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字用英文怎么写】翻译之火烧一辈子，——回忆我父亲长谷路。

外景四季常青。这间不过20平方米的宿舍，有时也临时充作父亲和同事、同学开小型会议的场所。

与健斋相隔不远处的斋楼群中，还特配备有一座教授食堂，中西餐兼供，一段时间还有西餐厅。那时，校园内各处师生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伙食有香有味。同时，附近燕园东及西门街巷等处，还有历年开设的私家饭庄、小馆，师生们平时校外到“改善生活”，聚餐或独酌，均甚方便。

张玲（左）和父亲张谷若、母亲陈文资料图片

父亲曾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教英文；二十年后，我入读该校，在毫无知觉中成了老爸校友。而父亲从辅仁迈入北大刚刚两年，我也恰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考入北大中文系，再度和父亲成为校友，唯不同系。我在校四年间，父亲居住的健斋110号，也成为我的“别业”。父亲不在时，钥匙留在门框上，任我来去自由。冬天湖面结冰，我可以趁在这里自习的当儿，换上冰鞋，打开宽大低矮的窗扇跳出去，跑到湖上速滑几圈。图书馆或我自己宿舍过分拥挤的时候，即使父亲在，我也会凑到那里，占据他那张大书桌另一端，和静坐批改学生作业的父亲俯首相对。

此时期，父亲被借调到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国际关系学院前身）做特聘教授。父亲为帮助这所学校初建，除殷勤授课，也尽己之所能，对学校外语设施、授课制度、安排等提出建议。学校方面，为保证像父亲这样的专家能人尽其用，在工作生活上也给予诸多方便。每逢授课日，“干部学校”的小车停到我家小胡同口，父亲立即登车离去。连续数年，父亲乘车往返不计其数，但他并不关心该学校在何方何地。学生结业后即被分配到各自岗位，师生分手自各一方，不相往来。最令父亲念念不忘的，是他在职期间，为这所学校从无到有建立起的图书资料部门。回到北大之后很久，父亲还对我们慨然称道：“每次有国外寄来新书目的时候，圈选起来真是过瘾，人家给图书馆购书拨款多呀！”那种语气，真不亚于盛宴归来称赞某道口颊留香的佳肴。

父亲在顺利完成帮助“干部学校”初创任务之后回到北大，正值冯至伯伯担任西语系主任。他较父亲年轻两岁，在北大习德语期间，因不同语种专业，二人亦无过从，但同为出众学子，彼此自然有识。他和父亲重逢于北大西语系，互相敬慕。冯伯伯代表系、校派给父亲另一要务，即赴开罗大学以英语讲授中国文学。

这本应是引人艳羡的信息。然而父亲面对其时直接领导、昔日同窗冯至先生只回答了一个“不”。

如是言行，一时间曾使周围师生感到困惑。其实这正是已届“知天命”之年的父亲坚持有所为——努力报效这个焕发新生的国家；但也有所不为——适当之机，也要考虑自我适应及心性。作为系主要领导的冯至伯伯虽也以此事为憾，但由于与父亲相知相敬，则仍然尊重父亲的意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冯至伯伯与其他相关部门（包括一些国家党政相关领导机构和重点出版社）的领导人合作协调，聚拢翻译人才。基于对父亲学识根底的深切了解，冯至伯伯给家父委派了更合适他的任务。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幸运，父亲在此时期完成了一系列自己旧译作的校改，还推出了萧伯纳的《伤心之家》、狄更斯的《游美札记》、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以及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等译作。我之所以说父亲幸运，是因为他在自己教书生涯的中年，遇到了翻译事业上的知遇者。

张玲著《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资料图片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事业随着社会文化的复兴再次崛起，除了以上译作的修订与再版，父亲还翻译出版了狄更斯小说《大卫·考坡菲》，以及几种英国文学名著选注、部分唐诗英译等。这大多是他在此前十年放弃功利目的，摆脱形势左右，在社会和家庭环境内外交困之际，独自闭门，面对原文，与作者神交，并付诸笔纸的成果。身为译者，其能动性本来有限，但就在这有限范围之内，父亲作为翻译家的使命还是得以渐行渐显。

