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y子频道设计】支付宝圈：附着在算法上的性别歧视

识的一个重要平台；笔者自己的朋友圈也是时有个人低胸照溢出，褒贬不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女性互联网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性化”（潘绥铭 2006）中国女性在互联网上的自由度，1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上的女性身体空间有了明显的拓宽。

10多年前的BBS上，发个人照片的“流氓燕”、“竹影青瞳“、“芙蓉姐姐”是全中国女性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参加为数不多的网络选秀，也轻而易举能成为国民宝贝。现如今，各大直播平台的女网红多不胜数，层出不穷的网红班更是批发式“制造”乐意在镜头前展示面庞和身材的女网红们。

10多年前被警察叔叔列为违法的网络聊天室，现在被各种深受风险投资人热捧的网红直播间所代替。

2014年笔者在汕头大学教授《身体与空间》一课时，已经可以非常明显的观察到10年间的巨大变化，2005年在网络上能袒露低胸的女性，往往只能在裸聊直播间里才能看到，2014年的YY语音频道，从首页就能发现的直播间都是摆出各种pose的女主播。在网络直播爆红前夕，女性在互联网上身体展演空间已经从10多年前的地下状态，成为蔚为壮观的自发状态。

在说到求打赏，也有人或许要说，女性发个人照片，求打赏，怎么就不可以呢？那么多靠文字和颜值获得收入的媒体人和明星，可以站着把钱赚了，有颜值、有身材的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不是很多人在说“性工作是工作“么，为什么不用脱光就能挣到钱的女孩子们，连低胸的资格都没有了呢？

要知道，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自主的在线上展示自我，虽然网络上的身体展演空间有所突破，并没有改变网络平台开发商对身体展演者的剥削关系。

如果说10年前裸聊聊天室的老板们是通过雇佣关系为网民提供相关服务，那么10多年后，略有松动的女性身体的社会规范，激发了女性自主在互联网上用自己的身体发声的活力，但直播平台却凭借着这股“自发身体展演者”的热潮，堂而皇之的坐收点击率带来的流量红利，同时也更加隐蔽地把直播平台因为“自发身体展演者”的免费劳动获得的巨额利润合法地放入自己的腰包，更有可能获得“女性网络权益积极推动者”的美誉。

在当下的中国互联网，以解放身体为噱头的身体剥削，在女性经济、网红经济的刺激下，在资本寒冬里寻找新创新点的强烈渴望中，日益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网络中女性身体尊严的侵犯和针对女性网络欺凌，女性的网络生存环境随之急剧恶化。

笔者就有过在朋友圈的发布一张吊带背心低胸大尺度运动照之后，被好事者转到性情微信群里被人以“裸照”为名、轻挑评论的亲身体验，虽然只是轻量级的一次网络欺凌，但是即便是拉黑此人，也无法阻止照片在更大范围内转发和遭受欺凌的可能性。

有人会说：这就是你活该，既然知道网络空间不安全，为什么要发“裸照”？发了“裸照”，你还想落得一个好，太天真了！

这不就是那些年责备穿短裙夜里出门遭遇强奸的女性受害者的话语逻辑么？即便是到了网络环境下，女性自主暴露身体的社会半径得到了扩大，但是保护女性身体空间的意识依然欠缺。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曾在2014年10月报道过社交媒体与女性为敌的现状。该报道指出，在所谓“言论自由”的网络规范下，女性在社交媒体上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2010年一个名叫Amanda Todd的12岁女孩在视频前对一个声称是男孩的网友裸露胸部，而对方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恋童癖成年男性，之后的2年内，这张照片不断的被发布到性暴露网页，Amanda和她妈妈的生活因此改变，最后Facebook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幽默”网页使用了她的真名和这张照片，其他未授权曝光的女孩的名字和照片也在该页面显示。该报道指出，2012年10月，Amanda 在YouTube上留下一段视频，讲述这2年内她因为这种曝光的照片遭受的骚扰，随后自杀，而类似的事件并未因此就在网络中绝迹。

