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罗老师”,搞得我有时觉得老罗请大家吃那么多顿饭,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享受这种阅兵仪式。师大周边的店都是罗岗的店,盗版店的老板娘喜欢他,老板也喜欢他,老板娘卖给他八元一张,老板一赌气,卖给他七元一张,后来老板和老板娘分家过,我们都说,罗岗有责任的。

盗版碟已经淡出我们的生活,男生也不会为了一个卖鞋姑娘,天天中午去十二百货看她,女生也不会对“贴膜王中王”动感情,好像,我们把眼泪力气都留在上个世纪了。我们更干燥地出发,更不动声色地和生活打交道,我们现在很COOL,但我们也更经常地没劲。不过,好歹在我们荷尔蒙最澎拜的岁月里,我们拥有过后门一条街,我们在这条街上寻愁觅恨过,艺术系男生和火锅小老板为了一个女生,大家飞过杯子和小刀;我们也在这条街上建功立业过,帮电话卡老头追到了一个小偷,并且成功地教育了这个小偷。那时,我们同时是后门一条街的阿飞和君子。

好吧,最后我希望今天的追忆,不是为了怀旧。

失恋了,“后街”买包东北炒瓜子

故事拥有人:庄瑜,1979年生

长风公园


1997年以前,华师大周边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地标——长风公园。

小时候,去长风公园是件大事。一是因为那里很远,当时属于“西郊”。我家住卢湾,去长风公园只有94路这一种交通工具,要从襄阳公园这一头的终点站,一直乘到金沙江路怒江路那头的终点站。

二是因为公园很大,里面有湖有山,可以泛舟,可以骑马,最重要的是有“勇敢者的道路”,可以爬杆、爬铁丝网,过独木桥、梅花桩。对于我们这些上海的70后、80后来讲,诱惑不亚于现在的迪斯尼乐园。

1997年,我18岁,进入华师大外语学院念书。从那以后,我跟这块地方就分不开了。

“爱在华师大”,这是一进学校就体会到了。我的宿舍在八舍,楼前有一个篮球场,总能看到一些男生裸着上身打篮球,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后来发现,我们学校的篮球场都在女生宿舍楼前,风景独好。你说学校怎么这么有想法呢?

那一年的新生杯篮球赛,我们学院拿了冠军。要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三十多个男生。这件事情让男生们骄傲了二十年,前段时间还有人提起。比赛期间还成了一对。当时有人受伤了,我跟另外一男一女两个同学护送他去普陀区中心医院。我虽然是大班长,可对跑医院一窍不通,全靠另一个女生跑前跑后。同去的男生看在眼里,觉得“她怎么这么善良呢”,这就爱上她了。他们俩好到现在,今年孩子满10岁。

有恋爱,当然也有失恋。失恋的时候,去“后街”是最治愈的。

“后街”就是枣阳路,我妈说,她(上世纪)70年代在华师大念书的时候,后街就很热闹,那时学校后门围的还是竹篱笆。有次听一个老师的讲座,他说“后街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泄场所。学生们需要一种平价的生活,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约上三五知己,“后街”走一遭,心结就解开了。——有段时间,后街的火锅店实行啤酒畅饮。结果发现学生们太能喝了,很快就取消了。

记得有次一个同学失恋,我陪她去后街买了一大包散装的东北炒瓜子。回到寝室,我说:今天破例,瓜子壳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们把门一关,一边聊天,一边尽情地“啵啵啵”吐瓜子壳。一大包瓜子磕完,心情似乎也舒畅了不少。

后街海纳百川,有各地美食。我第一次在上海吃到煎饼果子就在后街。当时学校后门后有个小摊,我每两天去买个煎饼果子,胖到不行。

第一次吃炒河粉也是在后街。小贩推车出来,煤气灯一点,大家就坐在条凳上看他现炒现卖。

还有我家不吃螺蛳,吸螺蛳的技能是在后街学会的。爆炒螺蛳,6块钱一大份,现在上哪儿找去?

再说说后街有名的小餐馆吧。有家卖中式小点的满园春,有些年头了。我跟室友两人常点一份锅贴,再分享一大碗酸辣汤。

枣阳路金沙江路口有家清真馆,就是“三片盖浇饭”很有名的那家。谁能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三片”除了辣椒片、肚片,还有哪一片?读书时候,我们常常呼朋唤友,“去吃三片盖浇饭”。不过我爱点的是牛肉蛋炒饭——你不觉得蛋炒饭配牛肉很特别吗?