父亲的最后一部大书

《弃儿汤姆·琼斯史》这部英国18世纪小说的重头巨著，在我国学术界曾被前辈学者誉为“英国的《红楼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视野。当时，该社年轻编辑施咸荣、王仲英诸位先生曾先后专程来访。他们告诉父亲，根据有关领导指示，人文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外文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会正在筹划一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有“英国小说之父”雅誉的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巨作《弃儿汤姆·琼斯史》即在其中，并即刻开始组稿和物色译者。此时人文社恰巧收到西南一位大学教授投来的译稿。经慎重审阅，大家认为，应该珍视译者对这样一部文字艰深、内涵厚重经典所付出的劳动，特请本社自身人员做了通篇校订、加工，但仍有相当篇幅必须重译、补译。编委会经过研究，特约父亲担负这一任务。一向内敛、与世无争的父亲立即慨允。这是因为他向来爱好翻译胜于教书，尤其乐于应对高难度名著挑战。施先生还对父亲特别说了一句：“大家认为，菲尔丁那种18世纪的英语和他的风格，只有您能传达出来！”

补译《弃儿汤姆·琼斯史》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重点首先是这18卷大部头各卷的首章，按中译文计，约6万言。父亲酣畅而迅速地完成了这部分译文，正值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国外文学》约稿，遂委托我们的通家好友马士沂先生将这部分译稿交付该刊编辑部，连载于该刊第二、三期，反应不俗。与此同时，父亲的这些译文手稿也交付人文社。又经若干时日，人文社孙绳武、蒋路、任吉生等多位编辑又来造访，称许补译稿后，又恳切言说，出版社在将三位译者稿件汇合，具体编辑处理过程中，遇到某种难题，特意征求父亲意见。最后，经父亲和来客共同商定（其间我也插嘴略抒愚见），索性由父亲再独自译竣一部全书，纳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出版。

母亲病逝后，父亲本是向着死亡苦度岁月，但是他的翻译生命之火仍烧得很旺。1983至1987年，略相当于80至85岁的5年间，约1800多个上午连续伏案，又对原作详加脚注，他终于满面含笑，长出一口气说道：“汤姆·琼斯的翻译已经完工，我从此不再做翻译了！”

大约两年后，一次在南方开会，我偶遇人文社新一任外文部主任秦顺新先生，他趁会间休息散步，看似随意而又语气神情都甚庄重地对我说，他们社在安排处理父亲这部译稿出版事宜时，又遇到某种未及预见的情况，经与丛书合作者上海译文社商议，上海方面非常乐于接受出版这部书，现通过我征求父亲的意见。

父亲毕生从事翻译，首先是出于兴趣。他既已享受了那1800余天苦乐交集的过程，交割任务，即算万事大吉，至于哪个出版社怎样处理，对他并不那么重要。此时他既已封笔，就在阅读、赏画、闻乐中自得其乐，静静等待面见他这最后一部大书。

1994年春，病榻上的父亲终于收到由上海寄来的一部《弃儿汤姆·琼斯史》样书，仅仅一部。按当时常规，出版社一般会给译者20部新书。而这部书是工厂装订制作的样书，数量极少，主要供相关部门审读之用。那年除夕，父亲突患中风，此时已缠绵病榻数月。亲切关怀老译者的人文、上译两社领导、编辑对他的病情时加关注，所以如此急迫寄送此部特别样书，确实体现了他们的细腻体贴，同时也令人由衷赞叹先父的幸运！

我至今记得，那时父亲半依床头，用尚能动作的右手和勉强配合的左手，吃力地捧着这部比《现代汉语词典》还大还厚的书，微笑着吐出这几个字：“这辈子，我没白活！”

1994年酷热之夏，8月18日，父亲永远离开了。他的人生故事就此打住。

重实轻名，不慕虚荣

在永别父亲之后，我虽然也写过一点点怀念性的文章，但是原本没有为他长篇立传的念头。我自己没当老师以前，天天看着父亲夹着皮包去学校，从不知教书的难处；自己没教英文、做翻译以前，天天看着父亲伏案书写，从不知父亲的学问有多深。20世纪80年代后，我已进壮年，阴错阳差地辗转步入了外国文学这一行。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摸到了父亲在知识和文化上含金的脉象，像医生给病人号脉那样。

父亲自幼饱读诗书，接受经史子集传统文化浸润熏陶，一向更接近老庄一派超逸洒脱、向往自由的理念气质，对于儒家道统和繁文缛节天生叛逆，这与故乡海岛崇尚道家和泛神风习恰相吻合。父亲是个重实轻名，不慕虚荣之人，他平时长袍大褂，拒绝西装，既不是自命不凡，以特立独行哗众取宠；也不是自诩爱国。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中式服装舒服随意”。在必要的场合，他也偶着西装。衣着如此，饮食亦是同理。他被人称为美食家，也懂西餐，和母亲带我们外出就餐时，常有意教我们点西菜，用刀叉，这使我日后出访欧美时，颇感受益。父亲从未出过国，但无论早年还是晚来，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对优劣高低的区分，皆以实际素质高低为准。冷静客观，明辨是非优劣，才是换来他人敬重的上策——这正是父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涉外交往时的自我约法。

