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9日,尚宇波的病历上写着:“近一个月睡不着觉,情绪不稳定,抑郁状态。”做戏的时候总是犯困,记不住台词,注意力很难集中。随着药物副作用的出现,相机中自己的脸逐渐浮肿。医生说这种病很难治疗,除了药物治疗外,还需要以旅行、健身、写幸福日记等多种方式进行。尚宇波坚持跑步,经常泡在健身房里,让自己做难度极高的训练项目。

。开车去机场,尚于博两个小时还没到,途中甚至开进了玉米地里,一度迷路。

2011年7月带父母外出旅游前,尚于博抑郁症复发,此后四个月不断加剧。

9月20日,尚于博本应到经纪人彭珊家里参加派对,却拐到另一个小区,上了顶层。突然清醒后怕,却怕父母担心,对这事只字未提。

10月初与好友自驾西宁游,在青海贵德的温泉里,尚于博躁郁症发作,开心得哈哈大笑,大喊“我好了!我好了!”。

10月23日,尚于博找母亲决定选择哪一部新戏合作,那时他已经重度症状发作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10月25日,28岁的尚于博做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决定。

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几天后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播出。有网友讨论,尚于博抗压能力差,受不住娱乐圈的压力;有网友猜测是为情所困选择终结;有人猜测可能是与父母之间的不理解有矛盾……

“不是抗压能力差,不是情绪不好,孩子是病了,是不由自己决定的病了。”毛爱珍急于想向世界通告。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约有3亿多人患有抑郁症,我国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达6.8%,约有9500万人,2020年抑郁症成为人类第二大疾病。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因为抑郁症自杀。在15~34岁青壮年人群的死因中,自杀是首因,其中60%~70%的人患有抑郁症。

但我国对抑郁症的医疗防治还处在识别率低的局面,地级市以上的医院对其识别率不足20%,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而且,抑郁症已开始出现低龄化趋势。

2012年10月25日,尚于博去世一周年,中国首家关注精神健康和抑郁症防治宣传的基金会——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成立,毛爱珍亲自担任理事长。毛爱珍还记得做梦时儿子紧紧抱住她,似乎在感谢她所做的一切。

2019年3月,尚善公益基金会举行“抑路前行”项目全国合作伙伴交流研讨会。受访者供图

“要帮助更多人”

毛爱珍将基金会定位在抑郁症防治知识普及。

以高校为起点,传递一套五本相关图书,包含李兰妮捐赠的7500本抑郁症经历图书《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以及毛爱珍亲自参与编写的《关爱精神健康抑郁症》认知手册。基金会得到了越来越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与资助。

2018年至2019年,尚善公益基金会开展活动1000多场,服务抑郁症患者近10万人次;94家机构组织合作入驻,发放抑郁症认知手册11.4万册;为北京和上海地区140名患者提供医疗补贴。

“也要看到,目前抑郁症还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低的问题,这其中也包含污名化现象。”毛爱珍还记得前不久参加一场有关抑郁症防治的活动,患者一家三口在现场大吵起来。正在读大学的女儿重度抑郁以致无法完成学业,母亲哭诉丈夫日常对孩子关心太少,父亲却强力要求女儿不得休学,“大学文凭都没有,以后在社会上怎么立足?”一个个类似又不幸的故事不断上演。

但毛爱珍也看到了一些曙光。今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大家看作国内第一份关于抑郁症防治的专门性文件。《方案》确定试点地区到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0%,抑郁症就诊率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对抑郁症识别率提升50%。

“尤其是‘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康的社会氛围’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精神健康工作者和社会抗抑郁组织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毛爱珍说。

八年过去,在抑郁症防治宣传已经全国有名的尚善公益基金会,仍然稳定在六人小团队。这些年,毛爱珍已记不清接受过多少次媒体专访。在报道陆续拍摄和发出过程中,毛爱珍遇见了更多同伴。

2014年参与拍摄时,毛爱珍遇见了经受过重度抑郁症折磨的张进。作为媒体工作者,张进将自己的治病经历写成《渡过》几部书,并组织成立了患者互助组织。第二年,看过报道的杭州抑郁症患者亲属爱咪在一次活动中主动认识,并在此后发起“郁金香阳光会”,帮助更多患者走出困境。

“我能感受到他给我的力量”,儿子离开对毛爱珍来说不代表一切消失。

毛爱珍在儿子手机里看到一条短信。2011年,尚于博为一位尘肺病人捐赠衣物,并汇款了两千块钱,寄出去后他给经纪人彭珊发短信说,“帮到赵文海我很开心,以后凡是有这样的信息,你转给我,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要帮助更多人”从此也成为毛爱珍的自我责任。“或许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用孩子的离开警醒我关注这个庞大却不被人关注到的群体。”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陈思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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