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属兔的属相婚配表】从庙号到三只兔子

说，胡适都在致辞中确切地予以了回应，且“卯字号”的称谓来由，也明确地予以了说明，那就是：

我们几个人，好在一地儿谈天，所以就有人将我们谈话所在房子，叫做‘卯字号’，这是卯字号的由来。

这样的说明，与十余年后周作人《红楼内外》一文中所称“不知什么缘故”，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或因本即是“卯字号”里老小“兔子”中的一个，亲历亲为了这段“掌故”，胡适在沉痛悼念另一个英年早逝的“小兔子”时，清楚明白地现场宣讲出了这样的致辞来。至于致辞中提到的“今天在这朋友们的挽联中，还有提到‘卯字号’的”云云，实指周作人当时赴会送呈的挽联：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骋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刘半农、陈独秀、朱希祖……

“卯字号”传奇渐次落幕

关于北大“卯字号”的传奇因缘，随着那一帮都是“卯年”生的北大学者，那一群老老小小生肖都属“兔”的北大学者各自崭露头角，在20世纪上半叶里不断为世人所乐道。对这一传奇因缘稍有了解者，不免都要在那茶余饭后的谈资里，评头论足一番。

不过，这些口口相传或是见诸报端的公共评述，其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多新意，也没什么更新的历史信息，大多皆是袭用前述胡适、周作人等“卯字号”中人所曾忆述过的内容罢了。

时至1949年3月19日，上海《立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胡适之是小兔子》的短文，再度将“卯字号”里老小“兔子”的故事复述了一遍，只不过有感于岁月如梭，时过境迁，文末有感叹称：

我那胡博士已不是小兔子，也该成为老兔子。

的确，当时已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已近花甲之年，“卯字号”里那段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豪壮岁月，已成过眼云烟，不堪回首了。毕竟，“卯字号”的称谓及其存在，此时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岂止是青春不再，那一帮老小“兔子”中有不少已不在人世。

先是“小兔子”刘半农因染恶疾，于1934年7月即英年早逝；后有“老兔子”陈独秀，又于1942年5月，在重庆江津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紧接着，另一个“老兔子”，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也于1944年7月，在学务与治学的繁重操劳中，亦病逝于重庆。

就这样，当年“卯字号”里五个老小“兔子”，已去其三，仅存留下来了随西南联大迁至云南昆明，随后又因故未能随清华大学复员，不得不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还有即当时已经飞离北平，正在准备赴台湾安置家属的，已经不再是“小兔子”而为“老兔子”的胡适了。

看来，那“卯字号”的故事与记忆，至此已渐趋黯淡，终将归于落寞了。

“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

随着时光流逝，“卯字号”传奇的渐次落幕，随着由“小兔子”已成为“老兔子”的胡适，于1962年2月病逝于台湾，最终画上了令世人欲说还休的句号。

不过，随后出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似乎又要将“卯字号”的传奇故事，重新演绎于新时代的历史舞台之上。这一说法，出自曾亲历“五四”运动，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许德珩。这一说法，就出现在许氏所撰《回忆五四运动》一文中：

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

应当说，这一说法丰富与充实了北大“卯字号”中人的自述，将“卯字号”的人脉与时代格局进一步拓延，将无论从个人年龄、社会资历、历史地位都更可称为“老兔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给“挖”了出来。这样一来，后边的论资排辈则顺理成章，那“中兔子”陈独秀，“小兔子”胡适的序列，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以说，无论胡适当年是否曾亲口说过，或曾在某篇文章里提到过“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也无论这样老、中、小的“三个兔子”排序之法，是否曾由胡适肇始而为，许德珩的这一番忆述的确予人印象深刻，颇能令人耳目一新。

蔡元培逝世后

陈独秀发表感言

无独有偶，就在蔡元培病逝后不久，已悄然隐居在重庆江津，闭门著书、不问世事的陈独秀，写成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交付南京《中央日报》，于1940年3月24日发表。此文末尾两段总结性的表述中，连续两次将蔡元培、胡适与他自己相提并论，不但充分反映了他们这“三个兔子”曾经亲密无间的情谊，更从历史亲历、事件亲为者的角度，进一步坐实了“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

文中在提及根本反对祀孔尊孔与一味道德说教的思想立场时，陈独秀表示这样的立场蔡、胡二人与其是高度一致的，文中这样写道：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除了在某些思想立场上的高度一致之外，陈独秀在文末还特别强调了“五四”运动与“三个兔子”的重大关联，并以此作为对社会各界的一次总结性质的回应。且看原文如下：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显然，陈独秀八十余年前的这一总结性表述，对后世看待这“三个兔子”对“五四”运动以及北大参与其中的那段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佐证与参考价值。这一总结性表述，虽然还没有直接归纳出“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但恐怕比数年之后的许德珩晚年忆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更有社会影响力一些罢。

事实上，虽然并非北大“卯字号”中人，却对“卯字号”中人有着至为关键的感召之力的“老兔子”蔡元培，早已被公认为北大历史上最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校长。至于“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是否能令时人及世人皆表认同，这并非本文所要关注并能予以确切解答的问题了。无可否认的是，关于北大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确实与这“三个兔子”有着莫大的干系。

◎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