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