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肥致碑》出土时,石碑铭文焕然一新,距石碑时间仅4年,出土18年的《书法导报》。
风化漫漶相当严重,许多字迹模糊不清,两者差别太大了。
二、《肥致碑》的文风文体与一般汉碑差别甚大,尤其是碑文前半段,极像一段志怪小说。熟悉汉碑文体风格的读者能明显感到《肥致碑》的文体风格不同于一般汉碑。
三、《肥致碑》的隶书字体字形与汉碑隶书差别也很大。过去笔者曾认为这是汉碑的一种特殊字体,现在看来,此碑古意太少,晋唐以后隶书风格的成分太多了一些。所谓“体轻味浅,无汉人苍厚之致”者也。
笔者的观点只是初步的,写出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行家指点,通过讨论,逐渐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真实。
此文写完时,见到了刚刚评出的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入选论文目录,获三等奖论文有陆明君的《〈肥致碑〉的真伪问题及碑中“封”字考说》。因未读该文,所以不知作者对该碑真伪问题的看法,但可知《肥致碑》的真伪已经有人开始重视了。写到这里,笔者突发奇想,如果能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检测出《肥致碑》确切成碑年代的话,要比写文章考证它的真伪简单多了,果真能如此,则是汉碑研究中的幸事。 (宋开罗)
《肥致碑》全称《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建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五月。碑高97.3厘米,宽47.5厘米,隶书19行,满行29字,有界格。1996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南蔡庄村,现存偃师市商城博物馆。此碑内容与东汉道流活动相关,《肥致碑》主要是记载了章和二帝与道教徒的交往,故颇为道教研究者重视。墓主肥致,字苌华,东汉梁县人,是一位蜚声海内、群士景仰的道家人物,因擅方术而被诏入宫,受封“掖庭侍诏,赐钱千万”。一般说来,碑额当题碑名,此乃汉碑惯例,如《鲜于璜》碑额“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张迁碑》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衡方碑》额“汉故卫尉卿衡府君碑”,《韩仁铭》额“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等,而《肥致碑》额正中“孝章皇帝孝和皇帝”,左为“孝章皇帝太岁在丙子崩”,右为“孝和皇帝太岁在己丑崩”,共28字,却不是碑额,可以说是特例。碑文突出介绍肥致作为方士的事迹,通篇充满神秘的道教色彩,对研究东汉道教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碑文记有肥致的籍贯、姓名和事迹,故也可以认为是墓志。
该碑由于出土较晚,保存极为完好,字口锋芒宛如新发于硎,清晰逼真,没有太多剥蚀风。
河南梁東安樂肥君之碑
漢故掖庭待詔君諱致,字萇華,梁縣
人也。其少體自然之恣,長有殊俗之操,常隱居養志。君常舍止
棗樹上,三年不下,與道逍遙,行成名立,聲布海內,群土欽仰,來
集如雲。時有赤氣,著鐘連天,及公卿百遼以下,無能消者。詔聞
梁棗樹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禮娉君。君忠以衛上,翔然來臻,應
時發算,除去災變,拜氵掖庭待詔,賜錢千萬,君讓不受。詔以十一
月中旬,上思生葵。君卻入室,須臾之頃,抱兩束葵出,上問:君于
何所得之?對曰:從蜀郡太守取之。即驛馬問郡。郡上報曰:以十
一月十五日平旦,赤車使者來發生葵兩束。君神明之驗,譏徹
玄妙,出窈入冥,變化難識,行數萬里不移日時。浮游八極,休息
仙庭。君師魏郡張吳齋、晏子、海上黃淵,赤松子與為友生,號曰
真人,世無及者。功臣五大夫雒陽東鄉許幼仙,師事肥君,恭敬,解止幼舍。幼從君得度世而去。幼子男建,字孝萇,心慈性孝,常思想神靈。建甯二年太歲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丙午直建,
孝萇為君設便坐,朝莫舉門,恂恂不敢懈殆,敬進肥君,鈊順四
