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出生的今年几岁】不远重逢：《紫色丝带妈妈》的坚持与希望

上的台历有小溢自己标注的日程，1月29日去爸爸“哪”里，2月13日回家（隔离），2月21日开学（迟到），2月28日去上课。母子二人错过了重聚后的首顿除夕团圆饭。

她仍然担心儿子会再次不见，出发当天特意将交送地点选在了派出所门口，并请民警见证。朱莉还和小溢约定好了每天都要通电话。与荔枝新闻见面的当晚，九点钟左右她通过智能定位看到儿子还没回家，又心焦、不停地打电话，直到听到儿子声音后才稍许安心。

她的头像是一张和小溢的合照，这张照片是朱莉最近过生日时摄影师给拍的，两人头靠着头坐在一起，儿子将手搭在了母亲的手上。朱莉手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荔枝新闻说，小溢回来不到一个月，他俩就都胖了一圈。笑容因小溢的归来而被朱莉重新拾起，“40岁了，我和儿子的另一段人生开启”。

判决停在纸头

朱莉此前的那段人生始于一场婚姻。

她和前夫刘地松是高中同学，上学的时候两人并不熟悉，后来在老同学的撮合下才走到了一起，2008年两人登记结婚，婚后定居于南京。朱莉起先在一家报社工作，后来辞职经营起两家宠物美容店。

婚后一段时间刘地松曾去新疆跑了一阵物流，2011年小溢出生，朱莉希望他能留下来，但刘地松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小溢尚未满周岁，此间几年仅偶尔回来。对于刘地松的工作和经济状况，朱莉很少过问，也顾不上，两人买的房子虽一起凑了首付，但后续的房贷则主要由朱莉在还，“天天带孩子，过得特别快。”

在小溢身边的那几年是朱莉最为快乐的时光， 他满月时的模样、初次叫妈妈的小奶音、第一天上幼儿园时无措的小眼神、为妈妈制作的第一张母亲节贺卡、第一次在小朋友的簇拥下过生日……凡此种种都被朱莉小心珍藏着，也支撑着她挺过了往后见不到孩子的那四年。

2015年，刘地松从新疆回来，据说生意做失败了，夫妻二人开始频频发生争吵，有时刘地松还会向朱莉动手，最严重的一次，她被打得耳膜穿孔、鼻血直流，家里的物件也被扔了一地，站在一旁的小溢吓得直哭。这次之后，朱莉下定决心要离婚。

2017年10月，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根据妇联派出的家事调查员出具的调查报告，孩子此前基本由朱莉一人抚养，刘地松回南京后很少回家，也不承担家庭义务，妇联认为孩子由女方抚养更为有利。朱莉最终获得了小溢的抚养权，刘地松获83万房屋折价款。一审宣判后，男方不服上述，后被南京中院驳回，维持原判。

然而即使判决书生效，刘地松也置若罔闻，不接电话不回短信，拒绝将儿子交给朱莉抚养。无奈之下，朱莉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经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罚款和拘留后，刘地松依然没有交还小溢。

那段时间过得有多煎熬，只有朱莉自己最清楚。为了集中精力寻回儿子，她关了一家门店，白天和小动物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短暂忘记失去的痛苦，夜里她总是梦到小溢小时候的模样，醒来常常枕头已浸湿一片，那几年她也尽量不回娘家过年，怕父母见着她难过。

和刘地松闹离婚之初，母亲就曾为女儿抱不平，有一次她和72岁的母亲一起找到刘地松父母家里，还没说上两句，那边拳脚就向母女俩袭来，母亲被打成轻微伤，小溢被人从屋里推搡出来，说了一声：“我不认你们了”，接着就摔门将自己锁进屋里。这让朱莉恐慌起来，难道小溢以为自己被母亲抛弃了吗？

律师向朱莉建议，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进一步提起公诉。然而彼时涉及行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构成拒执罪的案例在全国少之又少，江苏省内更无先例，公检法就细节进行着多次讨论，期间民警也多次前往浙江某地与刘家协调，但总是无功而返。

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曾担任多年法官，审判了不少涉及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在他看来，拒执罪作为刑罚的一种，在实践中常常用在情节严重且影响恶劣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案件中，而在传统司法语境下，一般将婚姻家庭纠纷视为家庭内部矛盾，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通常会以采用其他限制性措施而不会轻易以拒执罪认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对拒执罪作出的八种举例性司法解释，均针对于财产问题，未涉及抚养权等人身行为，因此在实践中判罚往往带有不少的主观任意性。

