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瘈怎么读音】蝙蝠，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负面形象？

遗憾的是，一些古人认为蝙蝠食品价值很高。秦代崔豹的《旧约全书申命记》是“蝙蝠、一只仙老鼠和一只飞鼠。食物的新鲜。"另外，根据葛洪的《瓜棚避暑录》年，蝙蝠“这东西接受跨音马服，使人长寿”。《蝙蝠赋》等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但在古代医学和生物学极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必然会有局限性。像《三国志》这样不朽的医药巨着也是无穷无尽的

美无缺，因此今人无需苛责。

中国古代追求成仙万岁者数不胜数，可真的有人成功吗？对于这样的追求，魏文帝的这两句诗再合适不过：“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为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但愿这样的教训是最后一次。

看来，古人对蝙蝠的评价都是随自己的需求而变，无论是“福”的化身还是“不禽不兽之徒”，都是人类自身的寄托与譬喻而已，与自然界的蝙蝠又有何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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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成为近代“反面教员”

蝙蝠的形象在古代便比较复杂，直到晚清之际，蝙蝠也没有离开文人们的视野。

1905年的《国粹学报》第5期与第7期分别刊登了两篇奇文，《哀蝙蝠文》与《招蝙蝠文》。

《哀蝙蝠文》的作者不明，但作者描述他亲眼看到在上海高竿掣电之下，“蝙蝠成群投明而舞，磁石所引摄，力不胜，陨坠赴地，无复奋飞”。也就是说蝙蝠因电线杆等现代文明的产物而受到影响，在磁场的误导下精疲力尽，被人类踩死。

看来，作者已经对蝙蝠辨别方位的原理有所了解，并寄予了一些同情。不过，他也替蝙蝠“猥不爱惜，外铄其中，依附末光炙之而热炎炎之势，罔顾其后终陨躯命，何异自戕”感到悲哀，既悯其遇，更憎其愚。

分明是人类的扩张危害到蝙蝠的生存，作者却说是蝙蝠自寻死路，未免有些不厚道，不过他也说明是“余怀有托，文以哀之”，又是一托物言志，自然意不在蝙蝠。

有趣的是，很快又有人写《招蝙蝠文》相呼应，这篇文章词藻更加华丽，也更为晦涩难懂。“繄蝙蝠之赋形兮，实托体于穴虫。去纷烦之土壤兮，乘窸窣之微风。应升阳而夏见兮，怀沉阴以蛰冬……”

想必大家也看出这篇赋的意蕴深刻。两篇文章“意有所寄，不必强同也”，都是文人借物抒怀的佳作，蝙蝠只是作者的寄托罢了，更与寻常百姓关联不大。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传媒的逐步发达，蝙蝠的形象开始深入国民心中，意外成为启蒙国人的重要工具。

前文已经提到，蝙蝠因为“尽似鼠形，谓鸟不似”的不伦不类，被古人视为“骑墙派”，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近代中国，骑墙派自然遭到更猛烈的口诛笔伐。

1902年，《大陆报》转载法国人威诺伦的小说《蝙蝠中立》，通过西方人之口狠批了蝙蝠的首鼠两端。

1918年的《神学志》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喻蝙蝠》的文章，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鸟与兽的战争中，蝙蝠一直保持中立，一会儿说“我有二翼”，一会儿说“我有四足”，最后被鸟类野兽“共逐之”。

这个故事与冯梦龙所写其实大同小异，但作者更明白地阐明了内涵，明言这里的蝙蝠指的就是在南北对立中左右逢源的政客、军人、“调和人”。

中国古代便推崇“忠贞不二”，民国之后，万象更新，但许多基本的道德准则仍得以保留。在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紧张对峙的时刻，投身政治者更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反复无常、立场不坚者必定为双方所嫌恶。

因此，蝙蝠在新时代又成为抨击政治投机心理的重要载体。

1925年，庄淳正作《斥蝙蝠式之中西医》，鼓励国人“与实验主义之中医携手，而不可与蝙蝠式之中医共语”，显然是以蝙蝠比喻批判某些不伦不类、只知西医皮毛而不知精髓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救亡图存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原本左右逢源的蝙蝠更是成为缺乏气节的象征，被用于敲打通敌动摇者。而且，由于大众传媒和教育启蒙的迅速发展，蝙蝠不再是几个文人的抒怀之物。

