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的繁体字】从晚清到民国，老百姓怎么打官司？

它们整理装盒，乔迁新居。

大学与小城的文化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地方大量销毁历史档案，还被国务院通报批评。龙泉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堪称幸事。”浙江省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敏说。

朱志伟则认为，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瓯江上游，不易受到外界干扰，是档案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抗战的时候，浙江省政府迁到我们下游的云和县，有170多个单位继续往上游搬，搬到龙泉。”

其中，还有浙江大学。1939年，浙大西迁，为满足东南学子就近入学需要，在龙泉成立浙东分校，后改名为龙泉分校，办学七年，招生逾千。

2007年秋天，浙江大学历史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三个老同学一起吃饭，为学术研究寻找方向。“我和包伟民、方新德是82届的，不但同班，而且同寝室。”韩李敏告诉记者。

其时，浙江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浙江大学也在研究加强人文学科，向各院系征求意见。在一个座谈会上，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包伟民教授斟酌再三后提议：人文学科往往是学者个体思考，不一定适合做大项目，但是就史学而言，像大型档案文献整理，还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领导听进去了，于是，包伟民和同学兼同事方新德，去找韩李敏。“我们问老韩，浙江省里有没有什么档案文献，他告诉我们有一些，然后我们在省内转了一大圈。”

“我向老包他们推荐了好几套档案，其中也有龙泉。”韩李敏1990年左右带工作组去丽水，在龙泉看过它们。“当时就有许多纸张虫蛀霉烂了，但是从晚清到民国，保存如此完整，在全国少见。”

“听说包教授要来，我当时很高兴，”朱志伟说，档案搬到新馆之后，他们也专门请了退休老职工和退休教师来整理。“2004年我们就花了上万块钱买了电脑和扫描仪，但是没有能力研究，研究不透保护就不彻底。”

“浙大和龙泉一直有市校合作机制，所以我也有个‘小算盘’，能通过‘市校合作’办点事。包老师当时已经到了温州，在看当地的历史档案，但是听说他买不到温州到龙泉的车票差点不想来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着急。”

2007年11月20日，包伟民带着青年教师徐立望经过一番周折，还是到了龙泉。“包老师到龙泉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瓶车去接他。”第二天一早，朱志伟带包伟民一行到了档案馆，先看了一批文书档案，但是客人感觉学术价值一般。“然后我就和包老师说，还有一批司法档案。他看了以后，问我之前有没有整理过。我说，没有。”

原本当天就要返回的包伟民推迟了行程。临别前，他告诉朱志伟，是好东西，但是要花时间认真整理，重新制作目录和概要。

大受鼓舞的朱志伟，就像当年四处呼吁扩建档案馆一样，到处找领导，争取经费和项目。

2008年7月，市校合作项目“龙泉民国司法档案研究与整理”正式启动。包伟民说，如果没有龙泉和浙大的特殊关系，这个项目能否开展，也很难说，而朱局长在当地找一个个领导去磨，也很不容易。

拂却尘埃现明珠

龙泉市档案馆的306室，门楣上是“民国档案库房”六个红色宋体字，门里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柜徐徐分开。“龙泉司法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14－24℃，可以有2摄氏度浮动，湿度是45－60%，可以有5个百分点的浮动。”章亚鹏问记者，“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理档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敌敌畏。”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被当时的龙泉县人民政府完整接收，“文革”时被封存在县公安局，1969年做过整理，1973年，龙泉县法院恢复工作后又进行了整理，直到1985年移交至龙泉县档案馆。新任龙泉市档案馆馆长魏晓霞说，现在他们在整理时，还时常发现，当时档案整理并不规范。“有些档案褶皱都没有抚平，就在背面贴上衬纸了。”

2006年，这批档案被列入省级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项目，得到了国家档案局和浙江省档案局的支持。2011年6月，龙泉市档案局又建立了档案裱糊中心，目前的工作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在2008年，“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数字化工作，对档案进行了全彩扫描。2009年1月，浙大历史系编研团队对档案开始重新编目。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次整理很不规范，同一案件的文件散落在不同的卷宗中，重新编目势在必行。“我只能发动研究生，逐张阅读上百万页的材料，再编目录，后来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了，是两个学生吴铮强和杜正贞接手。”包伟民告诉记者。而浙大历史系副教授吴铮强则回顾说，编目主要是组织学生们做的，虽然很粗糙，但是也为后面的选编与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必要的基础。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宋史，但是‘龙泉司法档案’对我同样具有吸引力。”吴铮强回顾说，“我偏向做社会史，这批材料对社会史研究价值太大了，不能仅写几篇文章，要大规模地开展系统整理研究。”

但是，经费一开始并无着落。又是靠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帮忙，包伟民得到了第一笔经费。正好，浙大当时有个对外来资金的配套政策，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又配套了一笔。“当时我还给省社科联打过报告，后来他们告诉我，这项工作已经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经费批下来了。不过接到他们电话时，我已经到了人大，连忙叫浙大方面去对接。”