時所有,神仙退泰,穆若潛龍,雖欲拜見,道徑無從,謹立斯石,以
暢虔恭,表述前列,啟勸僮蒙。其辭曰:
赫赫休哉,故神君皇,又有
鴻稱,升遐見紀,子孫企予,慕仰靡恃,故刊茲石達情理。願時仿
佛,賜其嘉祉。
土仙者,大伍公,見西王母昆侖之虛。受仙道,大伍
公從弟子五人,田傴、全囗中、宋直忌公、畢先風許先生,皆食石
脂仙而去。
一个“县”字见真伪
——破解《肥致碑》之谜
宋开罗
传成碑于东汉建宁二年(169)的汉碑《肥致碑》是后人伪造的吗?该碑很多疑点可以证明是“伪造”之说。
《肥致碑》的形制与一般汉碑有很多不同。绝大多数汉碑的碑名都刻写在碑额上,碑额上的碑名大多是篆书,也有的是隶书。如中平二年(186)所立汉碑《张迁碑》碑额篆书“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延熹八年(165)所立的《鲜于璜碑》篆额“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再如建宁元年(168)所立的《衡方碑》碑额隶书“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墓”。汉碑也有一些是无碑额的,这些无碑额的汉碑大部分不题碑名,如《乙瑛碑》、《礼器碑》等。永兴二年(154)成碑的《李孟初神祠》虽无碑额,但在碑文前两行题隶书碑名:“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孟初神祠之碑”,碑名这些字比碑文的字大一倍,还有立于延熹七年(164)的《孔宙碑》有篆额“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碑文第一行又有隶书:“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二者只有“碑”和“铭”一字之别。《李孟初神祠碑》和《孔宙碑》题写碑名的形式都是比较少见的。
局部
《肥致碑》题写碑名的方式非常奇怪。《肥致碑》虽有碑额,但碑额上未题碑名,而是写了两个距成碑时间近百年前的皇帝的帝号,以及这两个皇帝建元时的干支和“”字,字形大小与碑文相仿,看不出这两个皇帝与下面碑文内容有什么关系。《肥致碑》的碑名写在下面第一行开头,字形大小与碑文一致,不另起行。汉碑中绝无如《肥致碑》这样的形制。
为人立传之汉碑的碑名一般形式是只写碑主人的官职和姓氏,如前述之《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和《孔宙碑》等,也有少数在官职之后写上碑主人的籍贯,如前述之《李孟初神祠碑》。《肥致碑》却不同,它的碑名是“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紧接着又写了“汉故掖庭待诏”六字。碑名中河南是郡名,梁是县名,《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属有梁县。“东安乐”三字应是乡里名,已无从考证。汉人书写籍贯均写到县级,未见写到乡里级的,汉碑碑名中写籍贯者就不多,写到乡里更不可能。按正常写法,《肥致碑》的碑名应写为“汉故掖庭待诏肥君之碑”,或加上籍贯写为“汉故掖庭待诏河南梁肥君之碑”,像现在这样籍贯写上乡里名,碑名之后又写上“官职”,次序颠倒的写法太奇怪了。
局部
《肥致碑》的碑文紧接着上面的碑名和“官职”文字,不另起行写道:“君讳致,字苌华,梁县人也。”这里把肥致的籍贯写成“梁县人也”,这又非汉碑写法。《肥致碑》系后人伪造在这里又露出了马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是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县是郡下面第二级行政单位,全国共有37个郡级政区,后逐渐增加到49个,平均每郡下统20来县。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封刘姓子弟为王,建王国,王国的地位与郡相当。汉碑中如果提到人的籍贯,都是写作“郡名(国名)——县名”的格式,但不署“郡”字和“县”字。如《张迁碑》:“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即说张迁的籍贯是陈留郡己吾县。再如《曹全碑》:“君讳全,字景宪,敦煌效谷人也。”即说曹全的籍贯是敦煌郡效谷县。这两人的籍贯都是只写郡名和县名,而不写“郡”字和“县”字。
