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文字证据是著名诗人李贺在《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中写道: “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 唐代之后,“锦旗”代“旂常”一直延续至今。“锦旗”一般用彩色绸缎制成,授给作战或各种竞赛中的优胜者,包括团体或个人,以表示嘉奖、敬意、谢意等。
新疆出土的这面旂常即锦旗,悬挂的具体方法是:彩锦横置,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呈现出来。上面的三条白色绢带系在竹杆或木杆上,下面的三条白色绢带分别系上铜铃。然后挂在墙壁上或军帐内,显得庄严肃穆、光荣自豪,起到凝聚军心、激发斗志的作用。
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占卜吉语
在这件2100多年前的汉代锦旗上,最激动人心的是彩色纹样间织出的八个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是一句充满着吉祥的占卜用语,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一,“五星同聚”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之一,是非常吉利的天象。“ 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古代称为太白星、岁星、辰星、荧惑星、镇星。从原始社会起,古人对星辰就有一种自然崇拜的现象,尤其对五大行星和太阳、月亮的观测尤为精确、系统,把它们称为“七政”或“七曜”、“七纬”,并以此预测凶吉。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天文学家石申就明确指出: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者利。” 这就把天文现象和预测战争的胜负联系起来。《史记》《汉书》都有这种说法,还说三星同时出现时,国内会打仗、百姓闹饥荒;四星同时出现,则预示着有小人横行霸道;只有五星同时出现在天空的东方,才是最吉利的星象。这属于原始的自然崇拜。然而,五星同聚或五星连珠的现象并不常见,一般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出现一次,所以更加引起古人的好奇和重视,使得占星学家把这种现象附会上某种天意。非常巧合的是,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尽管国旗上五星的含义与古代占星学中的五星完全不同,但从这件锦旗上直白地读出现代字面的意义,人们更期望预示着古老的中国正在走向复兴和强盛,因此备受今人的喜爱。
其二,“东方”是太阳初升的地方,是一天的开始,代表着欣欣向荣。古人为了观测方便,对广阔的天空进行“分野”,即划分为九块,分别是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和中间,叫九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图4)。”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人们把天上的分野与地上的区域联系起来,即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古时分野中的东方大约指豫州、幽州一带,即中原地区。而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则是地理概念,包括整个中国在内的世界之东方。
幽 天 西 北方 东壁、奎、娄 | 玄 天 北方 须女、虚、危 | 变 天 东 北方 箕、斗、牵牛 |
昊 天 西方 胃、昴、毕 | 钧 天 中央 角、亢、氐 | 苍 天 东方 房、心、尾 |
朱 天 西 南方 觜嶲、参、东井 | 炎 天 南方 舆鬼、柳、七星 | 阳 天 东 南方 张、翼、轸 |
图4
其三,“中国”是古代的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着“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 何尊”铭文,它铸造于周成王五年四月(公元前 1039年4月),铭文中 的原句是“宅兹中国” ,指居住在中原东都成周(洛阳即伊河、洛河流域)的中心之国、中原之国之意。在它以前,甲骨文中虽然也有“ 中”也有“ 国”字,但却没有“ 中国”这个词。从文字和词语的字源语源上说,它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早的称谓(图 5)。当然,两周、秦汉时期的“中国 ”主要是地区或地域或地理概念,并非现在的国名,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尽管它与今天我们作为国家概念、政权概念的 “中国”含义不尽相同,但对于炎黄子孙来说,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图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件锦旗代表着当时中国丝绸织造的顶极水平。中国是丝绸发明的故乡,发展到汉代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百多种丝绸制品,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彩色织锦。一般地说,织锦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彩色经线或彩色纬线来表现花纹,其中,使用彩色经线的称为 “经锦”,这件彩锦就属于经锦。二是使用 “重组织”。简单的织物只需一套经线与一套纬线相互交织就够了,而织锦则需要用多套经线或纬线,称为 “重组织”。 “五星出东方”彩锦属于 “五重组织”,即用了五套彩色经线(红、黄、蓝、白、绿)与一套纬线相交,质地厚实,色彩的配置颇有新意,图案纹样美观流畅。 “五套”在汉锦中是最高档次的。换句话说,这件锦旗代表了汉代时中国也是世界上丝绸织造工艺的最高成就。据考证,这件锦旗属于蜀锦,素有“寸锦寸金”之称,当时只有首都长安和四川成都有能力生产。可以说,这类题材和风格的锦旗,目前在国内出土文物中仅此一件,是非常难得的。
此外,这件锦旗在美术设计、图案装饰、书法创作上也别具一格,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尤其是图案的灵动对称和文字的和谐匹配,更是难得一见(图 6)。“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总体看是楷体字变异为黑体字,“东”和“利”字还保留着篆体字的特点。说到黑体字,有人认为是近百年外文印刷体传入中国才有的。其实,甲骨文中就有黑体字的雏形,发展到汉代强化成体,这件锦旗上的字体充分说明当时的楷书黑体字已经广泛流行,非常成熟了。
图6
总之,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件锦旗上,历经沧桑的时代背景、巧夺天工的织锦工艺、亲切吉祥的占卜用语、深沉厚重的文化积淀,更增添了人们对这件出土文物的喜爱。
三、“南羌”与“西羌”的区别
图7
在深入考古中,人们发现出土的这件锦旗使用的织锦并不完整。与它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块织着“讨南羌 ”三个字的织锦残片(图7)。经过仔细鉴定,这块残片与绣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同属一体,也就是说,它的后面还有三个字,连在一起便成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有人按照两块同属一体的彩锦纹理进行复制,使我们有幸窥见到它当初的全貌(图8)。
图8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件锦旗究竟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生产出来的?古代羌族部落位于汉朝的西部地区,为什么上面写着“讨南羌”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讨西羌”呢?