再说点文艺的吧。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对文艺青年在学校后门的弄堂里开了个酒吧,名叫“麦田守望者”。那时,文艺青年是学校的主流,一听酒吧的名字,大家趋之若鹜。我们学院在那开过诗歌朗诵会,念叶芝、泰戈尔的诗,忘了有没有聂鲁达。

我在华师大念了本科、研究生,之后又留校当老师,今年正好二十年。前几年学校礼品店推出了两件校园衫,一件叫“中北文艺青年”,另一件叫“闵大荒拓荒者”,两个校区的特点可见一斑。

现在,我在“闵大荒”上班。不过只要有机会回中北,我总是屁颠屁颠地特别高兴。

爷叔摇摇头,阿姨讲“小姑娘,侬在做啥”

故事拥有人:顾汀汀,1987年生

“小姑娘,侬来做啥?”

经常划船的河边


夏天的丽娃河畔荷叶茂盛,情侣一对对


“五月的阳光洒下 五月的风吹起

一切沸腾的感情

都将沉淀为清澈的空气

五月的阳光洒下 五月的风吹起

便是年轻的故事最潇洒的注脚”

雷光夏的这首《逝》,我觉得写的就是我的大学时光。

2007年,我考进了华师大的设计学院,教学楼是原先的华师大二附中。那一年,我们流行在寝室里放周杰伦的《牛仔很忙》,流行在网上用QQ聊天,怕中了叫“熊猫烧香”的病毒,当时的网络流行语是“你好雷”、“好有才”。

人人都说“爱在华师大”,直到有天我去交大闵行校区逛了圈,才知道此言不虚。那边的校园里,路上走的是一个个戴眼镜的单身男;我们的校园里,丽娃河边、高大茂盛的杉叶林里,到处是两两相靠的情侣,女生宿舍楼下永远等着男同学。

我们宿舍门口有个很大的操场,记得有好多好多个晚上,大家躺在操场的草地上看星星。夜晚,身边的人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只有远处的灯光星星点点,我们聊着“你将来想干嘛”、“我将来想去哪里旅行”“我们以后会不会一直在一起啊?”

如果把视线拉远一些,会发现操场上躺的都是人,可能还有从浴室里出来的同学端着洗脸盆从不远处经过。但并没有人觉得眼前的景象有什么奇怪,因为校园是我们的理想国,无条件地包容我们肆意做梦,挥霍青春。

有时,白天我们也在草地上躺着,指着远处初见雏形的环球港议论:“这是要造什么宫殿啊?”

校园里那么乌托邦,校门以外又是那么有烟火气。中山北路上的正门旁边有个三层楼的超市,买东西方便;后门出去是曹杨,吃饭、唱歌、买衣服什么都有。我记得枣阳路金沙江路口有家理发店叫“阿玛尼”,我们系的男生理发都去那儿。“阿玛尼”附近还有家KTV,大学四年,我们老去那里唱歌。总有人要点“死了都要爱”和陈奕迅,好像不吼两嗓子不过瘾。最怕有人点古巨基的《劲歌金曲》,一唱十几分钟,女生们集体拿起了手机。毕业时吃完散伙饭,全系同学去唱歌,很多人唱哭了。

当然,最有烟火气的还是后门外面的那一段枣阳路。

我们电影专业的学生时常要拍片交作业。枣阳路上什么人都有,有出来觅食的学生,来自各地的摊贩、餐馆老板,附近新村里的爷叔阿姨,是我们拍实验片的最佳拍摄基地。那时常常旁若无人地在人流里支起三脚架搞创作。记得拍过一个短片,拍人来人往的行人,想表达的是“外面的世界变化好快,我好迷惘”——其实那时的我们多么无忧无虑啊,迷惘是后来才有的事。

长风公园也是我们的片场。我跟要好的女同学一人买了个兔头道具,互相拍照。公园里锻炼的阿姨爷叔惊呆了,纷纷围过来。爷叔摇摇头,阿姨问:“小姑娘,侬在做啥啊?”我也不响,因为同学正在给我拍照啊!那时觉得被当成神经病才开心,我们是学艺术的嘛。

白天背着单反搞创作,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就相聚在枣阳路上的姐妹川菜馆,交流各自拍的大片。姐妹对面是吃烧烤的露天大排档学友,这两家永远挤着许多青涩的面孔,一桌桌点起啤酒来毫不手软。一定要喝到有人醉有人哭,满桌空啤酒瓶才买单收场。

我第一次吃沙县小吃也是在枣阳路,福建同学带我去的。点了份蒸饺,仿佛发现新大陆,当场又追加了一份。后来常常和同学互发短信:几点几点沙县等。

记忆里的枣阳路永远灯火通明。有时一群人喝到满脸通红、后门关门,就走到华师大印刷出版社那边的侧门翻墙进去。被我们吵醒的宿舍阿姨忍不住要念叨两句:又这么晚回来!

毕业那年,学校后门堵上了。有人说是因为店门合约到期,有人说因为华师大地势低,每年台风季总是水淹校园。不知道现在学弟学妹们去哪里吃“黑暗料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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