也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这两个例子的县名都是双音节的,单音节的县名是否也不写“县”字呢?答案是肯定的,汉碑人的籍贯即使是单音节的县名,同样也不写“县”字。如熹平三年(147)成碑的《娄寿碑》:“先生讳寿,字元考,南阳阴人也。”即娄寿的籍贯是南阳郡阴县。
现代人在说到籍贯地名时,正规文件中必须写明省名和县(市)名,还要写上“省”字和“县(市)”字,如“河南省兰考县”。但是在非正规场合可以省略“省”字,双音节的县名也可以省略“县”字,如说兰考县时可以说“河南兰考”;但单音节的肥名却不能省略“县”字,如说杞县就要说“河南杞县”而不能说“河南杞”。汉朝时却不是这样,那时的正规文件如碑文中提到籍贯,双音节郡名不写“郡”字,单音节的郡名则写“郡”字;县名无论单双音节,一律不写“县”字,这种省略是规范写法,毫不含糊,无一例外。
如《孔宙碑》的碑阴有孔宙的门生故吏数十人的名字,这些人名字前都写有籍贯,一律不署“县”字。如“门生陈留平丘司马规字伯昌”,即司马规的籍贯是陈留郡平丘县。“门生北海剧秦麟字伯麟”,即秦麟的籍贯是北海郡剧县。“门生魏郡魏孟忠字待政”,即说孟忠的籍贯是魏郡魏县人。
按《肥致碑》的碑名和碑文所述,肥致的籍贯为河南郡梁县,那么碑文开头应写“君讳致,字苌华,河南梁人也”。而不应像该碑写的“君讳致,字苌华,梁县人也”。少写一个郡名,多写一个“县”字,这绝不是汉朝时的写法。
汉朝时不但碑文写籍贯时不署“县”字,在史书中也是这样写法。史书人物传的籍贯中县名不论双音节单音节,均不署“县”字。如《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杨震的籍贯是弘农郡华阴县。《后汉书•蔡邕传》:“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蔡邕的籍贯是陈留郡圉县。史书中的写法和汉碑中的写法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籍贯中郡名不写“郡”字,县名不写“县”字,是那时约定俗成抑或官方规范的标准写法。
古代为人立传时,籍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其格式有严格的规范。籍贯的表述格式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是可以用来区别古文献成文年代大致范围的标志之一。这种在人物籍贯中县名后不写“县”字的表述方法大约可以划个什么时间界限呢?我们可以在史书中找到答案。
唐宋时改郡一级行政单位为州(府),这时人们的籍贯写“州(府)名——县名”;明清时在州(府)之上建了省一级行政单位,这时人们的籍贯不写州(府)名,而写成“省名——县名”的格式。从唐宋一直到清朝,历代史籍中人物传记的籍贯,双音节的县名都不写“县”字。如《宋史•王安石传》:“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说王安石的籍贯是抚州临川县。《清史稿•阮元传》:“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说阮元的籍贯是江苏省仪征县。可单音节县名中的“县”字写与不写,在各个朝代就有不同了。
查阅史书可知,《新唐书》和这以前的史书中,人物籍贯单音节的县名都不署“县”字,如《新唐书•李白传》附《张旭传》:“旭,苏州吴人。”说张旭的籍贯是苏州吴县。从《宋史》开始,直到《清史稿》,人物籍贯中单音节县名写上了“县”字。如《宋史•范仲淹传》:“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宋史•司马光传》:“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再如《清史稿•潘锡恩传》:“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等。
史书中,人物籍贯单音节的县名写不写“县”字,唐宋之际是个分界线。
从籍贯中单音节的县名写上“县”字这一点来分析,《肥致碑》的成碑年代不可能早于宋代,据此可以判定,《肥致碑》是后人伪造的。至于这个判定是否能够成立,笔者敬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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