救亡图存，要从娃娃抓起，国难当头，儿童成为国家的希望。1931年的《小朋友》杂志刊登童话《蝙蝠为什么没有巢》，在故事中，蝙蝠同样利用自己似鼠似鸟的特点，先投靠鹰，后投靠狐，但都因习性太坏被赶走，最终落得无巢可住、倒挂梁上的下场。

此时，东北三省正被日军荼毒，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样的童话故事指向鲜明。

1932年，张振亚又在《桃坞》杂志作雄文《讨蝙蝠文》，在扑杀两只蝙蝠后，张振亚还历数蝙蝠之罪，“二蝠汝死固惨，然所以至此者，汝自作自受之因果也，设汝安于分谨乎行，不作首鼠之两端，不冒禽兽之杂种，束身自爱，潜匿避人，则吾曹将纵汝辈走”。

与《讨蝙蝠文》同版的文章还有赞颂爱国将领马占山的《黑马将军传》，在此特殊时期，《桃坞》刊登这篇文章显然意有所指。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危在旦夕的时代，也是国际局势纷繁诡谲的时代，国人同样以蝙蝠来比喻一些国家反复无常、投机侥幸的外交方针，比如1935年《上海党声》的《英国之蝙蝠外交》，以“蝙蝠式”外交讽刺英国对德、意、日侵略集团的妥协退让。

1939年，《新民族》发表短评《想做蝙蝠的日本》，指出日本与德、意结盟不过是蝙蝠式的投机取巧，并非真心帮助德、意对抗苏联，果不其然，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非但不曾出兵苏联策应德国，反而冒死将美国拖入战争，狠狠地出卖了一把“盟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御侮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目标，一切通敌、投机者都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蝙蝠又成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朋友们的反面教员。

1943年胡生静在《广东儿童》发表童话《没有国籍的蝙蝠》，虚构出狡猾的蝙蝠挑拨鸟、兽、鱼三族的全面战争，却又凭借自己兼具鸟兽特点的外形从中渔利，在长达九千万年的战争中蝙蝠“凭着它特有的两翅和四脚，到处可以跑可以飞，鸟呀兽呀都会好好的招呼它”，“到处受到很优裕的招待，它希望这个战争要长久打下去”。

最终，鸟、兽、鱼签订协议，都不给蝙蝠国籍，从此蝙蝠成了没有国籍的怪物。

1943年是关键的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势在这一年变得相当明了，开罗会议后，中国成为同盟国阵营的关键成员，战争也早已由中日两国的孤立战争演变为两大国际阵营的殊死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着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的投机分子将成为全民族、全世界的公敌，等战争结束的那天，也将成为没有国籍的蝙蝠，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之日。

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声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除了位列同盟国阵营外，还有一个汪伪政府加入轴心国集团，无论二战结局如何，中国都是战胜国。

这种看似机灵的想法其实早已有人提出，这个人就是周佛海。1941年6月，周佛海得知德、意两国宣布承认汪伪政府，便在日记里突发奇想：

“目前英、美、俄及日、德、意两战线已分明，谁胜谁败，尚未可知……今南京加入后者，则中国双方均有关系，所谓脚踏两只船，无论胜败谁属，中国不至吃亏。”

周佛海

对于周氏的脑洞，学者邓野评价其为标准的汉奸理论。

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中日战争必将演变为国际性的战争，在两大阵营中，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任何投机的余地，与日本血战多年的惨痛经历也不可能让中日有“并肩作战”的可能，否则只能是“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让中国蒙受污名与耻辱罢了，周佛海这样的说辞不过是自作聪明与文过饰非而已。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变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对日、德、意三国宣战，并率先提出同盟国阵营成员不得与敌人单独媾和，与周佛海相比，高下立见。外交固然需要权谋机变，但终究不能违背正道。

