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多。《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学研究的标志。

文学研究一直是陈寅恪不能忘怀的领地。他为王国维遗书作序,专门将王国维的文学研究立为一类,以为用外来观念解读中国戏曲小说是王氏开风气之先之处。陈寅恪多次在著述中提及自己喜读小说,其晚年写作《柳如是别传》,专门注明自己在衰废之年著书,“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又在《柳如是别传》中别出心裁地指出:明末的吴越名姝,与清初《聊斋志异》齐鲁狐女,分别是明、清两代与南北两地文人眼中的尤物,时代与地域的差别,使文人对名姝和狐女的表现各有不同。看似偶然一笔,却是作者熟悉中国小说的证明。1953年以后,陈寅恪研究弹词,研究钱柳因缘,使陈寅恪向文学的研究跨出了一大步,也向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中的今典古典的发明应用跨出一大步。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部分再谈释证之学: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

这段话可以看作陈寅恪关于今典、古典的第二次界定:今典是考证本事,理清当时之事实;古典是解释辞句,明了旧籍之出处。第二次界定比第一次界定更为明清简洁,更重要的是陈寅恪第一次界定后的学术操作是一篇论文,而第二次界定后的学术操作,是80余万字的著述。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更大更广泛。

钱谦益主盟文坛五十年,是一个有诗两千余首,著作等身的文人,又是经历降清复明活动故事甚多的东林党魁首。清乾隆时期,因其贰臣行为,著述被列入禁毁之列。其族孙钱曾注钱谦益诗集,因抵触时禁,宜有所讳。钱曾深恶柳如是,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交往本事,有所隐蔽不著。加上文人民间流传的有关钱柳的记叙与史料,也因禁毁及时间久远,湮没漫灭者不少。这给三百年后追寻钱柳因缘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且陈寅恪在立志追寻钱柳因缘时,已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他必须依靠学术助手的帮助,才能完成研究与书写。

明知困难重重,却要勉力而为,这是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表达的心情。《柳如是别传》的写作,除了成就当年朱雀桥边,乌衣巷口那个懵懂少年“温旧梦,寄遐思”的文学之想外,作者还有“自验所学”的冲动:自验所学其一是“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这些均为陈寅恪下过功夫的学术领域;自验所学其二,是钱之高文雅什、柳之清词丽句,多有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解读钱柳之诗,正为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方法,提供用武之地。温旧梦寄遐思与自验所学的两大学术目标,成为陈寅恪“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的重要凭借。

因为研究任务艰巨,陈寅恪为《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制定了严格的释证范围及义例。其与“今典”“古典”运用有关的原则如下:第一,重在今典。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考证甚详,以补钱曾原注之缺。无关钱柳之诗的本事从略。第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其最原始出处。如原始出处不足通解诗意,则可引与诗意最洽接者。第三,钱柳因缘诗,不仅注重今典、古典,还需注意两人酬和诸作的微妙互动,以求真实体会真实描述。

《柳如是别传》读起来是艰涩佶屈的。步步为营的求证,使阅读无法流畅。陈寅恪对自己用十年工夫完成此著,是富有成就感的。其书后偈言云:“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依靠今典古典的转换,解读古人古籍,是困难重重且危险重重的行为。今人的阅读著述,都是对古人古籍的一种新解与重建。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序时,对上述困难与危险有过提醒和警告。陈寅恪认为对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原因在于古人著书立说,有其环境、背景及时代之真相,如无真正了解,如无契合同情,则可能流于隔阂肤廓。但物极必反。如神游过度,同情失当,又极易流于穿凿附会。穿凿附会之弊,其为害不亚于隔阂肤廓。1932年陈寅恪在清华讲“晋与唐文化史”课程时,谈学术界研究现状,有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的评价。失之滞的旧派,满足于资料,而很少有立论见解;失之诬的新派,有条理解释,但离真实很远。解读陈寅恪今典古典之说,重温陈寅恪当年的学术立意,对当下的学术建设,或许有所裨益。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25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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