按照史书的记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句有关军事行动的占卜用语,直接印证的是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 61年)汉宣帝派遣七十六岁的老将赵充国(前137 年-前52 年),率军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那场战争。
居住在我国今甘肃西南部、青海及西南广大地区的羌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民族之一。西汉王朝建立后,这里的各个羌族部落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它们经常与匈奴结成联盟,配合匈奴进袭汉朝的西部地区。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 62年),先零羌召集今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羌族部落首领200 多人,“解仇交质盟诅”,这样,众多的羌族部落便以先零羌为首领,重新结成了联盟。不久羌人便派出使者向匈奴借兵,准备袭占鄯善和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之路。这年秋天,反叛的羌族部落对汉郡袭边塞、攻城邑、杀长吏。在这关键时刻,老将赵充国毛遂自荐,主动请缨率军西征平叛。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率军进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地区),并渡过湟水进入羌族部落聚居地。他们探得羌人部落之间结怨甚深,互相难以统属的致命要害,确定平叛的基本方针是,打击最顽固的先零羌势力,争取被胁迫屈从的部落,恩威并施,分化瓦解,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然而,汉宣帝对于平定羌族部落的叛乱,却想速战速决。他两次下诏催促赵充国迅速出战,并在诏书中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高出,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老将赵充国审时度势,并不为所动,上书说服汉宣帝后,仍然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从而使汉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平叛的最后胜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基本认定,这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应该是汉宣帝为奖励出征西北的赵充国大军特意定制的,因而其上织有皇帝诏书上的占卜用语。织造的确切时间应在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 60年)后,由位于长安地区专为皇家生产用品的少府考工室生产制作的。
为什么锦旗上写的是“讨南羌”而不是“讨西羌”呢?众所周知,羌族部落位于中原地区的西方,汉代通称为“西羌”。但是,赵充国大军进驻到讨羌前线的金城后,羌族部落便位于汉军的西南方向,而带头叛乱的先零羌就在汉军的南方。因此,“讨南羌”充分体现了汉军分化瓦解羌族部落的策略。
四、西域精绝国王的传世珍宝
据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旗出土于西域精绝古国,根据考古报告,出土地点是一座无名男女合葬墓,规格较高,墓中还出土一只刻有 “王”字的陶罐。从墓葬规格及其他佐证判断,墓主人应是一位古精绝国的国王。下葬的时间为东汉末到魏晋。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发现西域有 36国,而精绝国就是其中之一(图9)。据说,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是昆仑山脚下尼雅河旁的一个富庶国家。《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几百年后,大唐玄奘西天取经后东归时发现,传说中的精绝古国和尼雅河凭空消失,只留下一个荒草丛生的尼壤城,也就是精绝国的最后样子。
图9
那么,这件制作于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的锦旗,怎么会出现在大约 200多年后的西域精绝国王的墓葬中呢?况且,从汉军“讨南羌”前线的凉州刺史部金城郡,到西域都护府的精绝国,直线距离达到 3600多里,而金城到首都长安却只有1000 多里,这不是很穿越吗?
原来,当初汉朝确定出兵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时候,汉宣帝与老将赵充国最担心的就是羌族部落与匈奴联合起来,一南一北同时起兵攻汉。赵充国告诉汉宣帝,在汉武帝征和五年(公元前 88年)时,羌人就与匈奴有过一次结盟,最后汉军用了五六年时间才平定羌族部落叛乱。当时羌人与匈奴联系的路线,就是绕到西域诸国,“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其计不合”,即由于利益不同,尉黎国、危须国没有答应与匈奴结盟。匈奴只好“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今罗布泊),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这才达到联络羌人的目的。
为防止匈奴与羌人结盟的这一幕重演,赵充国在出征前向汉宣帝建议:“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因此,赵充国率领汉军到达金城前线后,表面上看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早已派出使者前往西域诸国,让各国对匈奴与羌人之间的来往提高警惕,割断匈、羌之间的联系,以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敌。其中精绝国正好在西域各国的正南方、羌族部落的西北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便成为重点联络的方向。
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军平定羌族部落的叛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赵充国“振旅而还”前夕,理所当然地会慰问为平叛立下功劳的西域各国,慰问品中包括了汉宣帝颁发的这件汉代最高等级的奖励——锦旗。
这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在历史上创下了五个纪录:
第一次将皇帝在诏书中引用的占卜吉语写在锦旗上;
第一次使用皇宫织室生产的最高档次的彩锦制作旂常;
第一次在锦旗上同时绘出日、月和双龙图案;
第一次以锦旗奖励位于西域同汉朝成为宗主国的政治实体;
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确定了中国锦旗的基本样式是在丝绸锦缎上织绣出文字与图案。
因此,这面锦旗便成为精绝国王永世珍藏的宝物。精绝国王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了东汉末年。现如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友好团结、共同抗敌的一个宝贵物证。
2020年9月24日
本文参考书目:《汉书(班固)》《淮南子》《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中国战争史(武国卿、慕中岳)》《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中国史稿地图集(郭沫若)》《丝绸密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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