在民族大义与国际正义面前，想做投机取巧的蝙蝠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蝙蝠仍然扮演着“反面教员”的角色。1946年《新上海》刊登《李香兰化作蝙蝠东京飞》，以蝙蝠比喻凭借日本国籍逃脱汉奸审判的李香兰。1947年《礼拜六》又有《杨柳外交和蝙蝠外交（时局展望）》，同样是斥责某些人的投机外交思想。

蝙蝠的“非鸟非兽”纯粹是物种天性，但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就成为一种原罪，有罪的不是蝙蝠，而是投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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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的形象逐渐趋于正面

说了这么多，似乎蝙蝠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很糟糕，但其实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国人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蝙蝠。

早在1873年，西方传教士就在《教会新报》以科学的态度向中国人介绍蝙蝠，指出蝙蝠“最喜食者惟蚊，蚊生多之处，蝠亦生多，此又大益人矣”，世间生灵“无一物虚置”。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理性认识蝙蝠，尤其是蝙蝠捕食蚊虫对人类的裨益。比如1930年的《少年》杂志刊登棠洲的《科学故事：蝙蝠》，向读者介绍蝙蝠虽然长着翅膀，但其实是哺乳动物，且会捕食蚊虫，对人类有益。

同年，《学生杂志》刊载《蝙蝠的捕蚊数》，公布外国科学家堪培尔的统计结果：蝙蝠一昼夜可捕杀蚊子3635只。1940年，周性初也在《科学趣味》上发表《蝙蝠:蚊的敌人》。

《蝙蝠的功劳很大》，来源：《儿童知识》1948年第26期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最直接的原因是技术落后，因此许多有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蝙蝠的仿生学价值。

雷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发明之一，其工作原理与蝙蝠飞行时的声波导航有相似之处，饱受日机轰炸的中国虽然根本不具备制造雷达的技术，但对这种新式防空装备颇感兴趣，也注意到蝙蝠与雷达的关系。

在《中国的空军》《文摘副刊》《一四七画报》等杂志中都有专文介绍蝙蝠的导航原理与雷达技术的联系。

1948年，国统区已是风雨飘摇，但上海的《中华少年》还是在科学问答栏目耐心解答了读者郑志中的疑问，即蝙蝠是否是科学家发明雷达的前导。

这篇问答告诉读者，“与其说蝙蝠是科学家发明雷达的前导，还不如说人们想到雷达和蝙蝠的相似”。

不仅国统区的杂志关心这个问题，解放区杂志也是如此。1949年，张子瞻在《新儿童世界》发文《你看见过蝙蝠吗？它是雷达的始祖》，向小读者们介绍雷达与蝙蝠的联系。在这场战争中，国共立场分明，但追求科学与现代化是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中国古人曾认为吃了蝙蝠可以成仙，但在近代医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人早已注意到蝙蝠会传播疾病。如1932年，冯文华在《医学与药学》译介海外医学新闻《蝙蝠与狂犬病》，警告国人蝙蝠可传播狂犬病。

1939年，《上海医事周刊》刊登《医学文摘:蝙蝠传播瘈咬病》。1940年，《广西农业通讯》发文宣称吸血蝙蝠会在家畜间传播烈性的口足病。

试想，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蝙蝠会传染疾病早已成为常识中的常识，现在还想着吃蝙蝠的人，就是穿越回民国也是古董中的古董了。

到了民国末期，蝙蝠的习性与益害处事实上成为连儿童都需要掌握的常识。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国人科学精神和卫生意识的加强。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点滴之处做起。

简要回顾蝙蝠在中国历史中的形象演变可以发现，这种长相不太讨人喜欢的小动物一直在陪伴着中国人。

不管是首鼠两端的投机者形象，还是吉祥的福星，亦或是民族主义的特殊需求，国人对它爱恨情仇，无非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蝙蝠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试问，到底是蝙蝠危害了人类，还是人类危害了蝙蝠？

长着翅膀不是蝙蝠的错，错的是首鼠两端的投敌者；传播病毒也不是蝙蝠的错，错的是违背自然规律与敷衍卸责的人。人类是最具智慧的生物，也是最容易犯大错的生物，蝙蝠何辜？自然界何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