所幸的是，在法院、公安及多地妇联、街道等多方努力下，小溢最终被成功接回朱莉身边，他看过妈妈之前上的那档寻子电视节目，知道了原来自己从来没被放弃过。

（戴晓磊探望儿子，图片截取自受访者提供的视频素材）

然而并不是所有妈妈都像朱莉那样幸运，还有一些妈妈始终卡在判决的执行层面，比如戴晓磊。

她同样在婚内经受过丈夫的数次暴力，离婚时一审二审均认定了男方的家暴事实，责成其赔偿戴晓磊5000元，但孩子的抚养权也给予了男方。戴晓磊虽获得了每月两次探望儿子晨晨的机会，而由于男方不甚配合，多年下来只能依靠不断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才能偶尔见到晨晨，每次的申请流程需要花费半年，见面时长也被一缩再缩。

眼下，她正等待着春节后由法院出面执行下一次探视，最近一次见到儿子是在去年11月，地点依旧是法官办公室。那天，戴晓磊拉来了满满一行李箱的跳棋、国际象棋等益智类游戏，希望尽可能多一些与孩子的互动，不满一小时的时间里，母子俩就一起坐在地上玩棋，晨晨身后是一整架子的公文材料，探视结束后，她被要求与前夫王杰共同签署一份执行笔录。

尽管这样“不自在”的见面令人感到不适，但眼下她也寻不出更好的法子了。晨晨被抱走时只有一岁多，如今他已长到八岁，虽然见面时他也会抱一抱戴晓磊，但却不曾叫过一声“妈妈”，而是将一起生活的姑姑称作“妈妈”。

最重要的那个人

这些年来戴晓磊一边在不断申请探视权的强制执行，另一边也在持续打着“变更抚养权”的官司。

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加拿大去探望父母了，和父母通电话时，电话那头总在劝说她要想开点，或许试试看开始新的生活，但戴晓磊心里并不认同，“这就是我的生活，怎么能重新开始”。最令她无法释怀的是，王杰明明有家暴行为，且法院也认定了，为什么孩子还会判给他？

2016年末，终审判决公布后，戴晓磊继续就抚养权问题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于2017年底遭驳回，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晨晨长期跟随王杰父母生活，其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状况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中，进行改变将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综合考虑其家庭暴力的发生场合、频率、对象、严重程度、孩子年龄及是否亲历情况等因素，没有证据显示王杰的家暴行为达到了对晨晨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不可抚养之程度。

（晨晨出生前，戴晓磊给他做的鞋子 受访者供图）

然而晨晨当下的稳定生活状态则是缘起于一次意外的变动，戴晓磊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丈夫带着姐姐和妈妈突然回家是为了把孩子彻底带走的。

戴晓磊与王杰同从事影视工作，一次在桂林拍摄的途中，两人相识并走到了一起。婚后由于两人都要随剧组跑，聚少离多，戴晓磊便在北京重新找了份相对稳定的工作，2012年8月，儿子在加拿大出生。

2013年6月戴晓磊第一次带他回国探亲，并在北京安顿下来，期间王杰的父母和姐姐多次提出想把晨晨接去河北老家照料，都被她婉言谢绝了。这年最后一天，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王杰带着母亲和姐姐强行将孩子抱走，戴晓磊追至电梯间却无力挽回。

在那前后，王杰正忙于一部古装剧的武术拍摄，无视了戴晓磊一次次发来的与孩子见面的请求。

抢夺、藏匿孩子是纷争的起点，它往往发生在婚内，也常常容易被消解在“家庭纠纷”的大范围下。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新修订前，法律层面并没有对这种行为作出过任何说明或解释，没人能确切地说清楚，妈妈们正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困境。

（王小滑与儿子半岁时的合影）

这种抢夺有时也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偷完成。去年3月，王小滑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在医院看O型腿的治疗问题，医生建议住院，但孩子的各项证件放在孩子父亲处，当时夫妻二人因情感不和已分居近一年，电话那头丈夫应声答应着将证件送来，碰面后他又提议带孩子再去别家医院检查一下，并让王小滑先行一步去排队挂号，自己稍后带着儿子打车跟去，然而丈夫却没有如约出现。