我自己心里始终清楚，父亲虽然不算什么高门大儒、泰斗权威，但是他作为读书人，一辈子渴求知识，恪守道德，扎扎实实治学，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作出了贡献，还解决了一些他人难解之题。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活法，一种利己又利人、不损人而利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也颇值得关注。

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近些年来，我常常感觉到仿佛生活在一种令人兴奋的“历史热”当中，自己的阅读范围有时候自然也就朝着这些方面延伸。我联想到父亲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介平民，不太重视虚浮的名气和个人的闻达，比较单纯地出于对专业、学问的痴情和执着，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轻悄悄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采撷着学术的果实，最终达到生命的饱足。他们也是一些可敬可亲的国之精英！

这些年我自己有了这样一些粗浅的领悟，再加上自家垂垂老矣，怀旧思亲之心也日益深重。稍有闲暇，父亲以及他往昔的同学亲友，尤其是其中有精专才智，或者有独特性格癖好的一些人，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常常会鲜活地在我眼前浮动。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种急迫感，我想把这些生动的画面印象记录下来，生怕他们被后世遗忘。最近三五年，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情、思绪之中，我常常被扰得心绪不宁。最终，我还是打开电脑，一心要把自己脑海里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复制出来。

像重活了一辈子

迄今，我总共写过四本传记。写父亲的这一本是第四本，是部头最大的一本，也是我最看重的。因为以前写的狄更斯也好、哈代也好，传主都是大作家，都是万人仰慕、高山仰止，都有很多早就已经定型的英文原文底本，在我写作的时候可以引用参考。从确定选题到临纸命笔的时候，我都比写这本书要洒脱得多。

而父亲是我活生生的亲人，在我的童年、少年以及父亲的晚年，我都和他朝夕相处，耳闻目睹了很多平凡琐事。自己早年幼稚狂妄的时候，甚至常常对父亲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写这本传记，我至今觉得仿佛是背着父亲的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假如这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我稍微透露一点点风声给他，他一定会立刻扭过头来，轻轻地噘着嘴说：“去去去，胡闹什么！”——他就是这个样子，真的！

在动手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冥冥之中和父亲对话。我问他生活当中和学问路上的种种问题，对他抒发议论和感慨。我提的问题都极其大胆直白，那是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再不能制止我、申斥我了。

这部书对我的意义和以前几部都不一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老年风湿和皮炎反复发作，这双肿胀疼痒的手总像是被魔法驱动着在纸笔和电脑上不停动作。这确实有点像鲁迅先生在自述他开始写小说的时候那样：“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大概是从2019年打开电脑开始敲字，一年多完成初稿。老实说，我在不断的病痛中寝食难安，已经不能保持往日那种如同行云流水一样的写作习惯了，但是我好歹还是坚持下来了，好像是不把“他”写完死不瞑目。

不久前，这本《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在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了。这个题目，不是“风花雪月”，而是“风雪花月”。因为奋斗的人生当中，风雪比花月还是要多。父亲的一生很幸运，甚至很多人都羡慕他，但是我觉得他的风雪还是更多一些。

大学毕业后60余年，我教书、编书、译书、写书，到现在已经出版的书，如果不算翻译、也不算编选的，或者和别人合作的，杂七杂八十来本。这些都是我在正业之余奉献给社会的尺寸之功吧。这本来不足挂齿，但是我要说的是，写作始终是我深感愉悦之事，我甘之如饴。

狄更斯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他还有自己最偏爱的孩子。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不能够深切地体会他这种拿孩子和自己作品做比较的真正分量，但是我也还是把这本传记当作自己的孩子，并且拿“他”和自己的其他作品相互比较。而现今，我还是要高声宣告：这本传记是我最偏爱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我的头脑身心里孕育的时候，陪同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其他家人亲友重聚了：“他”让我重新体尝了一遍往昔的苦辣甜酸——这等于是让我又重新活了一辈子！诸位试想，人生一辈子有多不容易！你们说，我这算不算是占了大便宜，是不是太合算了？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