有如一辆汽车，接连发动了几次，终于缓缓前行，进而驶上了快车道。“龙泉司法档案”犹如一颗明珠被拂去表面的浮尘，日益光耀夺目。多位专家学者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著名清史学者戴逸、著名近代史学者黄兴涛、著名法制史学者黄静嘉不约而同地将它定性为晚清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司法档案，法制史学者王宏治更称它是继宝剑、瓷器之后的龙泉又一宝。

2011年2月，浙江大学成立了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核心，专业收集、整理、编纂与研究地方历史文书。2013年11月，“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龙泉司法档案”又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延续比断裂更重要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司法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也能让人通过对比，看到社会的变与不变。

这是一张立嗣文书，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一切权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倡导的调解工作也常被喻为“做娘舅”。

这是一张大红庚帖，写上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批示“注销”。

订婚这个环节，在现代已经淡化了，即使离婚，也不需要政府官员签字，好合好散的，上婚姻登记处，否则，法院见。

但是，庚帖上的“大红（烛）成对”，也就是一对大红蜡烛，现在，仍是当地布置洞房的必需品，只是改成了电灯模型。

“档案也不能说是完全客观，毕竟是人写出来的，但是它未经后人的修改筛选，相对来说保证了原始状况。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国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

宣统元年呈状。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要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泉县政府。

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系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法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其实基层生活延续性非常强，我们要强调历史的延续，延续比断裂更重要，研究延续就很有必要研究基层生活。”包伟民对记者说。

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发凡起例”

2010年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关注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新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直以跟进和服务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重要地方档案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了解中华书局，主要是它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李静则告诉记者，中华书局也一直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如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因此，对此类文献价值有自己的判断。“2010年，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了解浙大团队的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就感觉很有价值。”

2011年9月，“龙泉司法档案”迎来了出版人。“包老师开私家车带我们去的龙泉，开了5个小时，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太多了，真是翻山越岭。”徐俊感慨地说，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地的档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次开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都会参加，出版工作是多方合力。”

2012年3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年2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换言之，它两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龙泉项目组先后有李静、柳宪、孙晓林和李爽等编辑，还有编校部参加。我们和浙大团队不仅完成了出版任务，而且让地方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达到了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传统经典的标准和规范，有发凡起例之功。”徐俊介绍说，有的地方档案出版也就是以卷宗为单元的简单影印，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还包含了研究性的整理成果。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书5辑96册，共收录案例343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李爽介绍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心，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的各类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使用。

“因为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应该找到适合它们的整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制定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理规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龙泉司法档案”上。也因为此，《选编》第二辑的审读报告获得了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2015年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的一等奖。

撷取近代百年的一个个基层瞬间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内容始于1851年，止于1949年，跨度99年，记录的诉讼案件逾两万宗。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档案学，是‘有文必档’，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这有利有弊，杂是杂了一点，但是许多信息都能保存下来，也是件好事。”韩李敏说，中国的档案学科是近代以后慢慢建立的，但还是有“舍不得扔”的习惯，西方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只有10%需要长期归档，我们现在这一比例还有30-40%。

在这种情况下，用选编的形式进行整理出版更为合适。包伟民说，由于案例众多，不少案情类似，可以从中选取有典型性的案例，以案件类型的典型性、审判程序的完整性、时代的特殊性和整体的史料价值作为首要的选编因素。

这就需要编纂人员在明悉地方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状况、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遴选充分展示社会变迁和基层司法细节的案件，且要兼顾文书的保存情况，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贞都是兼职做‘龙泉司法档案’的工作，特别是做《选编》的第一辑时，天天熬夜。”吴铮强回忆说，“直到浙大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后，傅俊等专职研究人员接手，我们才轻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学，可惜未能如愿，但是却让我遇到了‘龙泉司法档案’。”李爽说，在《选编》第二辑编辑工作的冲刺阶段，自己的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这套书就像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选编》首辑出版，2019年9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出齐，编辑工作历时8年，共涵盖约1084个卷宗、26528件档案，审校了近4万面校样、6万余幅图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赵世瑜表示，《选编》展现了变革时代的山区社会和人的生活世界，而对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一步。

杜正贞则告诉记者，这批档案记录的是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现代法律诉讼制度转变的过程，可以看人们如何在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下去解决老问题，怎么应对变化了的制度，对于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也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历史学要求我们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史料中的人和事，将它们置于那个时代的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解读就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学科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对其理解的完整性。”

和吴铮强一样，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相关资料很少，而编纂这批档案，能更贴近基层社会细节和日常状态，帮助我认识和想象800年前的社会生活。”

而在龙泉，“龙泉司法档案”仍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等待着更多人来开掘。

新馆长魏晓霞说，一方面，他们自己在培养研究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有更多学者来关注它。

老馆长朱志伟说，如果它能再接再厉，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作为一名老档案人，心愿足矣。（记者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