打抚养权官司前，王小滑一有空就钻头研读法律条文，相关的法律她一边逐条细细研读，一边把觉得有用的法律条文摘抄下来，她也会去网上搜索或去群里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感觉合理的就去尝试一下。

她所说的这个群，大家都自称为“紫丝带妈妈”，朱莉目前是这个在线群体的主要负责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妈妈们不断发出呼吁，反对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呼吁完善对抚养权和探视权的司法保障。

而“紫丝带妈妈”的称呼，最早则是由戴晓磊提出来的，在努力争取睿睿的抚养权期间，她与另一位相似境遇的妈妈共同发起了“紫丝带妈妈的爱”自救活动，许多妈妈加入进来，以蓝紫相间的丝带标志作为群体的标识，并解释说蓝丝带代表了孩子，是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阿姨别怕，有法律呢”

争取孩子的过程夹杂着反复与心酸。对于这些，妈妈们通常不太会去向身边人倾诉，打官司需要钱，要回孩子后，培养也需要钱。一系列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心情的调节得往后排。

在工作和寻找孩子之间何以获得平衡的问题上，王小滑感受到了许多来自所任教中学给予的温暖。与丈夫的矛盾大面积爆发后，她和孩子被赶出家门，学校给出了一套房子让她和孩子住，鉴于孩子还小，需要人照料，学校还特批她上完课就可以随时回家，不用考勤签到。王小滑的丈夫也是教师，孩子被抱走事件发生后，学校主动出面与男方所在的学校进行沟通，并上报当地教育局，另让她改教课业负担相对较轻的政治科目。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这种平衡，万腊梅选择为全力应对抚养权的诉讼而放弃前者，她目前暂居在朱莉家，有空的时候帮忙照料店里的生意，更多时间用于奔波法院、寻求有关部门的协助。

（在寻回孩子的过程中，万腊梅与朱莉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晚上她睡得比较早，通常七八点钟睡下，但夜里一两点就再睡不着了，儿子和女儿都患有遗传性哮喘，常常在这个点发病，离不开万腊梅的照料，久而久之，这样的作息习惯就被她保留了下来。最近她在朱莉家附近的面店铺寻了一个兼职包包子的活儿计，工作时间在凌晨两点到四点。

更多的时候，万腊梅只能从男方的朋友圈里看看孩子，女儿从前总爱笑，但最近她发现照片里女儿的笑容少了。有一次，她从女儿一张微微露齿的照片中看到她一口牙全黑了，她现在六岁，正是换牙的时候，“得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治牙，再晚就来不及了。”这句话被她反复挂在嘴上，急在心上。

儿子这头也棘手，万腊梅从邻居和村委会工作人员处听得，“他在青春期，又马上要中考了，怕他考不上或干脆就不考学了，怎么办？”

有时候看到万腊梅想问题出了神，小溢会跑过来拉拉她的手说：“阿姨别怕，有法律呢。”

万腊梅不是没动过把孩子“抢”回来的念头，但也只是一闪而过，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她哪里会不知道，“我坚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我也想‘名正言顺’地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得知朱莉终于“赢”回孩子时，她也打心眼里觉得欢喜。目前100多人的执行情况群里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妈妈们成功了，每一次群里报喜，大家都感同身受地高兴，也更添了一份坚持下去的信心。

相信的同时，妈妈们也在努力争取着，将群里分享的成功案例和自己的比对，有相似的拿给法官参考，另一边妈妈们也在写联名信，向一切可能的力量求助。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者张宝艳是妈妈们求助的力量之一，她在去年参会期间，特别帮助妈妈们呼吁，希望能立法保护离异家庭儿童应该享有的亲情权。

曙光的确在一点点照进来。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第二十四条的内容尤其让妈妈们感到振奋，其规定涉及：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配合。

“这说明我们的声音有被听到”，朱莉说，法律在一步步帮助我们，我们也希望着后续的惩戒性措施能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小溢现在格外对法律感兴趣，朱莉在整理法律素材时，他会在旁边观看，碰上电视在播法律节目，他就不换台了，他梦想长大了能当个大法官或者成为一名警察。

（文中刘地松、王杰均为化名。）

来源： 荔枝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