就算是支付宝圈子里的那些女性用户在自愿、自主、自由的状态下，发布个人的私密照片，也依然会有遭到网络欺凌的风险。在这样恶劣的充满性别歧视和性别欺凌的网络环境，网络产品触及了坐收身体网络红利的男性消费者利益的时候，网络算法驱动的性别歧视才能有所收敛，正如圈子入口的迅速屏蔽，这才是支付宝圈子掀起的这场准入算法风波，让人看到的最可怕的中国网络现实。

算法的价值偏差带来社会隐患

网络选美

算法，不过是算法制定者根据其认可的社会规范制定的社会游戏规则。

任何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算法，都不是脱离社会现实、处于社会规范真空中的计算法则。由人制定的算法，因其算法制定者自身所有的社会属性，必然附着一定的社会价值。认同处女情结的算法制定者，必定开发出推崇处女情结的算法。愿意满足用户对于女色消费需求的用户，自然开发出按消费等级高低制定的身份准入算法。

现在的互联网产品的算法，均是以市场消费为导向，不论某个社会价值是否带有反人类的属性，只要推崇这一种社会价值的用户有更多的消费，基于这一社会价值需求研发的产品便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于是，以身体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互联网性经济，已经弥漫到各种互联网产品之中，从售卖性幻想到售卖性交机会，还有网络游戏广告片中那些隐约的色情调性，互联网产品越来越多的呈现出结构化性别暴力的原罪。

网络游戏中的暴力

换言之，用消费“投票”制定的算法，有可能以所谓技术民主的方式，唤醒毁灭世界的恶魔。这也正是史蒂芬•霍金博士以及全球人工智能学界普遍担心的“人工智能的盲点”（《自然》杂志 2016）。在这个盲点之中，对附着在算法之上的性别歧视的忽视，更是盲点中的盲点。

社会现实中的性别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欺凌和身体剥削，由于“言论自由”、“身体解放”等观念的支持者日益增加，越来越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隐形了的结构化暴力。另一方面，一刀切的、裹小脚式的针对女性的网络上下的过度保护，也在“反暴力”的话语驱动下，进一步的剥夺和挤压女性在网络上的身体表达空间。在这两种观念的相互撕扯、相互纠缠的共同推动下，互联网上算法驱动的身体剥削进一步加重。

这两种身体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一旦获得制定算法的权限，便会借由算法进一步扩大两者的负面社会影响。因为，如果无法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获得应有尊重的身体表达，不论是支持裸露还是反裸露，互联网上的男男女女都无法摆脱迟早遭受身体剥削及其相关的性别身份歧视的命运。

所以，就算是有一天，女剁手党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基于信用分值设置的男“校园日记、男“白领日记”的准入区隔大发雷霆，也依然会因为消费男色带来对男性的身体剥削。

说到底，算法是由人决定的。在《自然》杂志上撰文《人工智能的盲点》的Kate Crawford 和Ryan Calo指出，以往阻止算法价值观偏差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的3种主要做法（部署及执行、价值观设计法、思维实验法），不是缺少足够的批判声音，就是缺失道德选择算法，总之都难以绝对避免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的伤害。支付宝圈子上线和下线，可以看作是其中部署和执行算法并紧急刹车的一种处理模式，只能减少算法危害的时间，但无法保证上线的算法毫无伤害。

Kate Crawford 和Ryan Calo两人提出，应该在人工智能的各个阶段（概念阶段、设计阶段、部署阶段和调控阶段）都引入“社会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心理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前置研究，从产品的最初概念阶段就把握算法，保证产品上线时能释放出“完善而和谐”的社会价值。

其实，“裸露与否”、“看与不看”，只要和消费挂钩，都逃不开身体剥削的轨迹。缺乏法律制度上对基于性别的网络欺凌、网络暴力的遏制，加之资本驱使的盲目身体解放，在带有原生态性别歧视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驱动下，性别友好的中国互联网或许还会继续推迟到来。

在这种环境下，互联网企业自身在社会责任上的要求，就显得格外重要。

支付宝能够通过“蚂蚁森林”在环保领域释放出积极的社会影响力，相信也能够在支付宝圈子再次上线的时候，带有更加“完善而和谐”的身体价值观，使支付宝的男女用户在互联网上更加平等、安全、体面地表达和获取身体相关的需求，释放出互联网龙头企业在性别友好领域更加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大西洋月月刊》报道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